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来美国八年了。头一年在纽约，第二年转学到洛杉矶。

我的专业是数学，毕业以后找不到工作，就到处打工，在酒吧当过调酒师、卖过人寿保险、在旅行社当过职员，后来，自己出来与朋友合伙开了一个旅行社，一直混到现在。所谓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华人，中国人一个比一个精，到哪儿都饿不死，放心好了。

我对纽约的印象是“脏、乱、差”。市长成天在街上转悠（光我就两次跟他擦肩而过），也不好好管管，把这么好的城市弄得像个大垃圾站，要是北京市长早撤了。我第一次进地铁站，一股子骚味儿熏得我差点没吐出来，比王府井南口的巨型公共厕所里的味儿都呛。曼哈顿的唐人街，简直跟北京我们家那条胡同里的自由市场一个情调，鱼摊儿菜摊儿脏水横流，臭气熏天，最有意思的是，连摊主的那身打扮和神情都一样。

但是我喜欢纽约！也说不出来为什么喜欢，反正纽约的空气好像有一些成分是非常迷人的，呼吸惯了以后就上瘾了。听说现在中国有的饭馆卖涮羊肉锅子或者四川麻辣火锅的时候，老板往汤里放罂粟壳，客人越吃越爱吃，吃长了有个三五天不吃就闹得慌。那么——这个比喻也许不太恰当——如果说纽约就是一个大铜火锅的话，里边臭鱼烂虾菜叶子糟粉条什么都有，那其中也必有类似罂粟壳那样的东西，把整个这一锅汤的味道给提起来了，看着是一锅杂烩，吃起来香。

我一开始就不喜欢洛杉矶，到现在还是不喜欢。我对洛杉矶只能说是挺有感情的，已经住了七年了嘛，人非草木，哪能一点感情都没有？这就像找了个对象，不太满意，但处长了，慢慢也就处出了感情，好多缺点错误看不顺眼的地方一闭眼假装没看见就算了。

洛杉矶太大太分散。住宅区是住宅区，商业区是商业区，分得过于清楚（而且有法律保护着），连打个酱油，都得开上车跑出五英里去，不像在纽约，一下楼，吃喝玩乐全办了。我对大城市的概念是灯红酒绿、人群熙攘、商店的橱窗连成一片一眼望不到头，可洛杉矶没这个。街上除了来往的车辆以外，基本上看不见人影儿，天一黑，商店全关门了，只有酒吧开着，简直就像是一座死城。就这鬼地方，居然是美国第二大城市，也是全世界最现代化的城市之一，它拥有庞大的航天工业，好莱坞电影王国霸占着全世界的电影市场和观众趣味，商业之发达用这个例子就可以说明了——据说，光是中国设在这儿的所谓“中资公司”就有上千家。所以我有时候想，可能因为我是从农业社会来的，对资本主义的腐朽糜烂太富有想象力了，非整天醉生梦死纸醉金迷不叫美国，结果一看，并没有什么嘛，美国人都挺老实的，过得都挺没劲的，下了班就憋在家里看电视喝啤酒，哪儿都不去。那些晚上在外面瞎转悠的，十有八九是要谋财害命。

我是个影迷，对好莱坞的大明星，从四十年代到现在，可以说如数家珍。四十年代我爹干什么呢我不知道，可葛利高里。派克、英格丽。褒曼他们在电影界怎么混我门儿清。以前在北京的时候，为了看外国电影我真是费尽心机，有一次在朋友家看录像还让警察给抄了，在拘留所里蹲了一夜。其实那天看的是越战片《猎鹿人》，只有一个地方，男主角抱着梅莉尔。斯特里普说“让我们互相温暖一下吧”，完了镜头就移开了，他们是怎么温暖的一点儿没看见，真冤枉到家了。后来通过警察的审讯我才知道，原来我这个朋友及其一伙是个“流氓集团”，经常观看三级片，而且看完了还群奸群宿，警察早就往这里派了卧底的了。“那你们派来卧底的不也跟着一起奸宿了吗？”我问。我是真对这个问题有兴趣，因为若是果真如此我想这个工作又保险又快乐我何不也报名参加呢？没想到审我的那老警察从桌子后面绕过来，伸手就抽了我一个大嘴巴。出来以后，我跟我那个朋友发了脾气，我说：好啊，群奸群宿你不叫着我，看这么深刻这么有文化的电影你倒想起我来了。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你！

