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老师是我太太，名叫徐帆，汉族，湖北武汉人，属贤妻良母型，因为还没有孩子，所谓“良母”是我的预见。天生是舞台上的角儿，在各种影视剧中司职大青衣。模样与偶像派尚有一段不小的距离，但在实力派里也算是有光彩的。四川人称漂亮的女人为“粉子”，妖艳一级的为“巨粉”，次之为“中粉”，我太太徐帆属于“去污粉”。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徐老师洁身自好，眼睛里揉不得半点沙子。不光是作人，生活上爱干净也是出了名的。这一点很像我母亲，不仅把自己归置地利利落落，居住的环境多差也是一尘不染，对伴侣、子女的要求也十分地苛刻。两代妇女对我进行轮翻清洗整治，令我苦不堪言。徐老师经常一边掐着我的脖子给我洗头，一边打探我的内心世界。
她说：你特恨我吧？
我说：怎么会呢？外人都说，我自打跟了你才算找回了点作人的尊严。
这时，徐老师总会得意地说：这还算是一句公道话。刚认识你的时候，你就像每天都在参加野外生存训练，看着人不像人鬼不像鬼。
我忙讨好说：幸亏遇到了你。要不怎么人家都说，娶了你是我的造化，没人说嫁给我是你的福气呢。
每逢话到此刻，徐老师都会陷入思考，对我说又像问自己：是呵，当初怎么就看上了你呢？
我赔着笑脸说：一时糊涂呗。
徐老师说：不对，是你给我下了迷魂药。
那是在1993年9月里的一天，一个秋高气爽的傍晚。我不知道是哪根筋动了，想起了徐帆。往北京人艺的四层打了一个电话，四层是人艺的集体宿舍，外地籍未婚的青年演员群居于此。电话设在楼道里，一般来说，那部电话永远都是占线，但那天刚好一打就通了，而且巧就巧在接电话的正是徐帆。
我在电话里说：麻烦请给我找一下徐帆。
电话里说：不麻烦我就是。
我喜出望外，说：你绝对想不到我是谁。
徐帆说：你是冯小刚吧。
在此之前，我们只见过两次。一次是在北影厂的放映室里，当时正在放《大撒把》的样片，夏刚导演问我怎么样？我说：都挺好的，就是女主角演得差点。夏刚说：女主角就坐在你的后面。我回过头去，在黑暗中借着银幕反射的光线看见了徐帆。还有一次，是在《大撒把》剧组的停机饭上。我和葛优共同认识的一个画画的朋友想让我们给他介绍一个女友，葛优拉我过去，借机向徐帆吹嘘一番朋友的诸多优越之处。我对她说：此人是我的战友，人品端正，家有小楼一座，虽是高干子弟，却为人随和通情达理，画画的收入也很丰厚。徐帆笑答：谈恋爱的事得自己认识，别人不能代包，谢谢你们的好意，往后就别再操这份心了。
至此之后再也没见过徐帆。那天也是兴致所至，绝无事先预谋。事后我问过她多次，她说：一听声音�也脑子里就跳出了我的名字。她的回答不能令我信服。茫茫人海，我又不是“唐老鸭”，她怎么能一听声音就不打地说出我的名字呢？直到今天也没有找到真正的答案。兹当是上帝的召唤吧。
她在电话里问我：找她有什么事？
我说：没什么事，就是想约她出来坐坐。就在你们剧院隔壁的华侨大厦。
她想了想说：好吧，你在大堂等我。
晚上8点，我准时抵达华侨大夏。正在大堂徘徊，恰逢张健、刘蓓一伙人穿堂而过。
刘蓓笑莹莹对我说：等徐帆哪吧？
我又是一惊，问她：你怎么知道？
刘蓓一脸坏笑，说：我一猜就是。
嘿，这事真他妈神了。我怀疑我的电话上安装了图像传真，连着电视台，一言一行都能被全北京的人了如指掌。我后来疑虑重重问王朔，让他帮我分析。他说：一点都不奇怪。人艺就在旁边，你一个人大晚上戳在大堂里，脸上保不其还洋溢着幸福的表情，刘蓓是何等聪明的人精，察言观色是她的强项。都写在脸上了，还不猜个正着。
