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阿特雷：

在考虑投入战斗之前，应该先做些准备。同理，在考虑着手谈判之前，也应预做准备。那么，前期准备工作的重要性是否随利害的大小而有所不同呢？

费黎宗：不幸之处正在这里，利害关系越大、我们越被认做要负责，也由此越缺少准备的时间。一场重大的谈判总是伴随着大量的日常工作一起到来，而这些日常工作又必须处理好，因此，你要尽可能最大限度地将其委托出去。

商界中常出现这种情况，即首席谈判代表在他所代表的企业中占有重要职位：他通常是总裁，或是财政主管。这其实对他很不利，因为这就等于说他不可能百分之百地把精力集中在他正在做的事情上。他肯定满脑子都装着其他各种事：一些主管人员有待会见，一些投资项目待做决策，一些工厂待视察，一些报表要转呈，一些议题待调研，等等。而理想的情况应该是：谈判者的时间、精力全部集中于所面对的谈判上。当然，他也许是他工作的企业中具有足够分量的人物，可以在必要时他做拍板决定。

库阿特雷：

阿那托里，你在一场比赛之前是如何从体力上做准备的？你注意自己的睡眠和饮食吗？

卡尔波夫：

体力的准备对一个象棋赛手来说是极其重要的，而且在商界或政治界我想也是一样。我经常特别吃惊地发现：一个企业家或一个外交官不太注意这种体力的准备。可是他们不论在哪一种职位上，都意味着将要集中精力面对一个长时间段和一种困难重重的、有时甚至是敌意环伺的处境；而只有一个身体完全健康的人面对这种压力和高度集中的需求时，才能经受得了。

我记得国际象棋界中，是波维尼克第一个强调指出了这种赛前体力准备的重要性的。波维尼克尽其一生都对自己的身体相当注意，他也一直对自己保养的好身体很满意，况且这种保养取得了惊人的结果：他在46岁时还拿下了世界冠军的称号。

在20世纪50年代，关心自己的体力准备情况还比较新鲜。幸好医学界很快就对国际象棋这项体育运动予以了支持。科研人员从特拉维夫运动会起开始了他们的测试，并将此种测试延续到东京运动会。结果他们非常吃惊地发现苏联队员的体质很好，因此竞技状态甚佳。尽管这些运动员们不擅长其他运动项目，但他们几乎所有人都坚持慢跑和各种形式的田径运动（比如斯帕斯基就如此），还有体操、滑雪和游泳等运动。我自己也一样，我坚持滑雪、游泳和做体操，有时也打打网球。

库阿特雷：

也就是说，科研人员们最后明白了：一个运动员的身体条件越好，比赛中就越能够全神贯注，并取得最后胜利。那么，在企业机构中，是否也有类似的情况呢？

费黎宗：

没有，企业中的保健医生们不会花时间在这类研究上面；设在企业场所内的健身房也不像货币那样被广泛使用，在加利福尼亚也许除外。但是体育锻炼肯定在身体条件和取得成就之间有某种必然的关系，特别是在面临一场高难度的谈判之时。既然所有形式的脑力战斗也同样由体力来支撑，所以我们只能建议谈判组的人员少喝酒、多睡觉，减少咖啡饮用量，或在可能时做些体育运动。

不要忘记，“使对手疲劳”是一种永远值得重视的有效战术，这种因疲惫造成败仗的例子历来就很多。从这一点来说，经常面临倒时差造成的后果可能是灾难性的。每个参与者都会发现一场洲际间的谈判（我指的是一个欧洲谈判组与美洲或亚洲的谈判组之间进行的谈判），会因是否总在同一个场所而完全不同。例如一个欧洲谈判组在不得不每周去美国参加一天的谈判时，他们就会比在欧美两地间轮流进行谈判向对手做出更多的让步。然而美国银行家们似乎是不经意地指定所有的会议都在纽约进行……所以如果你打算向美国购买些什么、而你的总部却设在欧洲的话，那你最好尽量少穿越大西洋上空，并最好向对方提出请他们劳驾来欧洲为好。如果对方答应，那你千万别吝惜钱财，请他们到最好的饭店去吃一顿—你由此得到的好处要大得多。但如果对方拒绝来，那就最好跟他们说：采取会场轮流制是比较恰当的。（当然，你要尽量把最牵心的谈判安排在轮到“在你家”的时候。）这样做，你至少可以在两方的谈判组之间造成某种对等平衡。

不用说，如果你接受自己总是扮演来回跑动的一方的角色，那你无异为自己其后的退让埋下了伏笔。不难想像这样一位欧洲人在8~10小时的空中飞行后，来到有6小时或8小时时差的美国，并直接坐到了谈判桌前（或一块象棋盘前）时的体力状态是如何的了。

卡尔波夫：

当然，这么样一个人是完全K-O①了。他会乱吃一气，而且一杯接一杯地喝咖啡，试图挺住。可是咖啡对清醒头脑帮不上什么忙，而且这么一折腾，一个正常人也得晕场，他甚至会连自己的处境也不能正确判断了。

费黎宗：

我还要补充一点，就是把谈判安排在一顿盛宴之后是明智的。也就是说让你的对手把饭吃饱、把酒喝足，而你自己则只象征性地举杯略微沾唇而已。每个人也都有这样的经验，就是在饿着肚子时脑子反而比较清醒，而且争胜的意志也更强烈；反之，在一顿好饭后，人会变得随和，不太愿意去拼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