说起来这都是多年前的往事了。现在这位朋友在北京开了个音像公司，手持大哥大，成天和名导演名歌星一块儿撮饭局，摇身一变成了文化人了。去年我回北京时，他告诉我他买了房，在房顶上装了个“大锅盖”（电视卫星天线），全世界的电视节目都看得到。他收藏了一百多盘黄色录像带，但他看“黄带子”看腻了，根本没兴趣，用他的话来说，“那纯粹跟配猪一个样儿，没劲！我搞的是艺术。”

在北京认识个影星歌星什么的还不容易？我的老朋友、也是现在生意上的合伙人钱大明，就自称认识所有叫得上名字的演员。借他的光，我在北京也认识不少。来到洛杉矶以后我挺激动，我想这里明星荟萃，演员多如牛毛，机会比北京还得多，斯特里普碰不上，马龙。白兰度碰不上，甚至连小白脸儿汤姆。克鲁斯我也碰不上，认识些二三流的演员总不是问题吧？

结果满不是那么回事。你可以到比华丽山庄去当个游客，注意——仅仅是“游客”！坐在街边上的墨西哥人卖给你五块钱一张地图，所有大明星的住宅都标的清清楚楚，可是，你只能开车绕着人家的高大围墙溜一溜，里面花木扶疏，大得没边儿，连一点生人味儿都闻不到。这时你会觉得，那是一个完全隔绝的世界，你也就是个地理上的美国居民而已。其实北京的大宅门也跟你没什么关系，但你却不会有这样的感觉，不知道为什么。

七年里，我只有一次直接目击过一个身分不明的好像是演员的人。那回一位朋友从费城到洛杉矶来，我开车带他玩儿，在5号高速公路上，我们发现了一辆黑色的加长型卡迪拉克，就是车里有酒吧和澡盆的那种，司机是位黑人老头儿，穿燕尾服、脖子上扎蝴蝶结、戴白手套。后面的车窗都拉着窗帘，什么也看不见。“这里边坐着明星呢吧？”“很可能哎！”于是，我们就跟上了。我们一会儿在后边，一会儿跑到他前边，有时还跟他并排开，使劲往车里看。跟了几十英里，他刷一下就从一个出口下了高速路。所谓“咬住青山不放松”啊，我们也跟过去了。他在路边的一个餐厅停下来，等了一会儿，只见车门一开，一位金发女郎走出来，拿着手袋，直奔餐厅而去。虽然天还不太黑，但餐厅里灯火辉煌，透过大玻璃窗，看得一清二楚，她长头发，一身皂，裙子很短，长得极漂亮，仪态万方。

不过她没去用餐，一拐弯，进了厕所了。

“这是谁？”我问。我这位朋友也是好莱坞电影专家，虽然是业余的，他的专业是“再保险”。什么是再保险你知道吗？

反正我不知道。

“她是……”再保险博士候选人深思熟虑地说，“好像她是……我也没看出来！”

