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８２年，围绕日本历史教科书中如何记述侵略等问题，国内外对日本的战争责任的批判都十分活跃。日本的知识分子在这一背景下就南京大屠杀、东京审判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显然，这些在新的研究领域中的实证性研究促使上述对日本战争责任思考更具有伦理的自觉性。战争责任的认识与战争责任的对象领域都在扩大。
以冷战结束为转折点，日本关于战争责任的思考进入第四阶段。在这一阶段，曾在冷战体制下受到压抑的战争被害国对日本的战争责任发出了强大的追究的声音，对日本国内追究战争责任的活动也有极大的影响。海外的战争被害者的声音传到了日本，促进了日本大众层面的战争责任的认识与对外交流。冷战时期，战争责任问题常常被保守力量涂上意识形态的色彩，右翼攻击思考战争责任的日本人是被共产党“洗脑”。但在冷战结束后，对人权侵害的问题突出出来。对以“慰安妇”为代表的战争犯罪的追究是把战争犯罪从侵犯人权的角度进行理解。还有一批法律家基于对人权侵犯的立场，不仅思考战争责任问题，而且考虑对战争受害人的“战后补偿”问题，开始了战后补偿的实际行动。
总之，战后日本社会对战争责任的追究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也有不同的立场。有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的思考，有站在亚细亚主义的民族主义立场上的思考，也有站在女权主义立场、基督教立场或市民主义立场上的思考。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与基督教的立场虽然属于比较弱的少数派，但是对天皇的战争责任的问题有独特的重大贡献。其他的各种立场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作用，而女权主义和市民主义在现阶段则起着比较重要的作用。
四
以上我们分析了日本战后关于战争责任思考的历史过程，如果以这一历史过程为参照系，《检证》一书关于日本的战争责任的分析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呢？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检证》一书将日本的战争责任加以分解，认为日本的政治军事的指导者、军人、媒体分别对局面的形成应承担不同的责任。这一分析反映了日本社会对战争责任（严格来说是个人的责任）认识的一种意见，据说多数人赞成这样的意见。这种认识的特点一是将责任分解到个人，二是把一般的日本人作为导致战争失败的指导者的“欺骗”对象，以受压制和受欺骗的被害者的立场对战争责任进行的追究。当然，本书也意识到日本国民确实应当从道义层面上对曾经全力支持战争的战争责任进行反思，反省自身的战争责任也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发动15年对外战争不仅仅是国家领导人的行为，它更是一场全民总动员的国家总体战。
这样的战争责任的追究是不是需要呢？正如渡边先生所说的，从日本人自身利益的角度进行的这种战争责任的思考还是有必要的。渡边先生曾说过：经过战后６０年，可以说加害者与被害者都几乎不存在了。而如果我国对战争责任的所在不进行检证，搞清楚，不清楚政治与道德的责任的话，与有关国家间的历史性的和解就将是长期而困难的事情，相互理解不充分，总是失大于得。
《检证》一书对日本的战争责任所进行的分析，使用了战后６０多年来的战争历史研究的最新成果，站在认真思考问题和积极反省的立场，从日本的角度提出的对战争教训的总结与分析，也值得我们重视，是值得肯定的。进行这样的思考与反省，从思想上来说，需要有一个痛苦的过程，但是如果不对具体人的责任进行具体的分析，在日本说“反省”和“谢罪”确实是空泛的，容易流于形式。
战后关于日本的战争责任追究的实际情况是：东京审判（包括对乙、丙级战犯的审判）处罚了一批战争领导人和重大的战争罪犯，但对于日本的直接的战争责任者的追究仍然是很不彻底的。导致这种不彻底的原因，一般认为是日本战后处理的特殊性。所谓的特殊性，主要是指战后盟国对日本的占领其实是美国的单独占领，所以战后的处理是以美国的国家利益为第一原则考虑。美国为了顺利地实施占领政策而免除了包括天皇的战争责任在内的重大的战争责任的追究。而在冷战开始后，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又对日本实施“宽大”的讲和政策，放弃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而与此相反，侵略战争中受害最大的亚洲各国的国际地位却没有得到解决，无法对日本的战后处理施加影响。