事后我也问过刘蓓，果不其然和王朔的分析如出一辙。但仍不能令我信服。我可以约无数人在此碰面，怎么就非得是徐帆呢？这件事很长时间都在困扰着我，得出的结论是，这辈子只能在“看得见的战线”上为人民服务，不能在“看不见的战线”上为国献身了。我一直以来都很羡慕安全战线的同志们，有国家掏钱开着大买卖，有的甚至还能开夜总会，也没有人敢捣乱，遇到警察冲进来，其他的人都吓得筛了糠，他们却能泰然自若地亮出真实身份：哥哥是安全部的，自己人。警察即刻恍然大悟，二话不说，立马收队。黑白两道都给面子。时间一长自己都不知道是黑道还是白道的了。
大约等了一个小时，徐帆来了。
那时她是短发，穿着一条墨绿色灯心绒的背带裤，裤腿肥大且短，吊在脚脖子上面像个打鱼的南海姑娘。
徐帆一脸的歉意，对我说：对不起，让你久等了。你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刚把衣服泡水里，洗完才过来。我这人有一毛病，活不干完了心里疙硬（难受）。
我说：你就那么自信，不怕我走了？
她说：你不是说没有什么正事吗，反正也是闲聊走了就走了呗，又不是我要找你。
都说湖北姥不好对付，我是有亲身体验的。
之后，我带她到饭店地下的歌厅去和刘蓓一伙人汇齐。见到刘蓓、江姗、陈小艺，徐帆立刻变了一个人，就是那种原形毕露的感觉。先是互相拥抱彼此抚摸对方的小脸蛋，然后发出一声声不怀好意的尖叫，气氛出现一种汗地拔葱式的热烈。然后她们开始唱歌，有粤语歌也有英文歌，这两种歌徐帆都不行，徐帆拿手的是民歌。
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
徐帆能唱得很高，并且声情并茂。很多年后我偶然发现，她不仅可以唱“一条大河”，还能按李娜的高度唱“青藏高原”，最撕心裂肺处仍显得游刃有余。让我喜出望外，如同存折里的一笔钱突然利息暴长。
当时，我为了不让徐帆觉得我过于心怀鬼胎，所以一进去就和李强、张健左一杯右一杯地干酒，基本上就没怎么和她说话，只在一扫而过的视野中盯过她几眼。
时间不长，徐帆起身告辞，我陪她走回剧院。
路上她对我说：不喜欢熬夜。
因为剧院的大门已经锁了，我又陪她绕到后院的一个小门处，告别后，她身手敏捷翻过墙消失在黑暗中。
我是怀着那样的心情离去的，觉得她还行，同时也知道这块骨头不好啃。
第二次见到徐帆是在一个多星期以后。
我这个人有一个弱点，一大堆人在一起的时候，我是挑气氛的，话也密，人也风趣，生熟不忌。一对一就傻了，不知道说什么。说出来得话也都是言不由衷，特别容易把自己弄得道貌岸然，忘了自己其实是一个大灰狼。明眼人都知道有几个姑娘喜欢正人君子？多数还是期待着度过一个不平静的夜晚。为了避免一对一的情况发生，我叫上了王朔陪我去“人艺”。我准备步子迈得再大点，关系搞得再近点。
我知道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迅速把关系庸俗化。
下午五点来钟，我们走进了徐帆的宿舍。
徐帆见到我们也不感到惊讶，态度不卑不亢。
我说：晚上一起吃饭吧。
她说：今天不行，我得去青艺看话剧去。
我问：什么戏？
她说：《火神与秋女》。
我说：看那玩艺有什么劲呵？
她说：跟你吃饭有什么劲呵？再过半小时我就得走了。
这时我有点打退堂鼓了，趁徐帆出宿舍去水房。
我对王朔说：咱俩自己吃吧。
王朔说：你要听她，下回她也不见得去。叫她一起上车，路上不停车直接给拉饭馆去就完了。去向阳屯。
向阳屯是一个朋友开的，在颐和园那边，那一阵子特火。吃得全是忆苦饭，进屋就脱鞋上炕，弄得跟进了村里似的。那种饭抽不冷子吃一顿还行，连着吃个两三顿就真觉得是回到旧社会了。后来很多人效仿，深受那些想请客又不肯吐血的假大款欢迎，口口声声说，尝个新鲜，冒充山珍海味吃腻了。我是从小吃贴饼子长大的，难吃的感觉至今仍牢记在心，想忘还忘不了呢，决不想再受二茬罪再吃二遍苦。我同意去向阳屯吃饭的惟一理由是，那儿离市里远，一旦把徐帆拉到那里，天也黑了，戏也开演了，估计她也就不非得回城里看戏了。