我们俩决定等。他在旁边的自动贩卖机买了两罐可乐，给我一罐，喝了几口，放在车顶上，掏出香烟来互相点烟。前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再保险分理处副处长说：“美国明星吧有两类人，一类，莎朗。史东和麦当娜那种，搔首弄姿，惊世骇俗，特别会利用媒体，他们跟经典艺术传统已经没什么关系了，可以泛称叫广告艺术。还有一类，嘉宝是典型，倍儿独，性情古怪，一辈子不结婚，在大街上谁认出她来她跟谁急。不过这种人在老辈人里有，现在恐怕绝了。媒体多厉害呀，谁不利用谁傻逼！”前北京胡同串子附和着说：“是哈，像咱们见她们不都是通过媒体嘛，没媒体谁搭理她们哪！以前戏迷要想见见梅兰芳也没这么困难，那时候的媒体也就是小报，可是人和人反而近。现在中间横插进来一个中介物，发达的媒体，成天接触的是它，没它还不行了，这就像你那个再保险似的，保一回就行了吧，还得再保……”“说什么哪！你懂吗？”“懂当然是不懂，我的意思是说……哎，她怎么还不出来呀？”他看了看表，都过了十几分钟了。我们一直盯着女厕所的门，连一条缝都没打开过。“拉稀了吧？”“是啊，要不怎么这么长时间哪。问问黑老头？”我们又耐心等了十分钟，还是没动静，“干嘛去啦？掉下去了？要不咱们进去拉她一把？”“肯定是闹肚子，刚起来又闹了，刚起来又闹了，就出不来了。”我们这份晦气呀，好不容易撞上个疑似二流演员的，偏偏赶上她腹泻，死活出不来了。那天我们绝望地开车上路以后，颇有失落感，我一边开车一边喊：

冰棍儿——败火！拉稀——别找我！

过去北京夏天的时候，在卖冰棍儿的老太太周围经常有一帮一帮的孩子喊这个，现在还喊不喊我就不知道了，我听说现在北京卖冰棍儿的老太太后腰上都别着BP机，每年一到美国国会讨论是否继续延长中国最惠国待遇的时候，得紧张好几个月。

这次与明星的遭遇发生在我刚来美国没两年的时候。后来经的事多了，越琢磨越觉得这件事挺有代表性。

我的再保险专家朋友拿了博士学位以后，立马就回国了，现在是北京丽的丝集团公司副总裁。丽的丝集团是干嘛的，我没问，反正肯定不是流氓集团就是了。

在美国注册成立个公司非常简单，只要你想个名字，到市政府去查查有没有跟你重名的，然后填几份表格，就齐活了。

我估计洛杉矶每个中国人都有一个自己的公司，只不过大部分人除了攥着钢印往白纸上盖几个印以外，没干过别的。有的人名片上公司的地址只写了个邮局的信箱号码，那肯定是个什么都没有的“皮包”公司，或者叫“信箱”公司也成。

我以前没动过这方面的脑子，是钱大明给我开的窍。他说我看你不呆不傻，也不太笨，又在美国这么多年了，怎么胸无大志，当打工仔当得这么踏实啊！我说那我干嘛呀？也弄个钢印，嘎噔嘎噔盖着玩儿？你管饭吗？“你这完全是大陆的那套大锅饭思路，”他说，“在美国谁管你的饭哪！这是竞争的社会，弱肉强食，你不加入竞争，就出局！”

我一想也是。于是我们俩就策划了一番。我在旅行社工作，有这方面的经验，他说他可以办去各个国家的签证，因为他在好多领事馆里都“有关系”。最重要的是，开旅行社不用太多的本钱，我们俩还凑得齐。大明说，那就这么定啦，开旅行社！我说别急呀，咱们也就是议论议论，要真干，我还得再考虑一下。大明鼻子里哼了一声，说，纯粹北京人的毛病，光说不练，就知道侃，你还有什么可考虑的？我也觉得自己太优柔寡断了，想了一晚上，第二天就给了他明确的答复：干！

起名字费了好几天工夫，他满脑子里也不都是些什么，居然提出这样的词让我选择：团结、跃进、满江红、胜利、全无敌……我说叫这样的名儿，知道的是旅行社，不知道的还以为是红卫兵战斗队在海外开的分部呢，能吓死谁。讨论来讨论去，最后定下来叫“名流”，虽然也一般，但比“全无敌”要好点儿。我们在华人集中的“小台北”地区的一幢办公楼里租了两间房，买了电脑，雇了个秘书小姐，真开张了。那些天我兴奋得晚上都睡不着觉。

