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所处的时代中，一个最为普遍的渴望便是对强有力的富有创造性的领导的渴求。我们中的很多人早年都曾生活在充满名人——弗洛伊德和爱因斯坦，肖伯纳和斯特拉文斯基，毛泽东和甘地，丘吉尔和罗斯福，斯大林、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时代里。这些名人中有很多都在２0世纪的中叶故去；其他有一些则日薄西山，然而少数的几个人——如戴高乐，尼赫鲁，也许还有肯尼迪和金日成——也进入了领袖的万神殿。这些伟人跨越了我们的文化、智力和政治视野。我们——遍及各地的追随者们——或爱戴他们，或憎恶他们；或追随他们，或反对他们；或为他们而死，或将他们中的一些人杀死。但是，我们不能忽视他们的存在。

在２０世纪的最后２５年中，我们与领导的生死与共已经让位于对个性的崇拜，让位于以令人惊叹（geewhiz）的方式对待各路名人。我们窥视领导人的私人生活，就好像他们的睡眠习惯、饮食习惯、性生活、爱犬和个人嗜好都传达出具有深刻意义的信息。所有的杂志都热衷于刊登有关“人们”鸡毛蒜皮的琐事，严肃报纸的新闻报道也总是先讲述某个名人的轶事或倾向，然后才进入事情的正题。在红场和天安门广场上，如潮的人流高举着并非巨人的人的巨幅画像游行。个人崇拜——既崇拜英雄，也崇拜魔鬼——在东方和西方都是盛极一时。

目前，领导危机在于，如此多的当权男女平庸无能和不负责任，而又很少有领导脱颖而出以充分满足对它的需要。潜伏在平庸背后的根本危机是理智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