就这么定了。还得说人王老师高，哪能她说不去就不去了。
徐帆从水房回来，看我们还在屋里坐着，就说：你们还没走哪，我可得走了。
我们一起下楼。
我对徐帆说：上车吧，我们先顺路把你送到青艺去。
徐帆说：不用了，谢谢你们。我自己骑车去。
我说：这你就有点没劲了，吃饭不去，车也不肯坐，你把我们当什么人了？
我们一起上了路，小白兔钻进了大灰狼设下的圈套。
我当时开得是一辆“天津夏丽”，汽车拐出“人艺”，经美术馆、五四大街、北海，一路向西扎下去。
徐帆说：“青艺”不是这么走。
我说：我们就没打算去“青艺”。
徐帆有点急了，说：你们怎么这样呵？这不是绑架吗？我命令你停车。
我说：那是不可能的。
徐帆：那我跳车。
我加快车速，说：你跳吧。
徐帆见硬的不行，又变成商量的口气，哀求道：求求你们了，好哥哥们，让我去看戏吧。明天我请你们吃饭还不行吗？
说实话，我当时真的有点心软了。也怕玩笑开得太过火了不好收场。但我从后视镜里看见王朔表情泰然，又坚定了决不放弃的信念。心想，反正也得罪她了，要么一起吃饭，要么再也不见面了。
汽车一路向西，徐帆破口大骂。声称，就是到了地方，她也不会进去吃饭。
到后来，车里安静了，没有人说话。汽车仍一路向西。
我的心都差不多碎了的时候，汽车开进了向阳屯。
我以为，车一停她就会嘭地摔上车门扬长而去。但事实并不像我想的那么糟糕。
车停了，王朔说：都到了就一起吃吧。
徐帆想了想，跟我们一起走进饭馆。
事后我对徐帆说：当时我已经不知道是为什么了，就希望车能飞到向阳屯，然后你下车走人，好像这件事的目的就是为了这样一个结局。
徐帆对我说：我确实是觉得天也黑了，又那么远，赶回去戏也看不成了。最重要的是，你们也不是什么坏人。要真是流氓我就跟你们拼了。那天一进饭馆，怎么就那么巧，又撞上了张健、刘蓓一大群人也在那里吃忆苦饭。徐帆见到他们，气消了一半。
那天吃饭的印象在我的脑子里仅有一瞬间的功夫，只记得，坐下就端起了倒了半碗的白酒，连干3碗向徐帆道歉，然后就晕了，最后说得话还隐约记得，拉着徐帆的手，挨个人地嘱咐：一定要把我妹妹送回宿舍。
据王朔第二天告诉我，坐下没有15分钟我就自己给自己灌趴下了。回去的路上是别人开的车，我一直躺在后座徐帆的腿上。一路上车停了无数次，我重复着说的一句话就是：我想吐。
当我听到我一直躺在徐帆的腿上时，酒全醒了。
我详细地向王朔打听，徐帆当时是什么表情？我什么姿势躺在她的腿上？她的手放哪儿了？
王朔笑着说：手一直托着你的脑袋。你吐了人一身。没有烦你。
一股暖流袭上心头，我说：我要没喝醉多好呀，这么好的机会浪费了。
第二天晚上，我接到了徐帆的电话。
她问我：好点了吗？
我说：真不好意思，我正式向你道歉。
她说：以后再也别那么喝了。脑子该喝坏了的。
放下电话，我想，这就应该算关系不一般了。
后来徐帆告诉我，我的脑袋把她的胳膊都枕麻了，稍微一动我就喊“晕”，她当时忽然觉得我挺可怜的。
我想，这就叫缘分吧。这事要是搁别人，别说还觉得你可怜，觉得你可恨都算轻的。
这之后，我们差不多有一个月没有再见面。再次见到她是在首都机场。我们两人同时获得“金鸡奖”的提名，被邀前往广州参加在那里举行的电影节。
那是11月初的一个上午，大约有四五十个接到电影节邀请的人蜂拥在候机厅里，乱哄哄互相打招呼。我在人群里看见了徐帆、陈小艺，顿时来了精神，显得特别的兴奋，跟很多熟人开玩笑，介绍徐帆是我的女朋友。一副强买强卖的无耻嘴脸，弄得徐帆哭笑不得。
登机后，冯巩和徐帆坐在一排，我和冯巩换了登机牌坐在徐帆的旁边。
徐帆对我说：谁是你女朋友呵？你怎么不问问我愿意不愿意呵？
我说：我正式通知你，从现在起就是了。
飞机起飞后，徐帆开始作睡觉状。我就一直目不转睛地看着她。忽然回头，发现周围的目光都在直勾勾地看着我。
我问徐帆：你睡得着吗？
她说：睡不着但特别想睡。
我说：我给你讲故事吧。
她闭着眼睛说：讲吧。