进入20世纪９０年代以后，围绕战争责任问题出现了许多新的情况，本来是在战后的审判中被掩盖的战争责任浮出了水面，对这些问题的道义的评判同战后初期已经有相当大的不同。例如，细菌战的战争责任不是单纯的违背国际公约的问题，更严重的是日本军队使用活人进行的“人体实验”，只要追究这种具有“超级”的反人道性的行为，作为日本人就必然要受到良心的谴责。而化学战的战争责任也不仅仅是历史问题，因为处理日本军队遗弃在中国的化学武器已经纳入了新的国际公约的规定，那些化学武器在战后依然在伤害着人们。更典型的是被旧日本军队强征的慰安妇的问题，因经济高速发展而忘乎所以的日本人在韩国进行的“妓生”观光深深刺痛了韩国妇女的战争记忆，在侵略战争及日本的殖民地统治中受到迫害的人们纷纷站出来，要求日本给予赔偿和谢罪的活动，甚至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支持。
在这样的背景下，《检证》一书对日本的战争责任的思考是有积极意义的。渡边先生在本书日文版的最后这样说：对于战争责任进行政治与道德性的判断是必要的，这样困难的课题必须要提出来，应由日本人自己首先对日本的战争指导者的政治道德性的责任进行检证。从中确实可以看出渡边先生为代表的一批日本知识分子的苦心。对此，美国知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奥维尔·谢尔曾著文说：
要让一个国家诚实地面对曾经制造了战争罪行、种族屠杀、无端入侵其他国家，或者曾经虐待和杀害它自己的国民的痛苦事实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日本也不例外。尽管有无数的倡议要审视它的战争罪行，尤其是它对中国的占领，但是迄今为止官方并没有做出这样的举动，而德国人则对他们的战争罪行承担了集体责任。尽管《读卖新闻》独特的公众努力并不是出于政府的倡议，但是可以把它看做是日本所可能进行的一次可以接受的“官方”调查并且做出了适当的道歉。
不过，作为中国的读者，我仍想就该书的一些问题谈一谈自己的看法。
第一个问题是：《检证》一书侧重于追究个人战争责任的方式，与战争被害国的人民把日本整体作为战争加害国的思考角度还是不同的。关于日本的战争责任，我们比较关注的是日本国家的责任，“战争责任”是指发动侵略战争的一方对战争受害的国家与国民应负的责任。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一概念是专门指日本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发动侵华战争及亚洲、太平洋战争的责任。所谓国家的责任，就是应首先明确根据在东京审判中明确的原则，这一责任包括发动战争破坏和平的责任，对平民实施违反人道主义的暴行的责任，虐待俘虏和使用国际公约禁止的大规模杀伤武器等责任。战后在东京国际军事法庭及许多地方的军事法庭被审判的甲、乙、丙级战犯当然应承担“战争责任”，而尽管没有被作为战犯，但许多直接参加过战争甚至违反了上述原则的人，也理所当然地负有“战争责任”。
对日本应负的战争责任从国家责任的角度进行的判断有时是需要具体到个人的，这样才便于从法律层面对战争指导者的战争犯罪进行制裁，在这种情况下忽视个人的战争责任是不适合的。然而，单纯地追究个人的战争责任，有强调事件偶然性的危险，是不是有在某种程度上削弱国家战争责任的危险呢？
也许人们还记得，战后日本第一任首相东久迩宫曾提出“一亿人总忏悔”的主张，有人认为那也是一种关于战争责任的认识。其实，那只不过是将战争责任分解到每个日本国民的身上，要求全体日本国民为战争的失败承担责任的目的而已。１９４６年３月成立的由币原喜重郎首相领导的“战争调查会”也提出过要对日本人的战争责任进行调查的建议。但是，其调查的目的是：“为了后世让国民们可以借鉴反省并心服口服，希望能完成一个强有力的报告”，而调查的原则一是为了明确战争败北的原因和真相，二是不包括追究战争犯罪者责任。据说调查委员中曾有人提出过要求声讨“开战责任”，但是被否决了。可见，这种战争责任的追究更强调的是对战争失败的技术层面的问题。正因为如此，苏联代表认为“日本政府是为了在下一次战争中绝对不败北而在进行战争计划的准备工作”。
