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少有领导人会像马丁•路德（MartinLuther）那样看上去不适宜承担革命领导的任务，因为他的运动是在没有党派和组织的情况下进行的；他的力量来自于他几乎不了解的一种集体的追随力量。然而，也很少有领导者能像他这样戏剧性地唤起人们的意识，或者像他这样对其所在时代的政治和宗教态度产生如此震撼性的影响。在其一生的大多数时刻中，马丁•路德几乎都是一个穷困的修道士；他没有自己的政治基础，只有一个不牢靠的神职基础；他也没有军事上的保护——而且他自己的生命和自由也经常处于危险境地。他实际上并没有接受过历史、政治、地理等方面的训练，并且对历史背景、政治组织形式以及他所强烈攻击的那些势力的战略部署也缺乏了解。他并不是通常的宣传家：他几乎不会考虑他人的观点如何，也没有提出什么值得一提的政治纲领，没有从事组织工作的天赋。他既不是一位博学的神学家，也不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哲学家。他基本上是一个保守的人，努力要回归到原始的教义，而不是去创造新的具有革命性的教义。但是他领导了一场革命，其反响至今仍回荡在我们自己的时代中。

路德所具有的禀赋比正规的学习和政治手腕更为有力。他有一种坚定的、狂热的信念引导他去做一切事情。他何其幸运，能够生存在一个适于在观念上有所改变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传播方式已经更加现代化了，因此这个孤独的修道士的声音可以在众多地方得到传播。像很多意识形态的颠覆者一样，马丁•路德回归到了最初的教义和根源——就他来说，就是回到了《圣经》本身。他对《圣经》加以消化吸收、宣讲并且翻译。他崇尚个人的良知、人类内心的神圣情感以及上帝和人类之间的直接的个人关系。他要扫除庞大的罗马教皇的天主教会的固定地位以及它在使用赎罪权和开除教友教籍的行为中肆无忌惮的金钱掠夺，它在将同样的戒条加诸虔诚信徒身上时的那种刻薄嘲讽，它对《圣经》教义的背离行径。恢复人们内心的美德似乎不是政治领导的一种宣言，但是它却意味着对赎罪权的废除和改革，而且这也是对教皇统治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的一种威胁。因此路德遭到了教皇使节、皇帝、国王和红衣主教们的对抗。他不会退缩，更不会讨价还价或改变立场；他不懂得这种算计性的语言——或许也不知道算术技巧。由于自己已被逐出教会，他烧毁了教皇的驱逐诏书，以及罗马教皇法律的核心——教令集（thedecretals）。路德被召至在沃姆斯帝国议会（DietofWorms）的皇帝面前，并被命令公开放弃自己的信仰。对此，他报以否定的回答——并且补充道：“这就是我的立场，我别无选择。愿上帝助我，阿门。”1521年1月，马丁•路德被教皇判以绝罚，4月18日路德受命为自己做长篇辩解，据说这是该辩解的最后一句。

是什么使他产生了这样一种激情和热诚？路德的父亲是一个农民的儿子，后来发迹，成为了一个小铜矿的矿主；他讨厌教士，希望马丁以后会成为一名律师而不是一名修道士。有些人认为，路德小时候的经历对其后来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有证据表明，在路德的家庭中，家规是甚为严格的，这就导致了后来路德短时期的离家出走；也许路德后来对神圣的罗马教皇的反对仅仅是他早年对家中那位严厉、顽固的父亲怀有敌意的一种投射。另一方面，孩子与父母之间的关系也是相互交融、相互依靠的；早期的恋母情结关系能否解释后来的路德？或者是否要将如此具有反抗性的路德追溯到更为基本的心理因素的影响，就像埃里克•埃里克森在他对年轻人的研究中曾出色地探讨过的那些因素？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更强调青年时代的马丁成长于一个上升的自由家庭之中这样一种事实与德国北部繁忙的、商业性的、追逐利润的环境之间的相互影响。而哲学家和理论家则强调理性和认识的影响，特别是路德在“信奉异教的”罗马的旅居生活，以及在他从一个寺院跋涉到另一个寺院的长途旅行中与普通德国人的接触。

短短几年之后——事后看来，几乎是一夜之间——他从一个衣衫褴褛的穷困的修道士，变成了一个强有力的传道者，一个杰出的作家和受欢迎人士。起初的交流主要是停留在口头上。他看透了人类的本质。理查德•弗里登撒尔（RichardFriedenthal）说道：“他的语言变得更加丰富，而且他对城镇、乡村居民以及流浪者的生活有了更深的理解，这些认识反映了当时德国社会各个阶层的生活状态，那些阶层的不安、冲突和希望，让当时的德国几乎达到了爆炸的边缘。种种政治见解是在路上通过讨论和争辩得出的；在城镇中，人们彼此了解，因此人们通常在陈述己见时是有所保留的。而在大路上的谈话——一个农民与一个贵族之间、一个托钵修士与一个骑在马背上的修道院院长之间、一个妓院老板与一个大学教授之间的谈话——才是产生那些激情四射的作品和谈话的真正来源，这些作品和谈话比国会那些枯燥的议会会议记录和令人难以捉摸的议会宣言，更真实地反映当时社会动乱的现状。”

但是，也许在这个时期，印刷文字对改革的推动要比以前任何时期都更加强烈。各种文化知识迅速普及，各种印刷出版物也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以满足这一新的需要。4000册路德的《改善基督教的地位》（OnImprovingtheChristianEstate）一书在短短的几周之内全部销售一空——在那时，这是一个令人吃惊的销售量。至少在10多个城市的印刷商们，只要能得到路德的布道稿，便以最快速度发行它们：木版画把这种新的教义戏剧化地表现出来，其中很多还刻画出了路德的肖像。富有激情的赞美诗成了宗教改革的战歌。当然，《圣经》成为最畅销不衰的读物。

人们后来在谈到马丁•路德时——就像谈到其他所有伟大的领导者时一样——会说，他仅仅是社会变革的一个催化剂，是那些已经积蓄起来的即将爆发的历史力量的导火索。当然许多力量在16世纪早期就开始走向联合之路，在伊拉斯莫和其他思想家的影响下，人文主义得到了空前的繁荣，正处于全盛时期。对罗马教会的反叛情绪正在急剧地增长。大众对政治和宗教运动的理解更加深刻。政治动机和暴力行动正在四处蔓延。路德对这些力量做出了回应，但是他并不是一个被动的接受者。为了与当地的德国民众交流，他说当地的德国方言土语；他将《圣经》译成德文，从而极大地扩大了他对德国和整个西欧的普通民众的影响力。他检查他布道的印刷本，并毫不客气地对粗糙的印刷质量和使用的劣质纸张提出批评。然而，他之所以能引导公众舆论，主要是因为他所创造的一种勇敢、独立的形象；如果路德不是那么坚定和不妥协，那么他的任何修辞和技巧都是毫无用处的。就像其他革命一样，路德的革命在某些方面最终也将趋于保守，甚至变得反动。但是没人能够否认其爆炸性的革命影响。

路德在人们的头脑中引燃了一系列叛逆的思想，而这些思想撼动了整个西欧的神学和政权基础，在这个过程中，路德证明自己是一个高超的传道者和宣传家。他不是一个组织者、集体领导者或战略革命家。他更像是一个预言家而不是政治家。卓越的组织者将随后而至，接着宗教的和政治的军队将大踏步向前。16世纪的革命改良主义导致了后两个世纪的“启蒙的”理性主义——并且，在其后的两个世纪中，又导致了一系列的革命，这些革命将首先瓦解西方的政权，然后令东方的政权走向覆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