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炮打响，杨少锋的估计没错，这条消息主题上硕大的问号，引起了人们对原本在福州市场表现不佳的联通CDMA手机的无限猜想，也引起了福州当地四五家平面新闻媒体的新闻大战。
当地其他平面媒体由于漏发了这条消息，跑通讯口的记者被编辑部批评，于是纷纷致电福建联通要求就CDMA的新举措进行采访。结果在第二天，报纸上出现了不同的声音，新闻大战提前到来。一方面，已经发表这条消息的《海峡都市报》、《福州日报》、《福州晚报》以追踪报道的形式继续进行报道，如《福州晚报》的报道标题为“CDMA新促销方案下周出台”（主题）、至年底福州用户将大幅增加（副题）；《福州日报》的标题为“市场定位和客观现实的错位，导致其在推广中陷入困境”（引题）、“CDMA何时再雄起”（主题）；《海峡都市报》更是在其“福州新闻”版以超过半个版的版面对此进行追踪报道，还配发了“新闻分析”，对第一篇报道里言犹未尽的东西进行了补充。另一方面，《东南快报》也“跟进”了一条消息。
然而，也不是所有的媒体都按杨少锋的意图进行，《福建经济快报》报道的标题为“暂停CDMA促销：炒作？”标题上同样是一个硕大的问号，对联通暂停所有促销方案提出了疑问。文章提到，这个举措联通许多领导都不知情，而且市场上原有的促销方案仍在实行，所以得出了此举是炒作的结论。
的确，出自对策划的保密，杨少锋建议联通领导对此事进行消息封锁，除了相关部门的负责人外，联通内部的其余员工都未接到通知。也正因为如此，许多经销商未通知到位，原有促销的手机仍在柜台上卖，所以尽管联通已经决定停掉原来所有的促销方案，但《福建经济快报》的报道也不算失实。
不和谐的声音出现了。怎么办？
有些领导一时慌了手脚，纷纷给杨少锋打电话，怎么办？
虽然之前的种种因素都考虑了，但杨少锋怎么也没想到《福建经济快报》会直接将这个新闻定义为炒作，听领导这么一说，杨少锋也有点急了，赶紧找了份报纸看，看完后，他打了几个电话，问了几个朋友有没有看到关于CDMA的报道，朋友都告诉他，他们看到了《海峡都市报》的报道，但是《福建经济快报》的报道他们却没有注意。于是，他付之一笑，估计得没错，新闻大战已经引爆，但主流媒体是正面的声音，其他媒体从反面炒作反而更有利于整个新闻报道按照他既定的思路发展。杨少锋认为，只要主流媒体保持正面的报道，负面影响不足为虑。
于是，他告诉联通公司的领导不要慌，他对他们说，如果一件事情所有的人都肯定，未必是好事，因为一面倒的声音很快就会平息；但如果多数人肯定，而少数人持否定态度，那么争论就会保持下去，只要肯定的声音大于否定的声音就可以了。他认为，《福建经济快报》对这件事的报道本身也是炒作，实际上与CDMA此举目的是一致的，也是想吸引读者的眼球，更重要的目的也许只不过是希望联通公司往《福建经济快报》投点广告。他建议联通公司不理《福建经济快报》，让他们继续炒作。另外，广告策略也要讲究技巧，不要太分散，主要在对CDMA进行正面报道的《海峡都市报》等新闻媒体上投放，让其继续为CDMA的推广计划配合宣传。
联通领导接受了杨少锋的建议，本来想通过有关部门干预《福建经济快报》报道的想法打消了，而是在《海峡都市报》上投放了大量的广告，与新闻宣传配合，达到了很好的效果。一方面，媒体新闻大战，为CDMA提供了极高的知名度，那一段时间，你随便找一张报纸，都可以看到连篇累牍的与福州联通CDMA有关的报道，CDMA几乎成为街头巷尾谈论的焦点，即使是在十六大召开期间，媒体对CDMA的报道也同时在继续。另一方面，广告的宣传上可以充分体现联通的意图，对CDMA的优越性进行了充分的说明，由此，在知名度的基础上，CDMA又具备了一定的美誉度。当然，后来由于CDMA的网络还不成熟，一些媒体曾对此进行质疑，这是后话。
第一轮的新闻战过后，CDMA具备了极高的知名度。这为其市场的启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根据估算，当时福建主要媒体的报道在第一周的时间内，以1/4到半版进行报道的篇数即达30多篇，这如果折算成广告费的话，至少以百万元计。而且，新闻报道的效果不是广告所能比拟的，不但人们会认真地去读，也有助于加深对CDMA的记忆。联通公司的领导由此看到了营销策划的威力，对杨少锋的能力有了一定的了解，对他所提出的方案信心也增加了。
为了趁热打铁，杨少锋迅速地开始了他营销计划的第二步。这一次，他在全国首次公开提出了“手机不要钱”的概念。应该说，国内其他城市早就有了员工担保、银行存款抵押等方案，事实上也是“手机不要钱”，但在对外口径上，却一再遮遮掩掩，没有人公开提出“手机不要钱”的概念。而杨少锋与常人不太一样的地方就在于，别人不敢做的，他做；别人不敢说的，他说。他深信，就算全国其他地方已有了“手机不要钱”的做法，但只要没人说，他就是第一次提出来，而第一次提出这么重大的一个概念，媒体没有理由不进行报道。于是，他把这个重磅炸弹又扔向媒体，果然，报纸上对“手机不要钱”的概念进行的报道、质疑又持续了一段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