那时天已经凉了，我把我的皮外套脱下来盖在她的身上，她也没有推卸，身体缩在皮外套里面。
我开始讲故事：从前有个渔夫老爷爷，出海打鱼，钓上了一条小金鱼……
徐帆说：你把我当成3岁的孩子了吧，这故事我都听过八百遍了。
我说：这不是为哄你睡觉嘛。讲没听过的，你睡得着吗？
徐帆不再说话，仍然闭着眼睛一副听之任之，你爱怎么着就怎么着的表情。
她头枕着舷窗，云层在窗外铺成波涛，阳光分外强烈落在她的轮廓上。我把窗上的隔板扣下来，使她的脸完全处于昏暗之中。
然后我绘声绘色地讲完了“小金鱼”的故事，见徐帆没反应，又接着一口气讲了“狼外婆”“狼来了”等一系列我小的时候母亲给我讲过的故事。讲得声音越来越小，最后如愿以偿，她在我的故事中沉沉地入睡。
这时，我回过头来，四下打量。发现周围的熟人都在看着我，冯巩和陈小艺都露出了比当事人还难为情的笑容。
那次“金鸡奖”我和徐帆双双落马，但我们并没有空手而归。值得庆幸的是，我们没有领到“金鸡”，却将彼此作为终身奖励颁发给对方。直到今天这座奖怀仍熠熠生辉，行情看涨。
从那以后，我们开始恋爱。很长一段时间里，采访徐帆的记者问到她的最后一个问题，通常都是：你怎么会看上冯小刚了呢？言外之意是：不应该呀。朋友闻讯也对我说：徐帆能看上你真是你上辈子积了德。意思也是，打劫了银行还没有被绳之以法。我却不这么看。我的看法是：成全了我也就陶冶了她。这句话好像前面的文章里说过，放在这件事上仍很贴切。看来此话可以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用以表示制裁只能使双方都受损失。
1999年9月19日上午9点我与徐帆女士结为夫妻。婚后我称她为徐老师。
徐老师不仅戏演得好，抓管理也很有一套。通常来说是，抓大放小，疏而不漏。
看上去，人权、民主气氛都有，实际上是内紧外松，发现问题绝不手软。也就是说，徐老师可以不开枪，还可以往炮楼下面扔水果糖，但你得清楚自己的处境，知道自己是在徐老师的机关枪射程之内的。
我喜欢在铁腕人物的统治下俯首贴耳，免得自己煞费苦心追求真理。我对自己很清楚，威逼利诱之下是可以走正路的，放任自流则后果不堪设想。这也是北京人的特点，必须得拿枪逼着，谁厉害听谁的，光平等协商什么事也办不成。早年间八国联军来了，为便于治安，逼着每家每户门口晚上天黑了必须挂灯笼，从那以后北京的胡同里就有了路灯。据说最初建立公共厕所也是如此，一声令下，不许当街撒野尿了，谁要敢违反就得挨枪托子。一开始还不服气，觉得当了亡国奴连尿尿的自主权都没了，强迫之下也养成了讲卫生的习惯。
我的许多良好习惯都是在徐老师的严格管理下逐渐养成的。
比如说：每天坚持洗脚换裤衩，袜子穿两天就得换干净的，小便完了不忘冲水，晚上刷牙，不喝自来水管里的凉水，吃完饭擦嘴，烟灰不弹到烟灰缸外面，发沙靠垫坐拧巴了，离去前想着把它摆好扶正，挂毛巾时上下对齐，汽车里放纸巾等等。
在徐老师改造我的下一个5年计划中有：不吃手指甲，不在汽车里吸烟，每天洗一次头。前两点不说了，它和我的思考有关，我会在退休后加以克服。不爱洗头是从小养成的毛病，
一直以来我对洗头有很大的心理障碍，原因有三条，第一是，洗完头领子湿了特别难受。第二是，肥皂特别容易杀眼睛。第三是，长时间弯着腰非常不舒服。所以现在只要是徐老师问我这两天洗头了吗？我多半不说实话。我甚至可以为了躲过在水池前洗头，宁肯答应去洗一个澡。
徐老师不仅对我严格求要，自己也是身体力行。就像朱子治家格言中所说：黎明既起洒扫庭除要内外整洁，既昏便息关锁门户必亲自检点。宜未雨而绸缪毋临渴而掘井。家里的日常用品都有适量的储备，柴米油盐绝不可能发生用完了才想起来现去采购的事情，每逢下雨，打开汽车的后备箱准会出现一把伞，用完后擦干净又会回到后备箱里。不仅如此，徐老师还非常喜欢把握生活的情调。外出演戏归来，必跑到花卉市场讨价还价买回几捧鲜花，让它们分别盛开于书房客厅的各个角落，然后点燃香，令室内香气迷人。逢此情景，我都会如坠雾里云端。
