埃里森看了IBM的研究后，说，“我们可以做这个。”他惊奇的发现第一次有人彻底运用数学的方法来搜集和获取数据，虽然他认为这种技术非常难得，但是并不想运用这种技术，在他眼里，最重要的是这是一个商机。

1977年，32岁的埃里森与以前的两位同事鲍勃•麦纳和伊德•奥茨联手创办了一家软件开发咨询公司。埃里森一直对传统的工作理念——严格遵守上班时间、取悦老板——有一种敌视的态度，这种反抗性从上学时就显示出来了。

厄维•乔姆斯兰德是1970年初埃里森在Ampex公司参与合作的一个软件开发项目的项目经理，他这样评价埃里森，“他很少站在别人的角度考虑问题，如果项目小组有人出错，埃里森就认为这个人应当承担全部责任；但如果是埃里森自己出错，那么他觉得大家都有份。”

埃里森更适合做自己的老板，这样他可以随心所欲的按自己的时间和进度做事。七十年代他曾在硅谷一家名为Omex的公司干过一段时间，有一次他因为早上十一点钟才来公司上班被他的上司训斥了一通，埃里森反驳道，“请问我负责的项目有延期的情况吗？”上司回答说，“还没有。”然后埃里森又问，“那么其他人的项目都准时完成了吗？”上司也说没有，于是埃里森理直气壮的说，“这就对了，每个人都有需要休息的时候，怎么处理我的情况，你看着办吧。”

这件事之后不久，大约在1977年，埃里森打算自己开公司，他向戴维•林借到了6000美元的资金，成立了一家咨询公司，同年，比尔•盖茨和保罗•艾伦在阿尔伯克基开创了微软。微软的目标是实现电脑的个性化，而埃里森则主要为公司以及企业提供服务，他的公司致力于设计出第一套在商业上应用的关系数据库，他认为可以把IBM有关数据库的研究成果开发成为盈利的产品。

埃里森从来不把自己的开发和IBM的研究分离开来，布拉斯根曾收到埃里森的一封信，埃里森直接在信中提到，“如果你能提供给我你们设计的数据库的细节，我来复制，那么我们的系统就是一致的了。”但布拉斯根没有答应他的要求。

埃里森的公司基础并不雄厚，当时资金的运转也没有今天这样灵活，而埃里森又不想吸收更多的人加盟。他和鲍勃•麦纳和伊德•奥茨全凭自己签订合同、执行合同、筹集资金和开发数据库产品。尽管他们的规模小、人手少，但他们在开放的市场环境下慢慢赢得了一席之地。1986年SQL被定为行业通用的程序语言，这对他们是个好消息，因为他们长期以来使用的编程语言就是IBM的SQL，而不是Ingres的QUEL。作为一个独立的咨询机构，埃里森的公司可以依据不同客户的业务方向调整策略，比如说，他们设计和注册的通用的软件产品可以在不同的机器上运行，埃里森称公司设计的是“杂交产品”。随着接手的项目和客户数量的增长，公司开始实现盈利。他的软件被命名为甲骨文公司并于1979年推出第一版，而IBM直到三年后才推出相关产品。

此后的五年间，埃里森的公司，即后来的甲骨文公司年销售额达到了1270万美元。1986年3月12日，甲骨文公司上市，开盘价为15美元，当天的收盘价就达到了20.75美元。埃利森在公司持有的34%的股份升值到9300万美元。就在第二天，微软(当时已从Micro-soft更名为Microsoft)上市，开盘价为21美元，收盘价28美元，盖茨的股票资产上升到3亿美元。

随着公司的壮大，埃利森开始思考怎样扩展自己的天地，他对远东的几次考察也促成了他的想法，他见过一个日本商人，这个人认为美国商人对竞争对手总是持有一种敬畏的态度，他说，“在日本，我们把对手看成抢自己饭碗的敌人，因此我们就是要把对手击垮。”

埃利森在公司反复的引用这个人的话，他把这种观点传达给公司的员工，他要把竞争对手们“斩尽杀绝”，让他们没有活路。

甲骨文公司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技术实力和竞争能力，另一方面公司的销售队伍也功不可没。公司的销售代表薪水很高，当然压力也很大。马克•贝尼奥夫1986年的年薪是30万美元，当时他才25岁，而业绩更高的销售的年薪可达到七位数。贝尼奥夫说，“公司的对销售的管理非常简单，销售们全力以赴，拿不到订单就别回公司。”如果销售们每年的额度不能比前一年翻番的话，那么他们就面临被解雇的命运。