这也太简单了！我打了这么多年工，怎么就从来没想到这一步呢？

钱大明身高一米八二，体重一百九十五磅，胖是胖了点，但架子好。眼睛跟牛似的，爱穿西服，用DUPONT牌啷声打火机，业余爱好是桥牌，做梦都梦见国际政治舞台上风云变幻。我以前在北京认识他的时候，他刚从大学毕业，分在国家科委人事司当小干部，那是十几年前的事了。我当时的女朋友的哥哥是“改革理论家”，自称智囊团重要成员，经常跟一帮胸怀大志要改造中国的朋友开“双周碰头会”，研究天下大势，拿出一套一套的方案供决策层参考。有一次他们正好在我女友的家里“碰头”，我也在，认识了不少那里边的人。我对钱大明的最初印象是那天他讲的话，他说：“现在西方已经开始了第三次浪潮，电子计算机不仅会使工业和科技发生革命，而且将改变整个社会结构和人们的生活方式。这是中国的最后一次机会了，再赶不上，绝对开除（地球的）‘球籍’！”当时我刚上大学，一听这话，吓出一身汗来。

要是中国被开除了球籍，我可怎么办呀？

后来在美国见了面以后，提起旧事，我问他还记不记得当时说过的话？我说：“如今已经过去十好几年了，你说，中国抓住这最后一次机会了吗？”他连想都没想就脱口答道：“当然抓住了！你没看见吗，中国起来了，而且起飞的速度，远远超过了我当年的想象。简直是奇迹！二十一世纪一定是中国的世纪。”

过了一会儿，他又补充了一句：“我原来担心的是中国搭不上世界这班车，现在，中国是搭上世界的车了，可我又没搭上中国这班车！”

我和钱大明在国内来往并不多，他那时满脑袋想的是经邦济世的大业，忙，连影子都不容易抓得到。来美国以后，真是太巧了，我们居然在洛杉矶的中国超级市场里遇上了。他西服笔挺，打领带，推着一辆购物车，步履稳健地在货架当中穿行。在超级市场里穿这身行头显得奇特，我不由得多看了几眼，结果认出是他。他对我很亲热，说知道我在美国，想和我联络，但找不到地址，没想到在这儿碰上了。他问我跟宋敏还有没有联系？宋敏就是我过去的女朋友，她哥哥叫宋斌。

没有了，我说，一点消息也没有。你呢？

她结婚了你知道吧。听说生了个大胖丫头，应该两岁了。

她怀孕的时候我见过她。

宋斌怎么样？

哎，一波三折，大起大落呀！钱大明感慨良深地说。在中国，从谭嗣同开始，改革者都没有好下场。民族的悲剧啊……

听说他已经下海了，做房地产。

我们俩站在那儿聊了半个多小时。最后，我见谈得投机，忍不住对他的装束发表了点儿个人意见。

我说：“你可能在美国住的时间还不太长，你这身打扮吧……”

“怎么啦？”

“恕我直言啊——看着土了点儿。”

他眼睛一瞪：“土？！这套衣服土？你识货吗？这是在北京‘赛特’买的意大利名牌，一套一万多块人民币呢，够工薪阶层两年的工资。料子多好啊！”

“是是是，我没说料子不好，一看就知道是好料子，好做工，绝对高档西服。我是说吧，你看周围人全穿的是便服，在这儿穿西服有点儿不对头、不协调。购物嘛，你总不能……便服也有很贵的啊。”

大明看了我一会儿。“扯淡！我为什么要和那些人一样！

我反的就是这样的流行潮流，什么流行我反什么，别人都这样，我偏那样，这就是我的性格！你看看你，整个儿成一港仔了，怪不得我一下子没认出来你——我们经过‘文革’的跟你们没经过的小孩儿就是不一样，文革的重要遗产之一，就是反潮流，这个理念永远是对的。没有这点精神，只能混同于普通老百姓，甭想成大事！”

