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阔别了两年多的旧地——新利谷。

新利谷还是老样子，一切都似乎并没有改变。仰望俯视，远看近览，接触眼帘的不外是蓝天白云、青山泥径，还有就是疏疏落落的为古史是各时代后人层累造鹖的产物，因而治史要敢于疑古。，千篇一律的，鸽子笼似的标准型锌板屋。两年多的时间像是静止的，它并没有给这个移殖区带来新的气氛，至少表面上是这样。

回家后的第二天早上，我在店铺内闲坐。这是由那鸽子笼似的锌板屋扩建而成的一间小杂货店，专门售卖油、盐、糖、米、火柴、煤油等日常消费品——移殖区的居民们一个个都是“今日不知明日粮”的，只有这些物品能适应他们的要求。如果有人想要在这儿开一间美容院还是酒吧之类的商店，准会在开幕后的一两个月内就要宣布关门大吉的。

我坐在店面前，顺便帮忙照顾生意——其实我什么也不懂，有顾客上门时，就问问他要什么，然后叫九岁大的小弟弟去把货物找出来，问明价钱以后交给他，我只负责记账而已。新利谷的生意，有七十巴仙①以上是要挂账的。

①注：巴仙即百分比，七十巴仙指70％。

其实嘛，早上是没有什么生意的。因为居民割胶的割胶、种菜的种菜，大家都出门工作去了，留在家里的多半是一些完全不能作体力劳动的人——六十岁以上的老头子，将要临盆的孕妇，三岁下的幼童。

十一点多，母亲做完了厨房的工作，也到店面前来稍坐片刻，闲话家常。

不久，有一个十一二岁，头发剪得短短的小女孩，走进店里来了。她手里拿着一个瓶子，原来要买花生油。

待看清这个短发小姑娘时，我蓦地一怔。好生面善的小女孩呀！鹅卵石型的脸孔，粗黑的眉毛，圆圆大大的眼睛，右唇上端的一粒黑痣……咦！她到底是谁呢？怎么此刻竟然想不起？

母亲问她为什么今天没有去胶园锄草，她说她的小妹妹病了，要留在家里照看她。

小女孩离开以后，母亲也许看出了我心中的疑惑，问道：

“你不知道她是谁吧？”

“很面熟，就是一时想不起。”

“她是惠兰的大女儿。”母亲神秘地笑了笑。“邦连金矿场的惠兰，你还记得她吗？”

“惠兰？什么？是惠兰的女儿？”我不自觉地站了起来。

“惠兰也搬到新利谷来了？”我觉察了自己那种紧张的神情，缓缓地又坐了下去，双睛瞪住母亲。

“唔，惠兰搬来这里已经有两年了，我们一直忘记告诉你，你爸爸帮她讨得了一块地，唔，她就住在斜对面那个村庄。”我顺着母亲的手指望过去，那是第三期移殖居民的住宅区。

这委实是没有变动中的一个大变动！我作梦也想不到惠兰——这个离别了将近二十年的童年伴侣，竟然也会搬来这儿。这是造物主故意的安排，还是人世间不可避免的沧桑？

在接下来的几个钟头内，我无法把索迴在我的脑际间的惠兰的影子驱逐出去。

一九四五年，日本的膏药旗终于在原子弹声中遽然下降，接着被皇军运回到日本三岛去——星马沐浴在和平的曙光中。

那时我们住在邦达金矿场，离开邦达市镇约有三哩。托了姨丈的福，父亲在金矿场做了个“甲巴拉”（工头），母亲开了间小咖啡店，总算能够糊口。

和平以后的几个月，邦达市镇的侨领们很快地就在近郊兴建了一问邦达小学，还聘请了一位曾经读过小学六年级的年轻教师，以教导那些没有在日本铁蹄下死去的孩子们。

从邦达金矿场到邦达市镇去读“手拍手”的只有两个小孩，一个是我，还有一个就是刘惠兰——另外一个“甲巴拉”的独生女。

那时我们都只有八岁，两个非常要好，每天一同走三哩的路上学，再一同走三哩的路回家。在山芭里长大的孩子，是没有把步行三几哩路当着一回事的。

矿场里的人都知道惠兰是一个十分聪颖的小女孩，也很勤劳好学。她有一张鹅卵石型的脸孔，两撇粗黑的眉毛覆在两粒圆圆大大的眼睛上面，右唇上端有一粒绿豆般大小的黑痣，她虽然长得并不怎样美丽，但是她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很讨人喜欢。也许因为她是我童年时唯一相投的同伴吧，她留给我的印象确实是太深刻了。

以下是最难使我忘怀的两件事。

由于“跳班”的缘故，我们从上学第四年开始就读五年级的书了。经过两三次的淘汰，读五年级的学生只有六个人。三年来，惠兰总是名列前茅，而我总是考第二，无论我怎样“拼”，都非对她甘拜下风不可。