所以，如何处理个人责任与国家责任关系的两重性，是战争责任的追究是否能够深入，中日历史问题能否得到解决，中日关系能否得到改善的大问题。应当把战争指导者的责任放在政治系统和政治集团的大环境中进行分析，明确地区分战争指导者与国民的战争责任。相对来说，对战争指导者的责任的追究应放在更重要的位置上。对指导者的战争责任的分析和对国民的责任的分析，最终还是要归到日本作为国家的战争责任的分析。
需要指出的第二个问题是：《检证》一书在对各种人物的战争责任进行了具体的分析后，基本归纳为政府首脑的“缺乏国际感觉”和“纵容军部独断专行”，军事指导层的“一系列的判断错误”，军队官僚的“鲁莽行事、介入政治、歪曲国策”等等，而普通的日本人则是受这些官僚与军人的愚弄，甚至天皇也是被这些人架空。应当说，这些人的责任当然都是存在的，问题是单纯从日本人被“欺骗”的角度对战争责任进行检证是否全面与科学，是否能够将真正的战争犯罪责任进行彻底的追究。许多学者已经指出了：战后对日本国民层面的战争责任的追究几乎完全被忽略了。日本国民俨如旁观者，忽视了自己参与战争的责任。即使讨论日本国民的战争责任，也压倒性地将其局限于日本国内问题，仅仅从日本国民的战争受害立场上认识战争责任，极其“缺乏对其他民族的责任意识”。《检证》一书仍然缺乏从正面谴责日本作为加害者的战争行为的立场，所以想得到战争被害国国民的积极认可是有一定难度的。其实，战后日本国民站在被害者立场上对战争责任的“检证”还少吗？广岛、长崎的“原爆资料馆”自不待言，遍布日本全国各地的和平资料馆其实都是在对战争进行谴责。然而，为什么日本仍然在国际社会留下了缺少反省的印象呢？这一情况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深入思考。日本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走过了战后的半个世纪，以致到冷战结束后的20世纪９０年代，许多日本人发现在这一问题上竟然面临着战后政治选择的十字路口。
第三个需要指出的问题是警惕“无构造历史观”的影响。所谓“无构造历史观”，是指在研究历史问题的过程中，以进行微观的实证研究为理由，强调各事件之间的非连续性、偶发性、外因性，而回避诸事件之间的必然的联系与事件的必然性。以中日关系为例，有的学者不把明治维新后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政策以至发动战争看做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一系列有前因后果的必然行动，而是孤立地研究这一过程中的具体事件，所以在他们的笔下，对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等都只有歌颂，而没有批判。《检证》一书中对许多历史过程，就比较侧重从偶然性的角度进行分析。比如多次讲到“卢沟桥事件本身是偶发性极高的事件，如果冷静地加以处理，全面战争的危机是有可能得到回避的”；又比如不止一次地强调推荐东条英机出任首相的内大臣木户幸一的错误选择导致了日美开战。在许多具体问题的分析上，给人的感觉也是在强调战争失败的战术原因。曾经有日本学者将日本之所以战败的原因归咎于６次日美间决战的失误，如没有料想到美军航空母舰出现的中途岛海战、错误地判断美军全面反攻时机的瓜达尔卡纳尔岛作战等。《检证》一书的论述角度也与之相同。人们不禁要问：如果离开对战争性质的判断，离开对战略决策是否科学的判断，单纯从技术性的战术角度思考战争失败的原因能够成立的话，那么追究战争责任又有什么意义呢？
从近代日本的发展过程来看，用偶然性显然是不能科学地解释历史的。正是从这样的无构造的历史观出发，《检证》一书在对日本的战争责任进行论述后，从另一角度肯定了木户幸一、铃木贯太郎、东乡茂德、米内光政等人的所谓“和平的努力”，也批评了“围绕昭和战争的美国与苏联的责任”。站在真正追究日本的战争责任的立场，《检证》一书对这些问题的分析显得有些不伦不类。
五
关于昭和天皇的战争责任，是在他去世后近２０年来包括日本社会在内国际社会比较关心的问题，也产生了许多的研究成果。由于目前披露的历史资料仍然有限，何况在国际社会这仍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我在此并不想对《检证》一书中关于天皇战争责任的分析进行评价，但是想借此机会介绍一些近年来关于天皇战争责任研究的成果。