我一时不知说什么，因为这话要说起来可太长了。

旅行社的生意不好做。

我们只能局限在华人社区这个小范围内。原因很多，比如，我们的规模太小，又花不起那么多钱在英文的大报纸上做广告。其次，美国是个以“社区”为单元的社会，华人有华人的社区，意大利人有意大利人的社区，墨西哥人有墨西哥人的社区，每个社区的商业服务业都非常完备，不说“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吧，也差不多，像出门旅行买机票订旅馆这样的事，当然是在自己的社区里办方便，何必舍近求远？尤其是洛杉矶，族裔繁多，据说一共有讲六十几种不同语言的种族。华人社区颇具规模，有几十万人，大大小小的旅行社多了去了，竞争激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抠得出几个钱？

开张几个月，门可罗雀，我不由得急上心来。

可大明别提有多稳了。他每天准时上下班（当然更要穿西服打领带喽！），往办公桌前一坐，几个小时连口水都不喝，冥思苦想，拟定出一份宏伟的“发展规划”，用电脑印出来，漂漂亮亮，跟中央文件差不多。

我花了近一个小时才看完，吓了一跳，到外面房间取东西时，只见秘书小姐一手拿着那份“规划书”，一手捂着嘴，冲我直笑。

根据这个规划，我们不是在开旅行社，而是着手建立一个世界性的农、工、商、贸联合王国。到了第一个“五年计划”

完成的那一天，名流旅行社的业务已经延伸至南到阿根廷，北到加拿大的魁北克，在圣彼得堡、巴黎、君士但丁堡、开罗、新德里设有五个中等规模的分支机构（至于中等规模是什么规模则没有说明）。而这个旅行社在“名流集团”系统里已经仅仅是起辅助作用的“配套工程”了。在第二个五年计划里，我的天！我们要开展的项目太多了、性质彼此相差太远了，我简直就不知道谁能管得了！

“怎么样？”大明问，有点紧张地看着我。

“写得好！”我说，“我特别佩服‘可行性分析’这部分，里边运用了这么多公式，计算得这么精确，具有高度的科学性。反正按照这上边的理论逻辑来推的话，成功的把握在百分之九十以上。”

大明笑得嘴都咧到耳朵根子上去了。

“这得益于我多年严格的科学训练，已经养成缜密的思维习惯了。其实这种东西学校里教不了多少，主要是自修。当年我插队的时候，天天夜里在油灯底下苦读，主要看这方面的书。嗳，你别净夸我呀，给我提点意见。”

我说：“谈不上什么意见，实际上跟规划书也没多大关系。

我的问题是，眼下，目前，就是现在，咱们可怎么办哪？”

“现在？”他一愣，想了一会儿。“这是远景规划！让你给规划提意见呢。”

“你先把远景规划放放吧。这规划完美无缺，可就是没解决现在的问题。”

“现在的什么问题呀？”

嘿，真亏他说得出来！

我说：“可能你这些天光忙着写规划了，没注意公司的业务。你先看看账再说吧。”

他背着手在房间里来回走了两趟，说：“我知道，不就是没赚钱吗？赚哪！这还有什么好说的。我的思路是，不论什么事，要么就不干，要干，就要高瞻远瞩，把问题想透了，然后再脚踏实地地去做。这叫由远及近法。还有一种方法，鼠目寸光，就事论事，没有长远打算，一上路就错了，以后永远错。

这叫急功近利法。我们千万不要偏爱这后一种方法。你刚才说什么？现在？告诉你，现在是起步阶段，该行动了。”

“怎么行动？”

“看我的吧。希望你积极配合。”

钱大明绝不是一个光说不做的人。而且他和我不一样，我希望在工作和个人生活之间有一条明确的界限，上班好好工作，下了班就什么都不想了，好好玩儿，好好享受，要有闲暇。他不在乎这个，干起来没日没夜，全身心地投入，而且精力极为充沛，不知道累，也好像从不睡觉似的。

他说，先从办签证入手，这是他的“长项”，虽然赚不了几个钱，但目的是打出知名度，以后业务就活了。于是，我们在中文报纸上登了大幅广告，强调“精办各国签证”这一条。

第二天，果然有客人上门。

这位小伙子也是北京人，准备和太太带着老妈去欧洲旅游，他们持中国大陆护照，已经策划了好几年，据他们了解，法国人“特孙子”，对第三世界弱小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人，要求非常苛刻，即使你材料完备，也要等三个月才能拿到签证。大明对他热情亲切，说放心吧，都是北京的嘛！我在领事馆里有人，你们要不要在巴黎订个便宜旅馆？我们在巴黎也有分公司，免费给你这项服务。小伙子说嘿，我算找对地方了，交给咱们北京的哥们儿办我放心。

