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昭和16年）12月8日，联合舰队由两个以上舰队编成的海军核心部队。日清战争（1894年）开战前创设。根据海军“指挥官领先、率先垂范”的传统，将司令部设在旗舰上，作为辅佐司令长官的幕僚，有参谋长和很多参谋。关于部队运作和作战等军令，要受上司即军令部总长的指示，但自从司令长官带有海上作战总指挥官的性质后，与军令部冲突的场合有所增加。“赤城”号航空母舰的飞行队长渊田美津雄俯视着停泊在夏威夷珍珠港的美国舰队，发出了“托托托托……”（全军突击！）的电报。联合舰队的司令长官是山本五十六。从6艘航空母舰上起飞的攻击机编队对美国太平洋舰队拥有的全部8艘战列舰给予了毁灭性打击。

同时，在南方作战方面，陆军司令官山下奉文率领的第二十五军在马来半岛登陆。从台湾的航空基地起飞的零式战斗机编队数日间便获得了菲律宾的制空权。

开战两天后的10日，80多架攻击机组成的编队在马来西亚海域将英国海军的“威尔士亲王”号和“反击”号两艘战舰击沉，1942年2月，英属殖民地新加坡被攻陷。3月，驻菲律宾美军总司令麦克阿瑟逃往澳大利亚。日本不费吹灰之力就一手掌握了西太平洋的制海权和制空权。

在首战告捷之后，日本开始走向失败。但是，现在让我们首先研究一下日本的战争目的，到底是为了“自存（自立生存）自卫”呢？还是为了建设“大东亚共荣圈”呢？实际上，目的的含糊不清导致了战争运作上的失败。

1941年11月2日，东条英机首相将决定“开战”的方针上奏昭和天皇，当时天皇问他:“战争的大义名分该如何考虑呢？”东条回答:“目前正在研究，改日再禀报。”甚至在作出“开战”决定的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上，对这个问题也没有进行充分的讨论。

海军的意见倾向于战争的目的是“自存自卫”。认为是由于美国采取石油禁运措施，“石油即将告罄，不得已才动手的”。

陆军中也有很多人赞同“自存自卫”论。然而，东条首相兼陆军大臣在制定国策的过程中，每次接受说明时都强调“大东亚共荣圈才是基本”。陆军省军务局军务课课长佐藤贤了也一贯主张“大东亚共荣圈”，根本听不进什么自存自卫论。1941年12月8日，美国总统富兰克林•D•罗斯福签署对日战争宣言。

陆军始终念念不忘对华战争，“比海军和政府更加不希望对美开战。尽管如此，为了完成支那事变，哪怕是一场百年战争也不得不在所不辞”。（《机密战争日志》）对东条等人来说，通过对美、英的战争实现大东亚共荣圈正是使中国“屈服”的最后手段。

11月5日御前会议正式决定的“帝国国策实行要领”规定，“帝国为了打开目前的危局，完成自存自卫，建设大东亚新秩序，值此之际，决心对美、英、荷开战”。不过，这只是同时写下了陆军和海军内部的两种不同主张而已。“大东亚共荣圈”一词后来越喊越响，陆军和海军开始各行其是制定自己的作战计划。

实际上，在同一天还发出了海军“大海令1号”，对南方地区的进攻准备作出规定，其中的战争名分是“自存自卫”，并以“短期决战”作为前提。

而在陆军的“大陆令564号”中，战争名分则是“自存自卫”和“建设大东亚新秩序”。其瞄准的目标是重新瓜分英、美、荷所控制的殖民地，并准备进行“长期持久战”。

12月8日的宣战诏书强调是“为了自存自卫”，然而两天后，即10日，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却将战争的名称确定为“大东亚战争”。这“意味着它是以建设大东亚新秩序为目的的战争”。（内阁情报局）

所谓大东亚共荣圈是从地缘政治的角度将世界划分为四大区域（东亚圈、美洲圈、苏联圈和欧洲圈），日本成为东亚圈盟主的构想。以这一口号为背景，陆军在日美开战以后仍然为准备对苏战争而增强了关东军的战斗力，并且为了对华战争而保持着支那派遣军的战斗力。陆军的想法是将太平洋上的对美战争交给海军。

东条战后曾说“行使武力的动机本来是自存自卫”，但是战争开始以后则“努力实践大东亚政策”。大东亚共荣圈一点一点地成为国策。

另一方面，为了建立自给自足体制而开展的南进，其最终目标是荷属东印度（现在的印度尼西亚），但荷兰却没有被列入宣战诏书的对象之列，而被定位为“准敌国”。甚至有打算在开战后通过与荷属东印度的交涉和平进驻。日本开始对荷属东印度进行攻击是在1942年1月以后。

开战前，美、英一方的判断是“日本掌控南方后获得荷属东印度的石油等资源，优先在亚洲巩固其势力范围，并展开持久战，对德国的欧洲战争采取观望态度，避免与美、英直接交战”，但是日本却对珍珠港进行攻击而走上了与美、英交锋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