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档案(十八)(5)-乡村档案

郑秋菊被全安的话顶撞得有些尴尬,往后退了半步,说:“我怎么知道啊,我知道就不会问你了。”

“你问我,我就说是退集资款。”全安一点都不给郑秋菊面子,“你要是不信,那你就不要问我好了。”“谁负责退?”郑秋菊脸面红一块白一块,但她还是这样追问道。她知道,丁安仁要她跟着赵书记他们下来,一个主要任务,就是要把下面村里的情况,赵书记他们在下面听到了什么,做了些什么,全部掌握住,以便对付;再一个就是不能让下面村里的人,背着他们一个劲地说他们的坏话。该封的要封,该堵的要堵。

“我们村不是你郑书记负责,你问这个做什么?”

全安过后就问李冬明:“李书记,上午县公安局在我们村抓走了两个人,还将大岩村莫胡子也抓走了。我要不是被围墙砸破了脑壳,听说我也会被抓走的。你知道不知道他们抓人有什么标准没有?”

李冬明说:“我从县里刚回来,抓的哪三个人我知道,他们对我说了。为什么要抓他们,我就不怎么清楚了。”

“你说丁县长叫人抓莫胡子他们有没有道理?”

李冬明看了赵祥生一眼,不做声了。全安就对赵祥生说:“赵书记,我请你评评理,他们抓人怎么连被抓的人犯什么罪也不调查清楚,想抓谁就抓谁呀。”

赵祥生说:“我下来的时候就说过了,我们这次下来,主要是听听群众的意见,不干预公安司法部门执法办案。田跃他们抓谁不抓谁,完全是他们自己的事情。我不好过问,也不能过问。”赵祥生这样说过,两眼瞅着这个满脸愁苦的村支书,摸了摸他脑壳上包得严严实实的布条,又摸了摸那只被砍伤的胳膊,说:“全支书,这次让你吃苦了,我看你还是要到医院去上些药,这样会不会出问题呀。”

周明勇一旁对李冬明说:“如今基层工作不好做。特别是村一级的干部,上面的工作往下面压,村里群众的矛盾也多,纠纷也多,都要靠他们解决。可他们又不是正式的国家干部,还要靠自己劳动养活自己。他们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你们要多多关心体贴他们才是。”

郑秋菊一旁说:“他们每个月有五十块钱的补贴。”过后就轻声嘀咕道,“装得可真像。”

没料到她这话被赵祥生听见了,批评她说:“你这个乡党委副书记,这样一种心态对待下面的干部,怎么不挨群众的骂呀。”

全安站在那里,他们说的话他一句也没有听见,他还在想刚才赵书记说的行政不干预公安司法办案的话,他的脸面有些发黄,站在那里,眼睛直愣愣地盯着赵祥生,好久没有做声。何奔一旁见状,说:“两位书记大老远地到竹山垭村来,你这个做村支书的不能让他们老是站在这里说话吧。”

全安问:“到我家去呢,还是要深入基层,访贫问苦?”

赵祥生说:“客随主便。”

“那就跟我走吧。”全安说着,自己前面走了,一边走还一边不服气地说,“行政不干预公安司法办案,那丁县长是代表行政还是代表公安司法?他怎么叫抓谁就抓谁!”

几个人跟着全安来到村子旁边山脚一户人家。这户人家姓赵,有五口人,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娘,儿子名叫赵福林,儿媳姓白,一个孙子,一个孙女。一家五口人住在一间破烂的木屋里。木屋的壁板是用细树枝织成的,站在外面,可以一览无余地看见整个屋里的一切。里间是卧室,卧室里摆着两张床,一张床是祖母和孙子孙女睡,另一张床是儿子媳妇睡。床上没有被子,只有两件破蓑衣。屋子里除了两张床,就只有一个大木桶了。赵祥生打开木桶,里面有半木桶苞谷。外面屋子里也是空荡荡的,火塘上架着一口铁锅,铁锅里煮着红薯。赵福林的老娘和孩子正围在火塘前吃红薯。赵祥生走过去看了看,问蹲在屋角落里整修农具的赵福林:“中午吃的红薯?”

“不吃红薯吃什么?”赵福林头没抬,冷冷地道。

“一年能收多少粮食,够吃么?”

赵福林那满是皱纹的脸上全是布满的愁苦。他突然把手中的农具往地上一抛,大声地咒骂起来:“如今一些人把我们做农民的当猪了,当畜牲了,一年累死累活,收下的粮食交皇粮国税还不算,乡政府这种费那种费比牛毛还要多。真是剥我们的皮,榨我们的血呀。你们是县里下来的大官,你们说说,我们做农民的还活不活?”

赵祥生没有料到眼前这个看上去老实木讷的农民会来这么一下子,说:“你们夫妇俩这么年轻,劳动力也不差,乡政府的费再收得多,家里也不会是这个样子啊。”

“不是这个样子,那你说又能是什么样子?”赵福林目光冷冷地看着赵祥生。

“不能搞点副业挣点钱?”

“搞什么副业?种的小菜没有地方卖。外出打工么,我们这么大年纪了,没人要,人家要年轻漂亮的姑娘。到山上挖点中药材卖,还要抽百分之三十的管理费。听说今后乡政府还要收人丁费,收婚嫁喜酒费,日他娘啊,乡政府今后只怕还要收农民晒太阳和淋雨的费了。”

“乡政府集资修桥,就是为了让你们能尽快富起来,你们为什么不愿意交集资款,还要去乡政府闹事?”

“哪个说我们不愿意交修桥集资款?我家把猪卖了,把鸡卖了,还卖了两百斤黄豆、三百斤苞谷,才把一千五百块钱凑齐。我们村里大部分人都是卖猪卖鸡卖粮凑钱交的集资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