１９８９年昭和天皇去世前，日本媒体关于天皇的形象是：他根据自己的意志所作的政治决定只在几个特别的时期，那就是田中义一的辞职、“二二六事件”和“终战”，其余的时候则是作为“立宪君主”，根据大臣们的辅弼行事。这一建立在战后日本主流思想中的天皇的形象在其去世之际在大众中再次被宣传。然而，从那之后这种情况开始发生了变化。天皇去世前后公布了一系列记录天皇具体言论活动的宫中近臣和政府的高官们的日记等新史料，其中以内大臣牧野伸显、侍从次长河合弥八、侍从武官长奈良武次、小仓库次等人的日记为代表，当然也包括《昭和天皇独白录》等与免除天皇战争责任有关的新史料。这些史料对搞清天皇的战争责任的研究有很大的促进，使其政治行动进一步地具体化和明确化了。于是，天皇与政治问题基本无关的不自然的形象开始发生了变化，尽管仍没有比较一致的结论，但总的来说关于天皇的讨论更加趋向客观和自由。
日本天皇去世以后的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曾经获得普利策奖的美国学者约翰·大卫的《战败》和赫伯特·比克斯的《真相：裕仁天皇与侵华战争》（新华出版社出版）等。这些研究再次强调了以下的认识，即：把天皇描写为对辅佐他的人尽管不满意也只能做出“裁可”意见的“立宪君主”的形象，从而免除天皇的战争责任，是以维护“国体”为目的的日本的政治统治层和为了使占领政策得以顺利的实施而利用天皇的权威的美国政治上层双方意见一致的战略合作的产物。
《检证》一书似乎并没有或者并不赞成上述对天皇的形象的改变，因此基本没有对那些新的研究予以考虑，仍然在强调“天皇其实没有统帅权的实质性权限”。但是我们看到有的日本学者已经就美国学者的意见做出了反应。一些学者认为：近代的天皇制中，天皇是作为与复杂的多元性的国家（辅弼）机构对抗而存在的，而形式上又是国家意思的最终的裁决者，这两方面特征构成了天皇制的政治体制。近代的天皇，基本上是在辅弼的基础上行动的受动的君主，但是又有在一定的限度内的根据自己的意志行事的拥有亲政权力的能动的君主。也有学者则提出许多史料，证明在各种关键时刻，天皇不仅参与制定战略，决定战役计划，选定时间等，而且还对进行中的现地军事行动进行干涉，以至于没有他的干涉，某些变化根本就不能发生，而且这样的行为不在少数，有时甚至每天如此。他还监管，甚至偶尔评论方面军司令向下属部队发布的命令，尽管不能确定他做到了什么程度。
《检证》一书认为天皇“一直是在立宪国家的君主权限内活动，对于内阁的意见，一般不表示反对”，但是包括日本学者在内的国际上的许多学者已经注意到天皇对军事的强烈关注的事实，说明他是能动的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志作出判断和决定的君主，可以干预重要的政治、军事的决定。赫伯特·比克斯教授也认为“天皇是解决政府指导者间的争论，促使其形成一致意见从而产生行动计划的过程中的当事者”，而在“作为日本多元主义政治的领导层的一员参加”的时候，他的作用是作为“皇室的家长”的基本立场而行动的。也有许多研究证明：很难说是政府被军部拖入了战争。准确地讲是近卫在陆军中一派的支持下，决心利用一个小事件，实现惩罚中国军队，巩固在北京、天津地区控制的大目标。在这一点上，近卫得到了的天皇的支持。天皇中止度假回到皇宫，认真听取了情况汇报。
事实上，自日本投降后，就有许多知识分子对天皇制与天皇的战争责任进行了深入的思考。著名的政治学家丸山真男的《超国家主义的理论与心理》一文，从天皇制压制了主体性的角度加以批评。不过，他自己承认，尽管这是他经过半年多的痛苦思考而提出的结论，但是并没有触及天皇制的核心问题。他认为对于许多问题的疑问，一直持续到昭和天皇去世的１９８９年。加藤周一在１９４６年专门写了《论天皇制》的文章，指出天皇制是“剥夺了个人的自由和主体意识，使人们缺少责任感，从而道德颓废”的原因，因此是必须废除的。中野好夫则说得更明确：“如果对天皇制永远持暧昧态度的话，日本人就永远没有自己的政治能力，很可能是半永久性地处于未成年阶段”。针对有些保守派认为是天皇抑制了军部的力量而决定投降的，并将此作为拥护天皇的理由的主张，中野分析说：“其实这恰恰说明了国民的政治力量的虚弱，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这一现象暴露出我们的国民政治素质处于未成年阶段”，所以，只有废除天皇制才能使国民的政治素质提高。
