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黎宗：
对，原则上是的。但刚才阿那托里回顾的有关菲舍尔的那类情况在一些谈判中也会遇到。我所指的是某一方试图以炮制出的一些要求来对另一方施加影响。例如当一个企业主与他的代理商们讨论技术专家体制时，双方所处的背景地位其实是不同的。同理，当纳尔逊?佩尔兹（NelsonPelz）把他的Triangle公司卖给贝希奈（Pechiney）公司，或是巴里?迪勒（B
arryDiller）把自己的USANetworks公司卖给维旺迪公司时，那些整天乘着私人飞机的往返者的自然影响力很可能使那些“普通的”授薪的企业领导者们的行为有所倾斜。确实，协议签署了，但最大的受益者是卖方。①
当其中一方能够以其豪华的游艇或私家喷汽式飞机把对方晃得晕头转向时，我们不能说游戏规则是公允的。
库阿特雷：
这里，我们已能触及到心理实战方面的核心了。那成功地使另一方敬畏的一方是否就胜利在望了呢？
卡尔波夫：
在国际象棋界我们习惯说，最难建树并且保持的事情就是一种“胜势”。它之所以难以保持就因为局势的逆转永远都是可能发生的。如果你对一种胜势的利用稍有迟缓，你的对手就可能弥补他的漏洞，特别是会着意加强他自己后方兵力的部署，而你就有失去曾有的优势局面之虞。
费黎宗：
在商界，一方能向对手施加的影响会导致产生诸多连带效果。我刚刚提到的是通过炫耀个人财富造成的效果，它确实是迷惑那些脑袋瓜缺少锻炼的领导人的有效方式。而利用经验则是另一种重要手段。我想回顾一下1939年初在法英联合代表团与苏联代表团之间的一次失败会面的故事。当时这次会见如果成功，苏联就可能远在1942年之前投入第二次世界大战了。
据博弗尔（Beaufre）将军说：“苏联代表团在表达了其政府委托的职责任务后，对我们所使用的谈判方式早已了然于胸。这一点从第一次会议时就能看出来，当时伏罗希洛夫①元帅即席就程序方面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日程安排、会议主持、口头传达、权力审查，这一大堆问题俄国人都很熟悉，而我们则显得没有考虑过，所以后来我们就设法不去讨论他的提议。于是所有的一切都变成了走过场，而伏罗希洛夫一直都很轻松自如地扮演着辩论引导者的角色。后来，权力审查的问题又给了他另一个成功表现的机会，……他站起身来郑重地宣读了一份官方文件，证实苏联代表团有权签署利于和平、反对侵略者的军事协定；然后他请其他使团领头者出示他们各自权限的证据。法方的杜芒克（Doumenc）将军先出示了他的使命书，上面注明他有资格处理所有军事方面的问题。这种宽泛的措辞中幸而含有‘处理’这个词，因为该词可以勉强让人理解为杜芒克和伏罗希洛夫元帅有相同的权力。然后轮到英方的德拉克斯（Drax）上将，他犹豫了半天才不得不承认他没有任何书面授权。当然对伏罗希洛夫元帅来说，他不会以为英国政府派出上将而未给他实权，但有一点却很明确，即这个上将手上连一片纸都没有。”①这个故事再次表明了如果对局双方不是处于同一层面上，那么谈判的结局势必发生倾斜。
库阿特雷：
我们已经看到所谓影响力或叫支配力所能带来的决定性的好处，而“出其不意”也具有这种效果。正如俗语说的：“一个惊呆的人已输掉了一半。”
费黎宗：
无可否认，使用强力手段更为有效，特别是与出其不意的战术联合使用时。拿破仑如果没有缪拉将军发动突袭造成的出奇效果，也不会赢得奥斯特利茨战役的胜利。②
此外大家当然很清楚一种意外的攻击所能造成的舆论效果（我想到的是偷袭珍珠港和2001年发生在纽约的“9?11”事件）。同样在商界，如果你对任何事都和你的竞争对手说“行”或“给我报个价，反正我肯定从您这买货”，这比那些长期的、巧妙的接敌运动的效果还大。我们把这个叫做出其不意，因为它能扰乱对手的方向，也为最后的胜利埋下伏笔。
库阿特雷：
出其不意的着数，是未经准备的临场发挥还是事前的精心策划呢？
卡尔波夫：
这种出敌意料是要经过精心而且保密的准备的。我记得1987年在塞维利亚，卡斯帕罗夫使用了一种我当时未料到他会用的开局，但幸而我知道这种开局并在早先几年试着布过一个近似的应变局。但奇怪的是卡斯帕罗夫好像对我的应变感到很意外，因为他为下前十步竟花了一个半小时还多的时间。
费黎宗：
在此我想插空引证一下中国文化中的一种传统，他们将实力分为两类，即一般力（中文称为“正”力）和特殊力（中文称为“奇”力）①。第一种力用以锁定对手（比如包围他），第二种力则用于调动对手（例如从侧面进击他）。属于正类的行动一般相对能预见到，因为它合乎事情的一般常理；而属于奇类的行动则相反，一般难以预料，因为它总不合常规而出人意料。
孙子在他的著作《孙子兵法》一书中，提出以正力进攻，以奇力制胜。他认为牵制行动会经常用到，所以这种力量应常备不懈。其实正是此种行动可以给予敌方以决定性的打击，特别是在他没有预料到、也因而未做好防备之处。孙子还把“正奇”两种力量的关系比做一对连环，“谁能说得出，”他写道，“这对环从哪里开始又在哪里结束呢？”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