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不但有情，而且可爱。�

曹操最可爱之处，在于他爱讲真话。本来，搞政治斗争，在官场上混，是难免要讲些假话的，至少要讲官场套话，何况曹操是“奸雄”！但只要有可能，他就讲真话，或讲得像真话，不做官样文章。他的《让县自明本志令》，原本是一篇极其重要的政治文告，称得上“政治纲领”四个字的，却写得实实在在，明明白白，通篇大白话，一点官腔都没有。他先是坦率地承认自己原本胸无大志，也不是什么知名人士。起先只想当个好郡守，后来也只想当个好将军，连兵都不敢多带。只因为时势推演，才把自己推到这个位置，实在是“人臣之贵已极，意望已过矣”。不过现在倒是可以说句大话了：设使国家无有我曹某，真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当然这样一来，说我闲话的人就多了。我可以明明白白地告诉大家：我只想当齐桓公、晋文公，奉天子而霸诸侯。这话我不光是对诸位说，也对老婆孩子说。我还说百年之后，让姬妾们全都改嫁，把我的这些心思传遍四方。同样，我也要明明白白告诉大家，让我现在放弃兵权，回家养老，那也是办不到的。为什么呢？就是怕一旦失去兵权，便会被人所害，国家也不得安宁。我最多只能把皇上的赏赐让一些出去，权力是不让的。总之，“江湖未静，不可让位；至于邑土，可得而辞”。这就是我的态度！�

这话说得实在是再直白不过，直白得你没有话说。你说他吹牛吧，他没吹，他少年时确实没有什么地位和声望；你说他骗人吧，他没有骗，他说他确实想当官，而且还想当齐桓公、晋文公，野心已经够大的了；你说他假谦虚吧，他口气大得很，说没有老子天下立马大乱；你说他不老实吧，他很老实，说手上的权力一时一刻都不放，一分一寸都不让。话说到这个份上，你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没有了。�

曹操实在是聪明：在一个人人都说假话的时代，最好的武器就是实话。这不但因为实话本身具有雄辩的力量，还因为你一讲实话，讲假话的人就没辙了，他们的戏就演不下去了。演不下去怎么样呢？只好下台。所以，对付那些一贯讲官话、套话、假话的人，最好的办法就是直通通地讲实话。就像那个孩子大喊一声“皇帝没穿衣服”一样。这时，那些一贯说假话的人，就会发现原来自己也没穿衣服，其狼狈不堪可想而知，其没有招架之功也可想而知。�

曹操这样说，并不完全出于斗争策略，还因为他天性爱讲真话、实话。因此他讲得自然，讲得流畅，讲得大气磅礴。即便这些实话后面也有虚套，真话后面也有假心，甚至有不可告人的东西，也隐藏得自然，不露马脚。曹操确实很实在。他吃不讲究，穿不讲究，住不讲究，只要饱肚子，有营养，衣服穿着舒适，被子盖着暖和就行了。他惟一的“奢侈品”大约也就是歌舞艺人和小老婆。但曹操即便好色，也好得实在，并不以什么“子嗣艰难”为借口。他招聘人才也很实在，说不管什么人，在朝也好，在野也好，雅也好，俗也好，只要有治国用兵的本事就行，哪怕有不好的名声，可笑的行为，甚至“不仁不孝”，都不要紧，反正能抓老鼠就是好猫。�

正是这种实在，为奸诈的曹操平添了许多可爱。他西征马超、韩遂时，同韩遂在战场上约见。韩遂的士兵听说曹操亲自出场，都争先恐后伸长了脖子要看他。曹操便大声说：你们是想看曹操吧？告诉你们，和你们一样，也是个人，并没有四只眼睛两张嘴，只不过多了点智慧！这话说得很实在，也很可爱，还很洒脱。�

日常生活中的曹操，确实是一个很洒脱很随和的人。他常常穿薄绸做的衣裳，腰里挂一个皮制的腰包，用来装手巾之类的零碎东西，有时还戴着丝绸制的便帽去会见宾客。与人交谈时，也没什么顾忌，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怎么说就怎么说。说到高兴处，笑弯了腰，一头埋进桌上杯盘之中，弄得帽子上都是汤汤水水。他喜欢开玩笑，常常正经事也用玩笑话说。建安十七年机构改革时，有人要求裁并东曹，其意在排挤秉公办事、不徇私情的东曹椽毛玠。曹操的回答却很幽默：日出于东，月盛于东，东西东西，也是先说东而后说西，为什么要裁并东曹呢？又比如阎行投靠韩遂，父亲却在曹操手里做人质。曹操便给阎行写信说：令尊大人现在平安无事。不过，牢狱之中，也不是养老的地方，再说国家也不能老是替别人赡养父亲呀！�

曹操喜欢开玩笑，也喜欢会开玩笑的朋友。太尉桥玄是最早赏识曹操的人，和曹操算是“忘年交”。曹操在祭祀桥玄的文章里就讲了一句笑话，说当年桥老曾和他“从容约誓”：我死以后，路过我的坟墓，如果不拿一斗酒一只鸡来祭一祭，车过三步，你肚子疼起来可别怪我。这就比那些官样文章的悼词可爱得多，情感也真实得多。曹操还有一个老乡叫丁裴，爱贪小便宜，居然利用职权用自家的瘦牛换公家的一头肥牛，结果被罢了官。曹操见到他，故意问：文侯呀，你的官印到哪里去了？丁裴也嬉皮笑脸地说：拿去换大饼吃了。曹操哈哈大笑，回过头来对随从说：毛玠多次要我重罚丁裴。我说丁裴就像会抓老鼠又偷东西吃的猫，留着还是有用的。�

曹操的这种性格，对他的事业很有帮助。搞政治的人，太一本正经其实不好。不是让人觉得城府太深，不可信；便是让人觉得不通人情，不可近。最好是办事严肃认真，平时洒脱随和，原则问题寸步不让，鸡毛蒜皮马马虎虎，既有领袖的威望威严，又有人情味、幽默感。这样的人，最能得人衷心的爱戴和拥护。曹操便正是这样的人。��

的确，曹操虽然洒脱随和，却并不轻浮。他其实是个很深沉的人。�

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曹操狡诈，但不少人又认为他轻浮（即所谓“佻易无威重”），这就是品人之误了。狡诈和轻浮是不能兼容的。轻浮的人必不狡诈，而狡诈的人也一定深沉。因为深沉才有城府，有城府才有权谋。轻浮的人，一眼就能被人看穿，还想搞阴谋诡计？笑话。�

事实上曹操并不轻浮，也不喜欢轻浮的人。在曹操眼里，孔融、祢衡之流便正是轻浮的人。正因为视其为轻浮的人，所以，曹操只是把祢衡驱逐出境，对孔融也迟迟没有下手。直到孔融上书，提出“千里之内不封侯”的主张，几乎要把曹操赶到天荒地远去时（曹操当时封武平侯，封邑离许都仅三百里），曹操这才忍无可忍。即便这样，曹操还是先给了他一个警告。曹操曾以调解孔融和郗虑的矛盾为名，给孔融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虽然进不能施行教化移风易俗，退不能建立仁德团结同僚，但是我抚养战士，杀身为国，打击那些轻浮虚华又爱结党营私的小人（浮华交会之徒），办法还是很多的。可见曹操十分憎恶轻浮，他自己当然也不轻浮。�

不错，曹操小时候是不那么“正经”。他喜欢飞鹰走狗，甚至胡作非为，或者搞点恶作剧，但也喜欢读书，这正是他不同于刘邦、项羽等人的地方。在后来复杂尖锐的政治斗争中，他更是磨砺得深于城府，沉于静思。史书上讲，他“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书，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这是轻俘的人吗？他穿便衣，说笑话，作辞赋，听音乐，只不过是他紧张工作之余的一种放松，也是他内心世界丰富的一种表现，没准还是他麻痹敌人的烟幕弹。他行文、做事、用人的不拘一格，更不是轻浮，而是大气。大法无法。对于曹操这样的大手笔，根本就用不着那么多的格式，那么多的讲究。�

曹操的深沉，还表现在他识人之准，用心之深。曹操是很有心计的。表面上，他可以和你握手言欢，可以和你嘻嘻哈哈，但他无时无刻不在观察你，而且入骨三分。袁术那么气焰嚣张，袁绍那么不可一世，曹操都不放在眼里，但对于那个先前卖草鞋、此刻又寄人篱下的刘备，却另眼相看。尽管刘备在他手下时一再韬光养晦，装聋作哑，曹操还是一眼看穿：“今天下英雄，惟使君（指刘备）与操耳！”吓得刘备当场就掉了筷子。也许曹操不该把这话当着刘备的面说出来，但这可以理解为不够稳重，也可以理解为火力侦察，或敲山震虎。意思是咱们俩谁也别装孙子。咱俩谁也不比谁更傻，或谁也不比谁更聪明。果然，刘备再也装不下去，找个机会就逃之夭夭了。�

如果说，放走刘备，是曹操自己也不能原谅自己的一次疏忽，那么，他收拾别人，应该说都是步步为营，相当缜密的。为了杀荀彧，他先是请荀彧到前线劳军，把他调离朝廷。接着，将其尚书令的职务解除，降为参丞相军事，使之成为自己的直接下属。最后，派人给荀彧送去一个食盒。荀彧打开一看，里面什么也没有，是空的。于是自杀。这样的手段，是轻浮的人使得出的么？在曹操的手下，谁要当真以为他轻浮，那么，自己的脑袋只怕离搬家也就不远了。�

然而曹操又是一个热爱生命热爱生活而且好读书、勤思考的人。这就使他的深沉不同于一般阴谋家、野心家的深于城府，而是有一种对宇宙人生的深刻思考。他的《龟虽寿》和《短歌行》说：神龟能活千年，也有死亡的时候；飞龙能上九天，终将变成灰土。人的一生能有多久？就像那早晨的露水，转瞬即逝（“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龙乘雾，终成土灰”。“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这样短暂的人生，难道不应珍惜？这样脆弱的生命，难道不应呵护？这样不多的时光，难道不应抓紧吗？�

这就似乎可以看作是对宇宙人生的一种哲学思考了。当然，曹操是站在他政治家的立场上来思考的。因此他的结论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是“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也就是说，应该抓紧这不多的时光，在短暂的人生中做出轰轰烈烈的事业，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但这样一种政治抱负，由于有对宇宙人生的哲学思考为背景，有着“让有限的生命变成永恒”的意思，就比“帝王将相宁有种乎”或“大丈夫当如此也”更有格调和品味，也更大气。�

曹操确实是很大气的。读他的诗和文，常会感到他的英雄气势。哪怕是信手拈来、嬉笑怒骂、随心所欲的短章，也因有一种大气而不显粗俗。尤其是他的《观沧海》，是何等的气势：“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这样的诗句，确非大手笔而不能作。钟嵘说：“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这种悲凉，除如刘勰所说，是“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慨而多气也”外，与曹操对宇宙人生的哲学思考也不无关系。曹操毕竟是乱世英雄。对于生命的毁灭，他比谁都看得多，比谁都想得多。他的感慨，是多少带点终极关怀的意味的。�

这就是曹操了。他大气、深沉、豁达、豪爽、洒脱、风趣、机敏、随和、诡谲、狡诈、冷酷、残忍，实在是一个极为丰富、多面，极有个性又极富戏剧性的人物。他是一个鲜活的人，不是政治符号或政治僵尸，更不是康生那样整天阴着张脸、一门心思只想整人的王八蛋！��

然而曹操却被指控为奸雄，背了上千年的骂名。�

曹操当然有该骂的地方。他杀了那么多的人，而且杀得冤枉。他做了那么多亏心事，而且做得缺德。但刘备、孙权他们就不杀人？就不做缺德事？刘备出卖故人吕布，就不地道；孙权废黜太子孙和，就很冤枉。孙和原本是孙权最宠爱的儿子，本人表现也不错，既聪明，又好学，对人也和气。他的失宠，完全是被人陷害。结果，出来打抱不平讲公道话的那些大臣，有的被族诛，有的被廷杖，有的被流放，“众咸冤之”，所有人都认为是冤案。吕布死得倒不冤，因为吕布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他原本是并州刺史丁原的部将，丁原待他像亲人，他却杀了丁原去投靠董卓；董卓对他像父子，他却又杀了董卓去投靠王允。后来落到曹操手上，又向曹操摇尾巴。当时，刘备正坐在曹操旁边，吕布便向刘备求助，因为以前吕布是帮过刘备的。吕布说：玄德公，如今你是座上客，我是阶下囚，绳子把我捆得这么紧，你就不能帮我美言一句吗？谁知刘备却冷冷地对准备下令松绑的曹操说：明公没看见吕布是怎么侍奉丁原、董卓的吗？一句话，便要了吕布的脑袋，气得吕布大骂：大耳朵的小子（刘备耳朵特大）最不可靠！�

实在地讲，吕布虽然是个忘恩负义的东西，但他对刘备还是够意思的。当年刘备被袁术的军队团团围在沛县，曾向吕布求救。吕布虽然和刘备有矛盾，也想杀刘备，但还是亲赴战场，辕门射戟，救了刘备一命。而且，他对袁术的部将说得很清楚：刘备是我的兄弟，我今天是来救他的。所以，这一回吕布也认为自己有资格向刘备求救。诚然，吕布救刘备，是为自己打算（怕袁术得手后又来攻他）；刘备不救吕布，也是帮曹操着想（这等小人留下终是祸害）。但以怨报德，终究有些缺德。实际上，刘备也好，孙权也好，吕布也好，都和曹操一样，是把利益放在首位，道义放在第二位的。作为乱世枭雄，他们的道德观念和道德水平，其实半斤八两，顶多只有五十步和一百步的差别。至少孙权就“性多猜忌，果于杀戮”，也是个喜欢制造冤案而且心狠手辣的。只不过刘备会装，孙权能忍，不像曹操那样明火执杖，肆无忌惮，所以也就没曹操那么多骂名。�

刘备和孙权确实比曹操更狡猾（他们势力较弱，也不能不狡猾些）。尤其是刘备，最会装。他在曹操跟前装窝囊，在诸葛亮面前装弱智，在手下人面前装仁慈、装厚道，连老百姓都知道：“刘备摔孩子，邀买人心”。当然，他们两人的狡猾或者说聪明之处，还在于政治上的低调。他们一直小心翼翼地尽量不露锋芒，以免成为众矢之的。孙权甚至还居心不良地怂恿曹操当出头鸟，幸而被曹操一眼看穿，没有上当。但曹丕沉不住气。曹操刚一去世，他就把汉献帝赶下台，自己当了皇帝，这下子刘备和孙权高兴坏了：有人带头，不上白不上。于是也都人模狗样堂而皇之地当起皇帝来。结果，没当皇帝的曹操被骂成“奸”，当了皇帝的刘备和孙权却无人斥之为“篡”。�

其实曹操吃亏也在这里：他在朝，刘备、孙权在野；他在内，刘备、孙权在外；他的儿子称帝在先，刘备、孙权在后。他“挟天子以令诸侯”，在当时占了便宜，到写历史的时候可就麻烦了：他无论如何也逃脱不了“篡汉”的罪名，摘不掉“奸臣”的帽子，成为历代王朝都要防范的人物，被视为最危险的敌人。你想，如果身边有个曹操式的人物，哪个皇帝睡得着？结果，盛世要防他，乱世也要防他。盛世要防他图谋不轨，乱世要防他兴风作浪，什么时候也讨不了好。�

皇帝要防他，官们也要防他。谁愿意摊上曹操这么个顶头上司呢？没本事他看不起你，本事太大他又要整治你。执法又严，办事又认真，说话又不打官腔，完全不按官场上那一套来操作，这都让人受不了。尤其是他“唯才是举”，用人不论出身，不讲学历，不看背景，以及办事讲究实效，不重形式等等，都让那些只知“等因奉此”、行礼如仪、推诿扯皮的官僚主义者们感到威胁。官僚主义从来就是和官僚制度共生的。而且，越是到封建时代后期，文官制度越成熟、越完善，官僚主义也越严重。曹操既然是官僚主义的敌人，那他也就是官们的敌人。历朝历代，做事的人总是被那些只做官不做事的人攻击，曹操也不例外。�

文人和老百姓也不喜欢曹操。因为曹操杀了不少文人。文人喜欢同病相怜，老百姓更不管他在历史上有没有贡献。陆机就说：“曹氏虽功济诸夏，虐亦深矣，其民怨矣！”在魏蜀吴三国三位开国领袖中，曹操留下的血债大概最多，令人发指的残忍记录也最多。血债总是要还的。杀不了曹操，口诛笔伐不行吗？义愤填膺之际，便难免夸大其辞，甚至诬蔑不实。比方说，他就未必杀过吕伯奢一家，更未必说过“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话。不过，曹操也曾诬赖过别人的，冤枉他一回，也算一报还一报。何况这些事栽到他头上也“很像”。于是，皇帝、官僚、文人、老百姓便都异口同声地说曹操“奸”，尽管他们所指的具体内容并不相同。�

更为严重的是，曹操得罪了中国文化。或者说，得罪了中国文化对人的评价系统。曹操的观点是：一个人，最重要的是要有才、能干，“不仁不孝”倒不要紧。中国文化的传统观念则是：一个人，最重要的是仁义忠孝，有没有才华，有没有能力，有没有功劳，有没有政绩倒不要紧。甚至，平庸一点更好，显得老实、忠厚、可靠。所以，传统社会中的中国人宁肯选择刘备，也不选择曹操。对德才兼备的诸葛亮，就更是推崇备至；对屡犯军事错误、葬送蜀汉前程，却忠心耿耿的关羽，也推崇备至。倒是苏东坡说了句公道话。他认为诸葛亮“言兵不若曹操之多，言地不若曹操之广，言战不若曹操之能，而有以一胜之者，区区之忠信也”。也就是说，仅仅那么一点忠信，便把过人才略和盖世功勋全压倒了。�

这是曹操的悲剧，也是历史的悲剧、时代的悲剧、中国文化的悲剧。因为这种“宁要无才之德，不要无德之才”的逻辑，发展到后来，就是大清王朝的“宁赠友邦，不与家奴”和张春桥之流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正确的评价系统是德才兼备。而且，德不等于政治态度，才也不等于科学知识。其中涉及问题甚多，姑不论。另请参看本书《雍正》一章。。这也是典型的狗与羊的逻辑。因为它翻译过来就是：“宁要一大群狗与羊，也不要一只虎和豹”，如果那虎或豹曾在农场里偷过猪的话。�

好在曹操并不在乎别人给他画的大花脸，更不在乎死后别人的说三道四。他打算做的事情在生前大体已经做完。他可以含笑于九泉了。�

但在我们看来，曹操“至少是一个英雄”（鲁迅语）。而且，是一个有几分可爱也有几分奸诈的英雄。��

曹操，公元155年生，220年卒，享年六十六岁。曹操死后九个月，献帝让位于曹丕，东汉遂亡。又过了一个月，曹丕追尊曹操为太祖武皇帝。第二年，刘备在成都即帝位。229年，孙权在武昌（今湖北省鄂州市）称帝。至此，三国鼎立的局面名副其实地形成，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曹操一生，政治上最得意的一笔是“挟天子以令诸侯”，军事上最成功的一仗是官渡之战，后果最为严重的一次疏忽是放走刘备，失败得最惨的一次是在赤壁，最受肯定的是他的才略，最受指责的是他的人品，最有争议的是他的历史功过，最没争议的是他的文学成就。�

后世吟咏到曹操的诗词不多。古代最有名的是杜牧的诗：“折戟沉沙铁未消，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当代最有名的是毛泽东的词：“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