之所以举出上述学者的观点，是想说明关于天皇的战争责任问题，无论是战后初期还是天皇去世后，都已经有了相当多的研究与讨论，对于这些研究与讨论，似乎不能无动于衷。既然讨论日本的战争指导者的责任，就无法回避天皇的责任。如果根据所谓的明治宪法认为天皇是被限定了权限的最终决策者，如果确认了无须追究也不能追究其战争责任的体系，所谓的政治指导者的政治责任究竟在哪里呢？日本的许多学者认为：正是在这一问题上的暧昧，导致了日本国民关于战争责任认识的浅薄。他们还认为：战后日本国民对战争指导者的追究，充其量也没有超过追究所谓“君侧”的水平，所以才出现了政治家为其公然参拜靖国神社寻找种种理由的奇怪现象。
六
这些年来，中国与国际社会的许多人都关注20世纪９０年代后期日本新民族主义势力的抬头，关注日本政治的右倾化问题，并对这种现象进行了批评。媒体关于这一方面的报道应当说是比较充分和及时的。但是，仔细分析一下就会发现，中国国内之所以针对日本右翼势力进行批评，多数媒体之所以对日本政治右倾化问题进行大量报道，都是因为在日本国内发生了进步势力与右翼及保守势力的激烈斗争。例如，20世纪９０年代中期活跃起来的“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和“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其实都是对20世纪９０年代中期日本历史教科书“改善”的趋势的反动。历史教科书之所以向承认侵略战争责任的方向“改善”，源于战后日本“有良心”的知识分子的努力。日本的新民族主义的活跃，虽说交织着种种复杂的因素，但可以说20世纪９０年代前期强烈追究日本战争责任、战后责任的新动向构成了导火索。从这个意义上，关注日本社会追究战争责任和战后责任的新动向是很重要的。但遗憾的是，人们往往看到了最后的现象，看到了教科书后来的“改恶”，却忽略了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即曾经发生的教科书的“改善”。媒体对这些情况的报道也是十分薄弱的。我之所以认为很遗憾，是因为长期忽略这一问题，使我们对多元化的日本国内的斗争局面缺乏科学的把握，从而丧失我们与日本进步势力共同思考与共同斗争的有利的时机。
作为中国的学者，我固然对这本书还有许多不同的意见，有的意见甚至是针锋相对的。但是，我认为读卖新闻在日本新民族主义势力抬头，政治总体右倾化的环境下，能够勇敢地超越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大声疾呼日本的“战争责任”，不是仅仅依靠“匹夫之勇”就能够做到的，需要的是深刻的思辨能力。我们应当对他们的思想的形成进行深入的思考。从渡边先生的谈话及这本书中，我们已经看到了在战争责任问题上日本人“深刻的内心斗争与矛盾”，看到日本人在战争历史的感情认识中的障碍。当然，我们也看到了日本人在这一问题上的思考与努力。本书迈出了读卖新闻追究日本战争责任的第一步，期待今后能走出第二步、第三步。这些问题对于我们来说可能是很容易理解，甚至是不成问题的问题。但是，即使是同样的理论，对于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与不同的生活环境下生活的人来说，感受也是不一样的。今年是“卢沟桥事变”爆发70周年，也是南京大屠杀发生70周年。如果这一检证能够在70年后的今天引起更多日本人的思考与反省，从而抵制极端民族主义的叫嚣，那么就可以说取得了一定的成功。
这些年来，我们翻译出版的日本方面的书籍是很多的。翻译这些书籍的基本意义，一般来说是需要更好地了解对方，许多翻译者的前言都表达了这样的意思。我们说需要了解，就是因为对方与我们的观点有可能不同，甚至也可能对立。但即使是为了辩论，也需要首先了解对方。从这个意义上，我认为翻译这本书也是必要的。众所周知，目前中日两国学者正在进行共同历史研究，这一共同研究的第一步，就是要相互了解。翻译这本书，与其说是赞成其观点，毋宁说是希望更多的中国人能够从中了解日本学者的认识，是希望能够创造一种相互理解的环境。我在前面已经讲过，对于这本书中的有些观点，我是赞同的，但对一些资料的可靠性和追究的角度与立场，我也是有不同看法的。正如有人评论的：尽管这本书不留情面地点出了应该承担战争责任的政治和军事领导人的姓名，但人们还是可以从其结构与行文中嗅出一丝内心并不情愿承担责任的感觉。不过我想，无论我们是同意还是反对，首先是需要了解对方的见解。没有了解就不会展开讨论，而没有讨论，就没有相互间的理解，没有相互理解，就没有中日关系的未来。
2007年6月
（步平：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中日共同历史研究中方委员会首席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