接了这活儿以后，大明又忙起别的来了，每天出出进进，根本不知道他在干什么。问他去没去签？他说还没有，不急。

我说不是要等三个月吗，可别耽误了。他说：“那人纯粹一傻逼，甭听他的。法国在拿破仑的时候才欺负弱小民族呢，现在都后冷战时代了，哪儿有那事儿啊。我和法国文化参赞是朋友，保证一小时之内拿到签证。”

这中间又有几个是要去英国、西班牙和中东国家的，他都顺利地办好了。我信心大增，他的精神也为之一振，不再老是那么严肃了，笑眯眯的，面有得色。到了第二个月的中旬，大明终于腾出了一点时间，晃晃悠悠地去法国领事馆了。

究竟在那儿发生了什么事，到现在我也没完全搞清楚。根据大明回来以后，脸色铁青、断断续续的一些气话，大致是这样的：他连签证的办公室都没进去，在门房那儿就让人家把材料扔出来了。法国门房用蹩脚的英语说：“材料不足，明天补齐，三个月以后来取签证。”此外一句废话没有。他还要跟人家搅合，又过来一个保安人员，穿着法国警察那种制服。圆筒帽，连推带搡地说：“走，走，下一位！”就这么给轰出来了。

我问大明：“你怎么不找文化参赞哪？”

“我找啦！”他说，“我说把符拉基米尔叫出来，我跟他有话！”

“符拉基米尔？你他妈找捷尔仁斯基好不好啊！”

“孙子！我他妈刚受了法国人的气，现在还得受你的气是不是？”

那一家人筹谋了多年，时间算得特别精确，什么时候拿到签证、什么时候巴黎正好有朋友的空房子……错过时间，计划就全泡汤了。把小伙子气的，在洛杉矶四处给我们散，说：“名流旅行社是他妈北京俩地痞流氓开的黑店，你们千万别上他们的当！”

我们维持这个旅行社的基本费用包括：房租、电话费、秘书的工资和其他一些费用。这已经是压到最低限度了。虽然不多，但进项太少，没有一个月收支打平过。也就是说，每天都多多少少地在往里赔钱。我猜得到钱大明非常着急，但他很会控制自己，不露出来，不像我这么沉不住气。

再说我们还得吃饭哪！我这个人花钱比较随便，买什么都要买贵的，喜欢名牌，喜欢吃吃喝喝泡酒吧。而且可能是在美国住长了入乡随俗，也传染上了一般美国人的毛病，寅吃卯粮，不仅买汽车贷款，连几千块钱的音响都是贷的款，信用卡也乱刷一气，欠着债付利息，不当一回事。所以每个月花销不少。原来打工有收入还不怕，现在只出不进，心里真慌了。

（我刚来美国的时候也和大多数中国人一样，拼命攒钱，什么也不舍得买，连在外面喝杯饮料都得算计半天。从不下饭馆，每天在家里吃鸡翅膀、鸡爪子、鸡蛋……吃得我一张嘴都快变成公鸡打鸣儿了。）