我们两个都有爱看书的习惯。她总是每天一回到家就做功课，把先生教过的书背得滚瓜烂熟；而我则专门喜欢看课外书，尤其是一些表扬忠贞，歌颂英雄人物的故事书，举凡岳武穆传、薛刚反唐、五虎平西以及文天祥、班超等人的传记，都给我读完了，心里对于书中的主角人物有着莫名的钦慕与敬佩。此外，我对于“西游记”、“白蛇传”这些神怪小说也有特殊的喜爱。

说起来你也许会感到奇怪，我是每天都边走路边看故事书的，常常因看课外书而被抛在后头，惠兰走远了又转回来找我。

有一个早上，我们照样走路上学。天气晴朗，一路上都可以听见鸟啼，闻到花香。但我对这一切都熟视无睹，因为我的全部精神和思想都给大闹天宫的孙悟空的形象占据了，看得入了神。我不知不觉在一块大石上坐下来看个过瘾，完全把上学这一回事抛到九霄云外。

惠兰发觉我并没有和她一同走，也就是照例走回头去找我。走到大石旁，她看见了些什么呢？她后来对我说，她看见我坐在大枝桠上，右手执着一支竹竿在晃动，还放到耳边去测量。你道是为了什么？原来我当时确实是给迷了心窍，竟然异想天开地要把竹竿变成铁针，放在耳朵内，准备到花果山去会见美猴王呢！

当时要不是惠兰走近来，哭丧着脸地对我说时间已经不早，迟到时先生要打手心，我才不知道会有一个怎样的后果呢！对于上课，惠兰是最循规蹈矩的，一想到先生要打手心，她就会害怕得全身发抖。她当时那种焦急惊骇的神情，翘起的粗眉毛，水汪汪的两粒大眼珠，使我直到现在仍然感到历历在目，久久不能忘却。

还有一件使人难忘的事。

为了帮补家庭的开销，我每天早上在上学之前，都手挽一篮豆沙包、花生包、椰渣包什么的到矿场湖边去卖给矿场工人。惠兰也总是跟我一同去，她卖的是肉粽和的的枧水粽。

后来母亲叫我把卖剩的包带到学校去卖给先生和同学，我只好照做。但是说来奇怪，我当时似乎觉得卖给矿工是理所当然的，心中并没有丝毫畏怯之感；可是卖给先生同学可就不同了，我羞答答的总提不出勇气把包拿出来卖给他们。我实在害怕他们会讥笑我，讥笑我穷，讥笑我连老师和同学的钱都要赚。然而，母命不可违，不拿出来卖给他们又怎么回去向母亲交代呢？我急得在偷偷地抹眼泪。

后来还是惠兰替我解围。她见我执意不肯把包拿出来卖，于是不管我反对不反对，硬从我书包里把包挖出来，到同学们的面前去劝说，结果把包卖完了——当时的王老师也义不容辞的买了一个花生包。

可是他们所买得的包，一个个都是既扁又脱皮的。因为我把一大堆的包塞在书包底下，早已经把它们压成“薄饼”了。惠兰有办法把它们一个个分开来，而且知道哪个是豆沙包，哪个是椰渣包，哪个是花生包，真使我如今想起来还觉得羞愧无地！我当时是多么的不够大方呀！我不但学业上不是惠兰的对手，就是在办事能力上也无法跟她一较短长。惠兰了解我，能够为我解决困难，你说她不是我的知己是什么？

惠兰就是这么一个聪明伶俐而又充满着勇气与活力的小女孩！

五年级尚未读完，紧急法令雷厉风行了。邦达金矿场遭到了封闭的厄运，居民全部被迫迁移到一个个的新村里去。我们搬到了B村，做点小买卖过活。惠兰一家据说搬到K埠去了。我继续在B村念书，而惠兰听说后来就辍学了。

那是一九四九年的事，离开现在将近二十年了。二十年来，我和惠兰没有再见面的机会，从此音讯杳然。我又哪里想象得到，惠兰现在竟然也搬来新利谷，而且她的女儿已经长得这么大了，还长得跟二十年前的惠兰一模一样呢？

据母亲说，父亲几年前曾到K埠去过一次，是要拜访一位做水客的乡亲，托他带一点补药回中国去给年老的祖母。他在K埠的一个巴刹里偶然碰到惠兰在卖自己种的青菜，谈起往事，知道她十五岁就结婚了，嫁给K埠的一个“打白铁”的学徒。当时已经有八个孩子了，生活很不好过，所以父亲帮她在新利谷讨得了一块种树胶的土地，他们便搬了过来。

下午，我的心情相当恶劣。我想到自己今日所享受到的高级知识份子的地位，连同想到惠兰现在已是一个八九个孩子的妈妈了，心中充满了一种难以言说的甜酸苦辣！

黄昏时分，母亲陪我到惠兰的家去走走，同时看看这个离别多年的童年侣伴。

那不外是一间鸽子笼式的标准型锌板屋，简陋极了——新利谷的屋子都是发展局所建，每间都是同一类型的。我们的屋子在未扩充改建以前，也是如此。

接得小孩子的报告，一个五呎来高的中年妇女远远迎了出来。她跟母亲打个招呼之后，打量着我：

“是黄先生么？我听孩子们说你已经回来了。”

