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确定性是所有生物学家的信念，他们关于生命的还原论从基因开始。他们可以把涉及复制分子的关联安心地交给化学，可以集中讨论基因是如何影响行为的。理查德•道金斯主张，基因承袭了那种基本的复制能力，并用“自私的基因”这一说法作了隐喻式的概括。RichardDawkins,TheSelfishGene(Oxford,1976).这一观念认为，动物和人的行为都是为了使基因的存活机会达到最大。由于存在着无数基因，其中每一个都在基因组中扮演着特殊的角色，而且都有着自己最优的生存策略，所以某一种人类行为到底如何取决于基因的存活活动，这并不是显而易见的。考虑到进化的时间尺度是如此之长，情况就更是如此了。即使存活下来是指在社会文化中的变化，而不是在地质学时间尺度上的气候变化，所涉及的时间段也至少有数代之长，这将使得科学结论很难得出。然而基因的确存在，它们决定着一个人的性格、眼睛的颜色、面部特征，等等。但我们只须回想一下就智能等属性而展开的“天性和环境因素”（nature�nurture）的激烈争论关于遗传系统和环境因素中哪种情况对人和动物的影响更大的争议。这种争议常与关于种族的政治、社会问题有关。——译注，就可以发现，要想证明是基因导致了行为是多么困难，甚至像避免乱伦这样的在各种社会都被遵守的行为也是如此。

科学家本来就在认识论上持乐观主义态度，威尔逊的《论契合》一书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威尔逊在这本书中说：

从哲学和历史到道德推理、宗教比较和艺术阐释，人文学科将与科学离得越来越近，并会部分地与之融合。

进而：

只有一条道路可以将众多的知识分支联合起来，结束这场文化战争。那就是不要把科学与文化之间的界限看成是领土分界线，而应看成基本上还未开发的广袤土地，正在等待两边的人合作开发。

但他非常现实，预料到了这样一种回应：

（哲学家）将会做出指控：拼凑、过分简单化、本体还原主义、科学主义以及其他一些用鄙视性后缀正式提出的罪名。对此，我承认有罪，有罪，有罪。

关于还原论，他是对的。没有它，科学将不再是科学。他受到了道金斯的文化基因RichardDawkins,TheSelfishGene(2ndedition,Oxford,1989).观念“谜米”的启发，比如：

曲调、观念、流行口号、服装时尚、制罐和建造拱门的方法。

谜米是新的复制者，也许是在一个个大脑中复制的实际神经结构的要素。依我之见，谜米-基因关联似乎可以概括为这样一个三段论：

基因决定着表观遗传（epigenetic）规则，

文化有助于确定基因的存留，

因此，成功的新基因会改变表观遗传规则，改变文化的导向。

像威尔逊这样的社会生物学家还有许多主张。他们由对昆虫群体的研究外推，用进化的社会生物学原理解释人的道德世界、利他主义和其他文化力量。他们认为，康德的绝对命令、尼采在其《道德的谱系》中的分析、G.E.摩尔关于道德的直觉领悟都漏过了一个关键，那就是道德和所有文化力量的发展和演进都是为了基因能够存活。社会环境（socio�environmental）事件，比如人们交谈、写作、彼此操控对方并不能决定文化。文化是基因的或遗传的。

在我看来，这些说法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它们是科学主义泛滥所导致的产物。这些观点并不有助于调解与人文学科的关系。尽管随着一些说法变得缓和下来，社会生物学的类比变得更加谦虚，科学这边的调解方案似乎显得生动而有趣，但它几乎已经不再是威尔逊所说的研究了。

正如我所说，两种文化是互补的，正如在量子物理学中，动量与位置互补，能量与时间互补一样。强调一方就会排斥另一方。我们在前面曾经借用坐标几何学的术语说，两种文化是相互正交的，这种说法所传达出来的它们的相似性要大于它们实际的样子。当然，就学术而言，双方都崇尚认真的研究，都要求诚实，也都把所做的工作展示在公众面前。但也有一些巨大的差异没有被认识到，比如威尔逊对艺术的定义：

艺术是具有相似认知的人为了传递信息而达到他人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