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12月，对胸罩设置配额限制；报纸和电视对剽窃、偷取工业产权之风大加挞伐；2004年3月，美国向世界贸易组织递交了一纸诉状，控诉中国对美国生产的“芯片”——英特尔公司的微处理器等——采取了不可接受的关税歧视；同年6月，美国对中国的木床和木制柜子行使特别关税权……面对敌手，美国加强了火力，上述几项案例就是明证。最近10年以来，华盛顿开展了一场针对中国盗版行为的真正的游击战，控告该国不守贸易游戏的规则。但连续几届政府，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政府，却一直小心翼翼，竭力避免使这场游击战扩大为真正的正规贸易战。一方面，这是因为中国拥有反击的武器，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两国的利益联系如此紧密，以致一损俱损。

面对美国的不断袭扰，中国从未歇手。例如，在胸罩战中，中国当局表现得似乎若无其事。这种“波特”牌胸罩在美国市场上的销售受到了华盛顿的限制，中国并未正式反击；然而，中国当局谨慎地通知美国，中国的农产品采购团将搁置访美，其借口是在美国库存的准备向中国出口的大豆中发现了几条令人作呕的蛆虫。这是一个间接的反击，但直中心脏：大豆是美国向中国出口的首要产品，合众国首府的农产品加工业院外游说集团闻此马上闹翻了天！

事实提醒人们，中国如今已经成为世界的第三大进口国，也是美国工业品的重要买主。而且自2001年以来，在国外的各种市场上，中国的进步都最为迅速。对一些企业巨头来说，中国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例如航空业的波音公司，洗涤剂业的宝洁公司，碳酸饮料业的可口可乐公司以及电子业的摩托罗拉公司等。中国领导人深知，他们可以指望华盛顿那些大出口商的院外集团来捍卫自己的利益，使美国政府不会过分冒险地使用自己的炮舰。为避免可能出现的偏航，中国领导人有时也会毫不犹豫地将一些令美国人垂涎三尺的大合同交给它的竞争对手。

面对进攻，北京也能发起反击。在“反倾销”诉讼上，中国就选择过反击。美国曾控告中国人以低于生产成本的价格销售其产品（用行话讲，叫“倾销政策”），这违反了世界贸易组织的国际贸易规则。这是巨人美国在对付一些欠发达国家时经常弹奏的老调。华盛顿在2004年的几个月里就针对58种中国产品抛出了反倾销诉讼，使“中央帝国”成为该领域的第一大靶子。这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北京则以同样性质的诉讼，如控告美国康宁公司在光纤电缆上的销售行为。

中国人很现实，如有必要，他们会主动采取迂迴战术。在无线电话的技术标准方面，他们就是这样干的。而在芯片战中，他们的做法则更具代表性。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于2004年3月第一次受到来自美国的控诉。华盛顿指责北京打算对外国的微处理器征收17%的增值税，而对在当地制造的芯片的税率则只有3%。7月，美国总统特别贸易代表罗伯特·佐立克很有把握地宣布，中国已经放弃这项歧视性计划，有鉴于此，美国也撤回了诉讼。中国对“美国制造”的半导体的需求量确实很大，它自己目前尚无力制造这种半导体。在美国对华出口中，半导体位居第3（每年超过20亿美元）。两位巨人迅速悟出了各自的利益所在，芯片之战很快结束了。

通过这几个例证，人们可以看到，两国经济现在已经高度相互依赖，如果在政治游戏之外再加上贸易摩擦，如果将这种贸易游击战升级为真正的正规战争，那将是十分危险的。目前这些战斗暂时壮大了律师队伍，尚不需要动用将军。但导致局面失控的风险还是存在的。当然，美国白宫和国会的精英们始终都把自由贸易的主张奉为金科玉律，尽管保护主义者的声音有时比较高，但至少在50年以来，他们的行动还是与自由贸易论基本吻合。相反，在人民中间，对自由贸易则从来没有好感。社会上的压力对保护主义有利，这种压力甚至曾使世界加速坠入1929年爆发的危机。目前，压力的增加使自由主义精英们的抵抗显得益发脆弱。中国的冲击在美国深处引发了一系列新的、更大规模的失衡。某些投资人的利益得到了保护，消费者也获得了更多的利益，但部分成本则需要由生产者来承担。这给了那些在历次战斗中已经被严重削弱的企业主们重重一击。在全球范围内，中国的冲击可能导致形成一股新的反抗力量。在美国国内，所有这些因素也有可能促成一种同盟——工薪阶层、老板和部分国会议员等结成的敌对同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