我也许太过感到愕然了吧，除了点点头以外，不知要讲些什么才适当。我的天！这个满脸皱纹的中年妇女就是惠兰么？若不是母亲直呼她的名字，我是无论怎样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的——中年妇女么？当然不是。惠兰跟我同年，只有三十一岁，怎么能说是中年呢？可是当她和我母亲站在一块时，就仿佛是我母亲的妹妹，年岁相差无几。这又怎能怪我把她误认为一个中年妇女？

看见我目不转睛地瞧着她，惠兰也许有点不好意思，喃喃的说：

“黄先生，你发福了，我差点就认不出来了。”

“你怎么老叫我黄先生，这样客气干嘛！”我恢复了镇静，尽量要说些轻松的话，以掩饰自己的窘态。

“嗯，不叫你黄先生要叫什么呢？”她莞尔一笑，笑得很不自然，蜡黄脸上皱纹显得更为鲜明，像是因多月未曾下雨而被晒得裂痕累累的一块泥地。

“你以前不是叫我淼仔的么？”

“呦，以前是以前，现在你已经做了大官，我怎么还可以这样称呼你呢？”

我顿时哑口无言。从这寥寥几句话中，我已经领会到时间已经在我们之间划下了一道无法填补的鸿沟，要恢复以前那种样子是再也不可能了。

“啊呀，我忘了泡茶！你们请坐一会，地方很脏。”她忽然警觉我们都还站着，于是拉过两条木凳，用一块桌布什么的抹了抹，转身往里面走。

“不必了，惠兰，”母亲赶紧阻止她，“我们是刚吃了饭过来走走的，不要泡茶了。”

“是呀，不必泡茶了。”我附和着说。

惠兰听我们这样说，也就不勉强，带头在桌旁坐了下来，还把一个个的孩子拉了过来，命他们叫叔婆，叫黄先生。围绕桌旁的孩子一共有七个，从一岁到十二岁不等。早上到店里去买花生油的小女孩也站在旁边，手里抱着最小的妹妹。

我望了望买花生油的小女孩，再望望坐在她旁边的惠兰。同样的是大眼睛，粗眉毛、黑痣，鹅卵石型的脸孔。除了年龄悬殊以外，我看不出这两母女有什么不同之处。她们的命运也会像她们的脸型那样相似么？我禁不住要自己问自己。二十年后的这个买花生油的小女孩，是不是也会跟今日的惠兰那样，在贫穷的胶园农村中过着困苦的生活，还是她会有好一点的际遇呢？我感到惘然。

正在我胡思乱想之际，我听到母亲问：

“两个大的呢。”

“哦，阿牛阿狗么？跟他们的父亲到小溪边捉田鸡去了。”

“你们很喜欢吃田鸡？”我好奇地问，这时头脑已经较为清醒了。

“不，是捉来卖的。”惠兰显得有点不好意思。二十多年前卖包卖粽子的那种勇气似乎已经消失无存了。“街场的人喜欢吃田鸡，他们的爸爸几乎每晚都出去捉，碰到运气好，捉来十头八双的，每天也可以多三四元的。孩子多了，有什么办法呢？”言下大有黯然神伤之概！

静默了几分钟。

“有很多青菜出产吧？”我企图打破沉默的气氛。

“唉，常常天旱，收成很坏。幸亏香蕉已经有收成了，要不然真不知道日子要怎么过。孩子又多病。”说着，她指了指大女儿怀抱中的小女儿。“总是爱伤风咳嗽，今天才带她到街场去看医生。”

“孩子有念书吗？”问了我才自知失言，我实在不该问她这句话。

“哪里有钱呢？阿牛读了三年红毛书，没办法维持，只好停下来帮忙种种菜。”停了停，她望着我。“黄先生，你真好运气，能读完大学，现在还做了大官，全家人有好日子过了——不过，我早知道，你是会成功的。”

她口口声声说我做了大官，真使我不知要怎样回答才好，久久才迸出这样一句话：“还不是一样，好得了哪里去？”

八点多，我们告辞回家了，我的脚步异乎寻常的沉重。

月光照泻在大地上，像是洒下了一片银光。虫声唧唧，萤火虫在矮树间一闪一闪地发亮。我没有闲情欣赏这些大自然的精心杰作，我的心像吊着一块铅，逐渐地往下沉，往下沉……

我不断地在想：二十年！二十年的时光竟然把一个天真烂漫的小女孩变成了一个满脸皱纹的贫妇——一个已经有了九个孩子的妈妈！

是时光无情么？不全然是。有许多和惠兰同一般年纪的女人，不是保养得仍像一朵鲜花，过着美好的生活么？

是惠兰天资愚钝或懒惰么？绝对不是。否则她小时决不可能年年名列前茅！

那么究竟是什么呢？是什么东西使一个聪明勤劳的孩子没有受高深教育的机会，没有发挥她的才能的机会，没有跟别人竞争的机会呢？为什么有许多比她差的同学已经出人头地，成为社会的中流砥柱，而惠兰却仍然在落后的胶园农村中为生活而挣扎，为还儿女债而被折磨得精疲力竭呢？朋友，你能代我想出一个好的答案来么？

1968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