大明用钱的方法跟我正相反。照他的说法，好钢要用在刀刃上，真遇到值得冒风险的生意，有多少钱他也敢往里砸。但是在日常生活中，他要多抠有多抠。来美国好几年了，穿的还都是从大陆带来的衣服，基本上没在这儿买过，我到他住的公寓去过，卧室床上铺的是一条北京针织总厂生产的粉底大红花床单，白的确良布的枕头套，上面有机绣的鸳鸯戏水图，我怀疑这可能还是十年前他第一次结婚时人家送的礼物。他对哪个住宅区在每个月的哪一天是扔大件垃圾的日子，哪个住宅区富能拣到好东西这些事情，知道的一清二楚。他就有这个本事，拣到的家具全都是八成新，像模像样，有的还是挺时髦的样式。他爱看书，但嫌贵，从来不买，周末别人都出去郊游了，他常常钻进图书馆，一泡就是一整天，按他的说法是“这些公共设施是用我们纳税人的钱来养着的。我交税了，就应该充分利用，不然税钱不就白糟践了嘛！何必还要自己掏钱买书？这就是美国的好处。”除此以外他没什么特别的爱好，连电影都很少看，偶尔看一次，必找那有很多放映厅的电影院，买一张票进去，至少得看三场电影，看到眼睛通红。他跟我说过，他最省的时候，一个月除了房租外只花了六十块钱。我的天！一个月光汽油费也不止这么点钱，真不知道他是怎么过的日子。

我一直不大了解他的经济状况。从我们那次在超级市场里相遇到合伙开旅行社之前，中间隔了两年时间。这两年里他都在干什么？对我来说简直是个谜。当时我感到他雄心勃勃，很有自信。我问过他，他说做生意。问做什么生意？每次回答都不一样。“我那条船在卡亚俄卸货呢。卡亚俄知道吗？秘鲁的大港。”“卸什么货？”“援外的农机。中国还得支援第三世界呀！”要不就是：“最近正和日本人谈判呢。他们不是把纽约的洛克菲勒中心给买下来了吗？现在撑不住了，要找我谈。”“找你？”“我牵头啊！这是中国在美国房地产市场上的大动作，谈成了轰动世界。”

一个张嘴就是上亿生意的人物，最后居然会主动找我这样的人合伙开旅行社，这中间的落差也未免太大了点儿。

他那么省吃俭用究竟是为什么？是天性如此呢，还是真没什么钱？或者两个因素都有一点儿？

不过，也不知怎么搞的，张嘴哭穷的反倒总是我，为了进一步压缩公司的开支，我在秘书小姐身上打起主意来了。

秘书小姐是上海人，眉清目秀，身材修长。她刚来的时候对我们非常殷勤，几个月下来，对公司的状况了如指掌，知道前景不妙，虽然表面上还是很客气，但一股子瞧不起的神情就在这客气里露出来了。我最讨厌的就是这个。

有一天我和大明坐在办公室里聊天。我爱喝茶，尤其聊得高兴的时候，一壶接一壶。秘书小姐刚来时为了讨好我，抢着给我倒水，慢慢成了习惯。现在她有点不耐烦了，在给我续到第三壶水的时候，她笑嘻嘻地说：

“哟，刘老板喝茶比毛主席喝得还凶哎！”

大明听了，放声大笑，笑得椅子都直叫唤。

我借着这件事，和大明密谋起来。我说，这样的人，每月付她一千多，太浪费了，不如辞了她给咱们省点儿钱。

他问我：“那找个什么样的？”

“不找了。咱们现在多紧哪！等以后赚了钱再说。”

“不行不行！”他说，“连个接电话的小姐都没有，那客人不更该觉得咱们是黑店了吗？”

我说：“现在不是撑面子的时候，能省就省，顾不了那么多了。”

他死活不同意，说咱们将来是干大事的，这几个钱不算什么，用不着斤斤计较。我说这你可倒大方啊，再不计较计较，就得关门了！我费了不知多少口舌说服他，他又足足考虑了一个星期，总算同意了。

辞掉秘书小姐以后，我这个总裁就兼起了秘书的工作。每天，电话铃一响，我得赶紧嗽嗓子，然后拿起听筒，掐着脖子尖声尖气地说：

“哈罗，名流旅行社，我能帮你做点什么？”

“可不可以和刘总裁讲话？”

“当然。刘总裁在另一条线上，请稍候。”

说完我一按等候键，一阵门德尔松E小调小提琴协奏曲的美妙乐声就传到客人的耳朵里了。我正襟危坐，故意让客人多等一会儿，好像刘总裁日理万机分身乏术似的，再咳嗽一声，接通电话，换用中气十足的洪亮嗓门喝道：

“你好！哪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