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的社交范围局限于家中，乡间小路上或屋檐下，教室里或城市的操场上。但是，近几十年，在大多数文化中，正式的学校教育已经被视为形成政治看法和行为的主要方式。50年前，查尔斯•莫瑞恩（CharlesMerriam）基于对八个西方国家的调查后声称，学校是形成公民教育的主要工具；40年后，两位研究者断定：“在美国，公立学校是政治社会化最为重要而有效的工具。”同时，阿尔蒙德（GabrielＡlmond）和沃巴在他们的五国研究中坚持认为，没有其他的变量能够与影响人们政治观点的教育因素相提并论。这些观点为人们所争论，而给一些研究者留下更深刻印象的是社会化的力量的确多种多样，家庭环境中形成的倾向对课堂学习的影响，以及从各种经验和事件中直接进行学习——在学校教育结束后，这种学习仍将长时间地持续下去。

很明显，太多东西取决于儿童、学校以及学校和文化所涉及的各个方面,即：学生所身处的等级和身份的异质性、课程设置和学校质量以及这些学校作为国家价值观念、区域的或社区的传统和宗教学说的代理机构所具有的权威的程度。正式的课堂训练和课堂教学可能是学校政治影响成效最小的手段。在一项研究中，一群美国学生选修了许多公民学课程，但这看来似乎对他们的政治兴趣、知识和功效感（senseofefficacy）影响甚微。正如每个教师所知，除非在特殊情况下，学究式的教师对学生的影响力非常有限。年幼的孩子比年长的孩子更加容易受其影响，但年幼孩子的政治看法却更加分散，更加不成熟。年长的孩子可能更具有反抗性，但是他们的政治观念一旦形成，他们可能会在政治上更为专注而有效。在一个政治动员和政治灌输较多的社会中，课堂教学可能会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因为它强化了在整个社会中那些更广泛和更强烈的努力。因此，在日本帝国时期，日本小学生参加庆典集会时，要宣读帝国教育法令，要展览天皇的肖像，要参加升旗仪式，而且整个过程按照一个固定的礼仪来进行，这样一来，场面立刻变得庄严而令人感动。学生还要去参拜神社。但是，即使是在专制的社会中，也有可能出现抵制和反抗行为。苏联的教学纲要从不质疑教育是国家的一个工具，教科书、歌曲书、技术指南都必须要服从规定的方针。但是据一项研究表明，“无论在教室、共青团或大众媒体中，政府所支持的所有政治交流中的教条主义和不断重复，都造成了不可遏制的厌倦感”，使得苏联学生变得缺乏政治兴趣。灌输并不都是无法抗拒的。

孩子不仅仅是海绵，只知道吸收文化的影响，他们还混合了心理的影响；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是各种观念的创造者，反过来，他们又把这些观点投射到他们的环境中。在很大程度上，他们本身是什么样的人，影响了他们对所教授知识的理解能力、选择性，以及他们整合他们的知识并将其运用于特定的社会和政治情境中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