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冬明只得耐心地给大家做说服解释工作，说桥修好了对苦藤河乡带来的好处，说县里和乡政府对修桥的决心，说苦藤河乡的农民群众如何盼望修桥，苦藤河乡的干部和许多农民群众如何支持修桥。还说自己为了修桥，将多年积攒下来的三千块钱全都捐出来了。只是，任你口里说得起血泡，人们却是不认这个理。李冬明就有些沉不住气了。李冬明今年才三十四岁，大学毕业之后，在县委宣传部做了几年宣传干事，还在下面扶了两年贫，但扶贫没有真正在下面，而是四处讨钱给农民修公路，并没有真正到农民家里住几夜，吃几餐饭。后来被常县长看中，调到政府办做秘书，再后来又调到县委办做副主任。今年年初，赵书记就让他下乡来了。虽然李冬明也是农家子弟，读了高中，考上大学，也就跳出了农门。

一晃十年过去，对于农村的现状也就不是十分的了解了。在县领导的身边待得久了，便多少学到了领导们处理问题的一些霸气，他心里打定主意，今天是千万软不得的。你这里的口气稍稍松动下来，这集资款就没办法收上来了。竹山垭村收不上来，苦藤河乡其他八个村也就别指望收到钱了。情急中他就拍了桌子：“你们今天是怎么了，想闹事呀。我李冬明不是三岁孩子，你一吵一闹就把我吓住了，就可以不用交集资款了。对你们说清楚，我今天要瞪着眼睛看着你们交集资款。是给你们自己修桥，我就不怕你们告状。你们告到县里告到省里都没有用。决定在苦藤河修大桥，不是我李冬明的主意，是县委赵书记和常县长决定的，他们都是我的后台。我今天要你们交集资款，也是他们同意的，他们要求把苦藤河大桥修宽一些，上面要跑大货车，今后要在苦藤河乡办石灰厂，办水泥厂，办采石场。我给你们限定一个时间，两天之内必须把钱交上来。我和乡财税所刘所长几个人就住在全支书家里等着的。过了两天期限，我们只有对那些抵制交集资款的户采取措施了。家中喂养有肉猪的，就抬猪抵账。没有肉猪的，就担谷子。到时候你们不要说我李冬明心肝上没得血，下得了手。我是没有办法，让你们给逼着这么做的。”

李冬明把话说到了这一步，而且他说话的时候脸面板着，两把眉毛横着，牙帮骨一拧一拧的，下面就不做声了，一屋子的人死水潭一般。李冬明粗声大气地说了很久，就问大家有什么意见，有意见可以提，有想法可以说，有什么困难也可以摆一摆。可是，他连着问了几声，人们却装聋作哑不吭声。相持了很久，邓启放瓮声瓮气说：“什么意见都没有，就是没钱交。”说完这话，一抛手出门走了。走到门口时，还回过头来对坐在门角落里的金所长瞪了一眼，金所长不由一愣，他发现邓启放那张粗糙的脸上带着一种无奈，深陷的眼坑里布满了怨恨。

邓启放这一走，全村的人就都跟着走了。金所长有些担心地说：“看这架式，好像有些不对头。”

李冬明心里的火气直往上蹿，吼全安道：“全支书，你们村是怎么了？”

全安本来想对他说一说五年前乡政府集资修桥的事，老百姓手头紧是一个原因，主要还是心里的气不顺。气顺了，再没钱也会想办法交集资款的，谁不知道大桥修好了对自己有好处呀。看见李冬明一副居高临下的样子，就懒得跟他说了：“我也不知道是怎么了，看起来大家心里都好像有怨气。”全安顿了顿，“刚才走的那个年轻人名叫邓启放，是我们村里的文化人，喜欢看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对国家的政策比我还知道得多。以前一直是我们村的会计。账做得特别的好，为人也不错，群众都拥护他。可去年顾乡长在我们村开了两天会，说坚决不能让邓启放做村会计了，再要让邓启放做村会计，上面给村干部的补助，给困难户的补助，乡政府一分都不给竹山垭村。就这样强行把他的村会计给换了。”

“那个样子像文化人么？真是乱弹琴。我说顾乡长不要他当村会计做对了。”李冬明真的有些气急败坏了，“再等两天，没人交钱，我们就采取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