当我把甲骨文公司的这套销售文化讲给埃里森听时，他面露不悦之色。众所周知，一般公司那样把销售当作命脉，而硅谷则推崇技术，他们认为成功取决于产品本身，而不在销售策略。埃利森说，“我们能说服客户购买质量不好的产品吗？当然销售可以做到，但客户能一直听任销售的摆布吗？所以甲骨文公司还是以它的技术取胜。”

事实上，八十年代末期，甲骨文公司的销售力度是任何一家公司都不能比及的。当时关系数据库市场竞争的激烈程度可以与九十年代末网络经济的状况相提并论。为了夺取市场和把对手挤垮，商家们争相降价，即使降到不能保证盈利的水平也在所不惜。据有关人士讲，埃里森当时为了赢得客户，刻意夸大自己的软件产品的性能和公司前景。Ingres的前执行官麦克尔•斯通布雷克曾经在八十年代跟埃里森是对手，他说，“埃里森把向客户撒谎当成家常便饭。”

埃利森则说，“我们以前承诺过的事情有过没有兑现的情况，但这是在所难免的。”

贝尼奥夫说，“拉利当时老是说自己有点记不清说过什么了。”八十年代末在甲骨文公司任销售总监的加里•肯尼迪说，“埃里森既然跟客户承诺，就说明他当时认为这是可行的，埃里森不至于要欺骗别人来获得别人的信任。”

但是很多客户对于甲骨文公司一片怨言，他们没有得到承诺的服务，但是用另外的软件来代替已经投入应用的数据库又涉及非常大的工作量，因此更多客户宁愿选择起诉甲骨文公司。我去圣马特奥法院去查询有关的案件档案时，管理员告诉我需要一整天的时间来查甲骨文公司的案子。对此，埃里森则不以为然的说，“处理根客户的纠纷可以交给我们的法律顾问。”他的话也反映了甲骨文公司对客户持有的态度。尤纳•古普塔是甲骨文公司的第17位雇员，长期在公司担任经理职位，他说，“当时公司里常有描述客户愚蠢的E-mail被传来传去。”

埃利森在与客户一对一谈判中无疑是出色的，他能身兼技术和销售两个职位。但是他有跟客户很少有机会有这样的接触。肯尼迪回忆说，有一次甲骨文公司的大客户Caterpilla的一帮经理赶到旧金山跟埃里森会面，结果连他的影子都没见着，于是会面被安排到几周后，结果这一次埃里森又爽约了。

在这段时间里，埃里森在工作中阴晴不定。古普塔说，“手下要费尽心思猜测拉利下一步会采取什么行动。”埃里森招聘和解雇员工全凭自己的兴趣，在他看来，商业上的合作只是临时性的，就像他的婚姻一样(截止1986年，他已经经历过两次失败的婚姻)。他以成功作为衡量一切的准则。当信息技术成为投资热点时，甲骨文公司依然在数据库软件行业独占鳌头，但是，尽管埃里森创造了一夜发家的神话，但他获取的公众注意力远不及盖茨。

1989年，甲骨文公司的员工达到了4000人，它的总部也搬到了旧金山以南25英里的一座圆柱形玻璃建筑里，楼外还点缀着水池，在硅谷千篇一律的米色写字楼中，埃利森的公司被称作“绿宝石城”。公司停车场里有奔驰、猎豹、甚至还有劳斯莱斯，埃里森则开一辆法拉利，他常炫耀自己在办公间隙还能打上网球。他成打地约会女人，其中很多是他的员工，在办公室的时间屈指可数，员工们说他像“猫王”一样难见。

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的。1984-1990年间任甲骨文公司顾问的艾格•希尔说，“拉利•埃里森比硅谷任何人创造的百万富翁都要多，但这些人非但不感激他，最终都成为他的仇家。”

也许这种说法有些夸大其辞了，因为毕竟人们还是熟悉埃里森亦正亦邪的形象的。很多与甲骨文公司决裂的雇员提到埃里森时表现的很宽宏大量，格里•肯尼迪1990年也与甲骨文公司不欢而散，他说，“那些对埃里森持有偏见的人往往低估了他的才能。”

突然从甲骨文公司中脱离出来会让人失去方向感。珍妮•奥弗斯特里特说，“从充满激情和干劲十足的工作中抽身出来往往叫人手足无措，我还是以最缓和的方式离开的，但我还是用了六个月才从甲骨文公司的工作节奏中调整过来。”

但大多数离开公司的人都跟甲骨文公司有过不愉快的经历，而且与埃里森的关系越密切，决裂就越困难。长期在甲骨文公司担任经理的约翰•隆戈也是很平静的离开公司的，但是他离开时公司在大规模的扩张，他说，“拉利把每个人的离职都看作对他的背叛。”埃里森对隆戈的离开却不这样认为，他说，“我只是有一点被离弃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