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秋菊被全安的话顶撞得有些尴尬，往后退了半步，说：“我怎么知道啊，我知道就不会问你了。”

“你问我，我就说是退集资款。”全安一点都不给郑秋菊面子，“你要是不信，那你就不要问我好了。”“谁负责退？”郑秋菊脸面红一块白一块，但她还是这样追问道。她知道，丁安仁要她跟着赵书记他们下来，一个主要任务，就是要把下面村里的情况，赵书记他们在下面听到了什么，做了些什么，全部掌握住，以便对付；再一个就是不能让下面村里的人，背着他们一个劲地说他们的坏话。该封的要封，该堵的要堵。

“我们村不是你郑书记负责，你问这个做什么?”

全安过后就问李冬明：“李书记，上午县公安局在我们村抓走了两个人，还将大岩村莫胡子也抓走了。我要不是被围墙砸破了脑壳，听说我也会被抓走的。你知道不知道他们抓人有什么标准没有？”

李冬明说：“我从县里刚回来，抓的哪三个人我知道，他们对我说了。为什么要抓他们，我就不怎么清楚了。”

“你说丁县长叫人抓莫胡子他们有没有道理？”

李冬明看了赵祥生一眼，不做声了。全安就对赵祥生说：“赵书记，我请你评评理，他们抓人怎么连被抓的人犯什么罪也不调查清楚，想抓谁就抓谁呀。”

赵祥生说：“我下来的时候就说过了，我们这次下来，主要是听听群众的意见，不干预公安司法部门执法办案。田跃他们抓谁不抓谁，完全是他们自己的事情。我不好过问，也不能过问。”赵祥生这样说过，两眼瞅着这个满脸愁苦的村支书，摸了摸他脑壳上包得严严实实的布条，又摸了摸那只被砍伤的胳膊，说：“全支书，这次让你吃苦了，我看你还是要到医院去上些药，这样会不会出问题呀。”

周明勇一旁对李冬明说：“如今基层工作不好做。特别是村一级的干部，上面的工作往下面压，村里群众的矛盾也多，纠纷也多，都要靠他们解决。可他们又不是正式的国家干部，还要靠自己劳动养活自己。他们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你们要多多关心体贴他们才是。”

郑秋菊一旁说：“他们每个月有五十块钱的补贴。”过后就轻声嘀咕道，“装得可真像。”

没料到她这话被赵祥生听见了，批评她说：“你这个乡党委副书记，这样一种心态对待下面的干部，怎么不挨群众的骂呀。”

全安站在那里，他们说的话他一句也没有听见，他还在想刚才赵书记说的行政不干预公安司法办案的话，他的脸面有些发黄，站在那里，眼睛直愣愣地盯着赵祥生，好久没有做声。何奔一旁见状，说：“两位书记大老远地到竹山垭村来，你这个做村支书的不能让他们老是站在这里说话吧。”

全安问：“到我家去呢，还是要深入基层，访贫问苦？”

赵祥生说：“客随主便。”

“那就跟我走吧。”全安说着，自己前面走了，一边走还一边不服气地说，“行政不干预公安司法办案，那丁县长是代表行政还是代表公安司法?他怎么叫抓谁就抓谁!”

几个人跟着全安来到村子旁边山脚一户人家。这户人家姓赵，有五口人，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娘，儿子名叫赵福林，儿媳姓白，一个孙子，一个孙女。一家五口人住在一间破烂的木屋里。木屋的壁板是用细树枝织成的，站在外面，可以一览无余地看见整个屋里的一切。里间是卧室，卧室里摆着两张床，一张床是祖母和孙子孙女睡，另一张床是儿子媳妇睡。床上没有被子，只有两件破蓑衣。屋子里除了两张床，就只有一个大木桶了。赵祥生打开木桶，里面有半木桶苞谷。外面屋子里也是空荡荡的，火塘上架着一口铁锅，铁锅里煮着红薯。赵福林的老娘和孩子正围在火塘前吃红薯。赵祥生走过去看了看，问蹲在屋角落里整修农具的赵福林：“中午吃的红薯？”

“不吃红薯吃什么？”赵福林头没抬，冷冷地道。

“一年能收多少粮食，够吃么？”

赵福林那满是皱纹的脸上全是布满的愁苦。他突然把手中的农具往地上一抛，大声地咒骂起来：“如今一些人把我们做农民的当猪了，当畜牲了，一年累死累活，收下的粮食交皇粮国税还不算，乡政府这种费那种费比牛毛还要多。真是剥我们的皮，榨我们的血呀。你们是县里下来的大官，你们说说，我们做农民的还活不活?”

赵祥生没有料到眼前这个看上去老实木讷的农民会来这么一下子，说：“你们夫妇俩这么年轻，劳动力也不差，乡政府的费再收得多，家里也不会是这个样子啊。”

“不是这个样子，那你说又能是什么样子?”赵福林目光冷冷地看着赵祥生。

“不能搞点副业挣点钱？”

“搞什么副业?种的小菜没有地方卖。外出打工么，我们这么大年纪了，没人要，人家要年轻漂亮的姑娘。到山上挖点中药材卖，还要抽百分之三十的管理费。听说今后乡政府还要收人丁费，收婚嫁喜酒费，日他娘啊，乡政府今后只怕还要收农民晒太阳和淋雨的费了。”

“乡政府集资修桥，就是为了让你们能尽快富起来，你们为什么不愿意交集资款，还要去乡政府闹事？”

“哪个说我们不愿意交修桥集资款?我家把猪卖了，把鸡卖了，还卖了两百斤黄豆、三百斤苞谷，才把一千五百块钱凑齐。我们村里大部分人都是卖猪卖鸡卖粮凑钱交的集资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