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史郎先生走了。

他走时虽然赶上了一个新的世纪、新的年头,但毕竟还不是春天。

不久前,温家宝总理在回答日本共同社记者提出的“2006年主要有哪些因素和问题会影响中日关系的发展和变化”问题时指出:造成目前这种状况的原因不在中国,也不在于日本人民,而在于日本领导人。日本领导人多次参拜供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极大地伤害了中国人民和亚洲人民的感情。这个问题得不到解决的话,中日关系就很难顺利发展。造成了中日两国政治上的冬天。

东史郎先生在晚年以战争亲历者的身份,向世人讲述历史的真相,并坚持向受害的中国人民谢罪,其目的就是为了创造一个属于中日两国真正友好的春天。

这种真正友好的春天,应该是建立在两国人民心与心的相知之上,建立在对近代日本侵略与加害历史共识的基础之上。

可惜东史郎先生还没有等到属于春天的好时光。

记得有位哲人这样说过:“冬天就要过去,春天还会远吗?”

人们有理由相信,中日两国真正友好的春天一定会到来!

还记得东史郎先生生前说过的话:“就是到阎王爷那里,也要讨回一个公道。”

如今,我真希望东史郎先生能够那样去做,希望他能在另一个世界讨回公道。

我之所以下决心写出这本书,除了借此表达对东史郎先生的悼念之情外,也是为了将他生前追求的正义事业告诉更多的人,让人们去继承他的遗志。

实话实说,我当初决定写这本书,完全是一时冲动,是一股心血来潮。当然,除了热情之外,也有理性思考的因素。

我写这本书的动机,源自赴日参加东史郎先生葬礼的过程之中。

在2006年1月3日至9日的一周时间内,我仿佛经受了一场精神上的特殊洗礼,人也变得特别有精神,身上有股使不完的劲。

掐指算了算,从东史郎先生去世开始,我一直在高效率加速度地运作:在南京迅速承办了“东史郎先生追思会”,47个小时去了一趟日本参加葬礼,接着还去了一回北京参加“世界和平钟”撞钟仪式。此外,我几乎一直在不停地写,白天写,晚上写;在飞机上写,在火车上写;在中国写,在日本也写。写出并发表了《追忆东史郎》、《东史郎葬礼昨在京都隆重举行》、《东史郎葬礼见闻》、《送别东史郎》几篇文章,并分别在《人民日报》、《新华日报》、《南京日报》、《现代快报》、《金陵晚报》等媒体上公开发表后,总感到意犹未尽,不吐不快。翻翻过去写过的文章,居然惊奇地发现有五六万字之多,干脆把这些文章连接起来,出一本书多好呀!

头脑里蹦出来个想法,但要做起来却很难。最大的难处是没有大块完整的时间。临近春节,单位方方面面的事很多,加之迎来送往的外事接待、展馆扩建工程论证、展览大纲编撰等等,忙得团团转,哪里有属于我的时间?

认准的事一定得干!办法总比困难多。

从大年三十开始,初一、初二、初三、初四,我把自己反锁在家里,今年春节写文章。终于抓住了春节长假的大块时间,为我所用,一股作气地写出了四五万字,既赢得了时间,又给自己鼓了劲。

这以后的时间,就是晚上和深夜的时间了。几乎是半夜不用鸡叫便起床写作,真是很累,几次想半途而废,洗手不干,但想想东史郎先生,想到我曾下过的决心,便咬咬牙,坚持了下来。其实,能坚持写出来,还真的不容易。

在我写作的过程中,也有热心鼓励和帮助我的人。

首推南京市作家协会的副主席冯亦同老师。当初,在得知我有意写本有关东史郎的书时,他热情地给我鼓励,说这本书太有意义,值得写。当我将前四章草稿送给他斧正,并请他赐写这本书的前言时,他又给我很高的评价,传授写作技法,帮我联络南京市作家协会王维平秘书长,申请作为该会签约作家作品。

今年初,在深圳市举办展览期间,香港实用货仓公司董事长陈君实夫妇,专程从香港赴深圳看望我,当听说我已完成此书,大加赞赏,因为他们与我与东史郎,都是多年的挚友。陈先生和东史郎均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名誉馆员,多年来,他们对纪念馆建设给与了许许多多宝贵的关心与支持。当陈先生也答应为我这本小书作序时,我的感谢之情,实在难以表达。

日本支援东史郎案审判实行委员会秘书长山内小夜子,应邀为我写了另一篇前言,她是对东史郎了解最多的人,也是东史郎生前最为信任的人之一。她在百忙之中,为我写了鲜为人知的东史郎人生最后几年,甚至于最后时刻的思想轨迹,让我看到并描写一个完整的东史郎提供了依据。

我的家人和同事也给我很多帮助及其支持。我的妻子陈君一直是我事业上忠实的支持者,承担了全部家务,使我在家的所有时间,几乎均用在看书和写作上,她从无怨言。我单位办公室的艾德林、李长琳、王岚、王卉、张霞、王元奎,帮我查找资料、扫描照片等,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2007年1月3日,是东史郎先生逝世一周年纪念日,谨以此书敬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