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方思一旁交待丁安仁说：“我还是那句话，千万不能抓错了人，那样无异于火上浇油。一定要注重事实根据，要按法律程序办事。”

丁安仁说：“我会掌握分寸的。”说着就匆匆走了。

丁安仁走后，常方思坐在办公室越想越放心不下苦藤河乡的事情。看看表，快中午了，

便去县委办找赵祥生，想对他说说丁安仁已经主动要求下去了，如果不行的话，他还是亲自下去一趟。没有料到，李冬明已经先他一步来到了赵祥生的办公室。李冬明肯定是走得急了，一副气喘吁吁的样子。

“李冬明你小子是怎么搞的。”看见李冬明，常方思大声责问道。

李冬明接过赵祥生递过来的茶杯，猛地喝了一口，有几分委屈地说：“我没有料到会是这样一种情况。”

“丁副县长说他已经交待你多次了，如果群众对集资有意见的话，就不要再集资了，拿那一百三十万给他们修一座桥，解决他们的过河问题就行了。要修大桥，等以后形势好了再说，你总是不听话。”过后，常方思对赵祥生说，“老丁说他对苦藤河乡的情况很熟悉，他要下去。我觉得也行，他先下去看看，不行的话，我再下去。”

李冬明说：“我不是说这次集资的事，苦藤河乡的老百姓对交集资款修桥并没有多大的意见，大岩村三天之内将一百五十六户八百六十一个人的集资款一分不少地收上来了。还有十多户卖猪卖鸡卖粮捐了八千多块钱的款，其他的村虽然有个别户家庭困难，交不出那么多钱，大部分人交集资款还是很积极的。我说的是那里的群众对五年前乡政府将从群众手中收的修桥集资款，拿去炒地皮借鸡下蛋有意见。”

常方思说：“我知道苦藤河乡的群众对那次乡政府将集资款拿去炒地皮有意见。丁副县长说县里已经派人下去查过，而且有了结论的，他们为什么老是揪住这件事情不放?中间是不是有别的什么原因?”

李冬明说：“听说当时县纪委并没有派人下去，是丁副县长从农业局抽的几个人下去查的账，在下面却说是县纪委派下去的人。人们对那次查账一直表示怀疑，他们根本就不相信八十万块钱只买得一块乱坟岗子。”

赵祥生一直皱着眉头坐在那里不做声，只是静静地听他们说话。这时，他插话道：“苦藤河乡的老百姓到乡政府来吵闹，据说去的人很多，你跑到县里来做什么?顾乡长在医院住院，谁给群众做解释工作?你是不是觉得群众把乡政府的围墙推倒还不够?”

李冬明说：“我看见当时事态已经平息下来了，不会有什么大问题了。丁副县长说，省里打电话等着我汇报，我只有急忙赶到县里来了。”

常方思对赵祥生说：“老丁刚才对我说，省政府办公厅还等着汇报的。你看怎么向省里汇报好。”

赵祥生的口气有些冷，说：“一、立即退还群众的集资款，给群众做好解释工作。二、签订一把手责任书，今后再不准发生类似的事情，谁要违抗中央的指示精神，在农民群众身上打主意，不管发生在哪个乡镇，都要从严处理这个地方的一把手。三、加强对我们县干部群众的管理工作，将矛盾解决在萌芽阶段，保证不再出现集体告状、上访等影响安定团结、破坏改革开放大好局面的不安定因素。常县长，你看是不是让政府办就按我说的这三条立即向省里汇报。”

常县长走后，赵祥生板着脸，口气冷冷地对李冬明说：“把苦藤河乡的情况详细地对我说说。”

李冬明说：“苦藤河乡的情况十分复杂，这次集资可能是一根导火索。”

“说详细一些。”赵祥生的眉头皱得更紧了。

“群众对顾家兄弟的意见特别大。人们都说顾家富在连山镇修的那幢三层高的楼房，可能就是从上次炒地皮的那笔钱中间得到的好处。顾乡长和乡企业办的两个人也都将他们的家全搬到连山镇去了，他们哪有那么多的钱搬迁？”李冬明顿了顿，“当时丁副县长在苦藤河乡扶贫，他不可能不知道这些事情。群众对他也有怀疑，说他可能也得了好处的，不然，他怎么会从农业局抽几个人下去查账，却说是县纪委派下去查账的工作组?为这事纪委周书记还和他争吵过。”李冬明顿了顿，“这些年，丁副县长不管是去苦藤河乡也好，去连山镇也好，都是住在顾家富的连山酒家。连山酒家这些年出的事情也不少。竹山垭村邓启放的妹妹邓美玉，因为在连山酒家做服务员怀了孕，去县城打胎，在路途中跳火车自杀，被碾断了双脚，成了残废人。如今带着个四岁的私生女儿靠七十岁的老母亲养活。苦藤河乡还有三个姑娘曾经在连山酒家做服务员，却突然远走他乡，至今没有回来过。人们说这三个姑娘有可能是被顾家富卖掉了。还说连山酒家一直在搞色情服务，客人晚上可以随便找小姐睡觉，嫖娼也没有人管。当地的群众向上面反映，甚至告状，却一直得不到解决。听说纪委周书记多次在常委会上说起这个事，都被丁副县长挡了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