我常对她说：你这是资产阶级情调。
她问我：又有资产又有情调有什么不好？
我说：你营造的这种环境非常适合赵宝刚，写出来的剧本都是风花雪月。你让我还怎么“温故一九四二”？我还想愤怒呢。
她说：你愤怒什么？你有什么可愤怒的？别身在福中不知福了，好好拍你的喜剧吧。
徐老师还好唱口昆曲，常常于率领小保姆打扫完卫生后，托着两条水袖跟着伴奏带反复吟唱。看着她在我的面前舞来舞去如泣如诉，总会让我产生一种恶霸地主将一代名优掠为己有的不好联想。
如果徐老师回来了没有香，上的是一根香烟，那可不是什么好兆头。遇到这种情况，我首先得马上做出一副“我错了”的样子。虽然还不知道错在何处，也知道卑躬屈膝未必就能躲过一劫，但争取一个好态度还是非常明智的。这是我受党教育多年，观察历次运动所作出的正确结论。我父亲曾是右派，一生受尽凌辱，原因就是态度不好。不明白黑和白是可以颠倒的。
徐老师年龄不算大，但对传统的祭祀活动并不陌生。每年的大年初一，我们一起去北京西山的潭柘寺朝拜，从走进寺院的山门到最后踏进大殿，什么时候烧香？
什么时候磕头？什么时候站？什么时候跪？我都是跟在徐老师身后如法炮制。我想，徐老师虔诚的态度也能令佛祖动容。
母亲去世后，我在西山为父母大人购置了一块墓地。安葬的那天，一切都在徐老师的指导下进行的井井有条。我还记得一些细节，她先用一个纸杯斟满一杯酒沿着我父母两侧的墓碑边洒边说：爷爷奶奶、大爷大妈、叔叔阿姨，我妈今天刚搬来，往后你们就是邻居了，希望你们和平相处，有什么不周到的地方也请你们一定原谅。
我们这里先给你们敬酒了。洒完又斟满一杯放在我父母的墓前，然后又取出另一纸杯，将一些米粒填满杯子，点燃3柱香插进米粒中，让我和姐姐、姐夫，还有两个孙女祀拜，自己退到一边安静地等待。
她对我说：要用纸杯，纸杯可以还土，不会破坏环境。
总之，我徐老师的优点是，说也说不尽，道也道不完。
一句话：娶了她我三生有幸。
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从网上订了一套《青衣》的光盘。每天晚上写累了看上两三集。这出戏应该说是徐老师的当家戏，就像葛优演李冬宝一样，非她莫属。
拍完《青衣》，徐老师对我说：人都掏空了，心累了。
演员有几类，一类是形象极其靓，演戏极其傻，演什么都不走心，走心的都是演戏之外的事；另有一类是，私底下看着稀疏平常，就是一普通人，可一到戏里就不平常，不普通了，演戏的时候，心思里装满了角色，眼睛里看不见其他的事，附体了。我认为这后一类就是好演员。
徐老师是好演员。
别让她赶上好戏，兹要她走了心，酿出来的就一定是酒，绝不会给你一杯白开水。
这从她演出的戏里就能看出来：《大撒把》、《一地鸡毛》、《不见不散》、《一声叹息》、《阮玲玉》、《蔡文姬》、《青衣》。
显见得一步一个脚印，每个脚印都是结结实实，承载着徐老师的一番苦心。
刚开始看《青衣》我还挺激动，越往后看，心里越不安。为戏里的“面瓜”愤愤不平，也为戏里的“青衣”竟然如此自恋感到恐惧。尤其是想到，徐老师戏里戏外都是青衣，而我又没有“面瓜”那么好的脾气，或者说没有“面瓜”那么有心计，不由得为日后的岁月忧心忡忡。看到后来，汗都出来了，阵阵惊悸传遍四肢。我在万念俱灰中含泪睡去，一觉醒来，望着打扫庭除的徐老师，忽然意识到我他妈是入戏了。
顷刻间，一种劫后余生的幸运感油然而生。
徐老师用筱燕秋的青衣腔调唤我：夫君——我仍心有余悸，听到召唤应声而起。
啊，娘子——。
为妻的演技如何——？
那还用说吗。
怎——么——讲？
精——啊——湛！
背后说了徐老师很多好话，有溜须拍马之嫌。没办法，谁让她是我的领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