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家好冷冷道：“那都是老皇历了。今天的四百万能修好那么一座水泥大桥？”顾家好发牢骚说，“我还想在苦藤河上修一座能并排跑四辆大货车的水泥大桥呢，这现实么？你们到老百姓家里去看看吧，看看有几家一次能拿得出两千三千集资款？我说，办任何事情都不能意气用事，要从苦藤河乡的实际出发，要考虑到群众的实际困难。带有任何个人的私心杂念都是不行的，都会带来难以收拾的后果。”何奔说：“我们不一定把这么多钱全部往老百姓身上压，我们可以以工换钱。比如石灰可以自己烧，河沙可以自己筛，大桥两边的保坎也可以自己砌。还有很多的小工我们自己都可以做。这些我们四年前就规划过的，可以节约几十万元的资金。”何奔顿了顿，“那年，我们也搞过一次集资，如果那次咬咬牙，说不定大桥早就修好了。”

顾家好听何奔这么说，那张四方脸立马就板了起来，一副十分生气的样子，正要说什么，李冬明却将话接了过去：“做任何事情，靠的是决心，是精神。只要人心齐了，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我的老家在农村，我那时才几岁，就亲眼看见我的父亲和乡亲们饿着肚子在村子外边的小溪上修筑水坝的情景。那时候的农村比现在要穷得多，是忙时吃干，闲时吃稀，还要杂以瓜菜填肚子的艰难岁月，我们村里两百亩水田年年受旱，十年中有九年减产。如果不解决水的问题，我们村就别指望吃上饱饭。于是决定在山溪里修一条水坝。修筑水坝全是抬岩挑沙的重活，我父亲和生产队两百多劳动力，从头年的八月开始，到第二年的三月完工，都没有休息过一天。冬天下大雪，溪滩上的冰雪有半尺厚。有一次，我父亲和几个壮劳力在溪坎上抬水坝的基石，抬着抬着他就昏倒了，当人们把他弄醒过来之后，他又挣扎着站起来将石头抬上肩。那时我才五岁，在水坝上玩耍，我知道父亲是饿得站不起来了。早晨父亲吃的是一碗南瓜粥，中午回去吃中午饭的时候却将早上留下的半碗南瓜粥让我吃了。我哭着不让父亲再抬了。父亲说，没力气抬也要抬，水坝不修好，明年连南瓜粥也没有吃的。我们村的水坝修好之后，人们的日子好过多了。我认为，这两年大家的日子都过紧一点，压缩家庭的其他开支，说得严重一点，两年不吃猪肉，两年不穿新衣服，咬着牙卖猪卖鸡卖粮，人均交五百元集资款不会有太大的问题。这样，我们自己乡拿三百万，四百万就凑齐了。”李冬明觉得不把赵书记和常县长的指示抖出来，顾乡长和郑副书记几个人是绝不会同意自己的意见的，他继续说：“从农民身上集一部分资，不是我的意见，是县委赵书记和常县长的指示。刚才他们给我打电话就很明确地对我说，要我再从苦藤河乡的老百姓手中筹集一部分资金，把苦藤河水泥大桥修成双车道，上面要能跑大货车。”

李冬明将话说到这个份上，郑秋菊和吴生平就不好再说什么了。顾家好有些无可奈何地说：“既然是赵书记和常县长的指示，我就不好坚持自己的意见了。李书记是县里派下来的，底气足，后面又有赵书记撑腰，遇到困难，赵书记当然会出面解决。我顾家好在苦藤河乡土生土长，苦藤河乡的老百姓背地里骂我没有能耐，给乡亲们办不了什么好事。如今好了，做出政绩了，你李冬明可以上台阶。天塌下来了有你李书记顶着，我们是大树下面好乘凉，也懒得操这份心了。”顾家好将眼睛对着郑秋菊和吴平生看了看，又说，“既然明天召开各村支部书记会议，许多的事情今天都得定下来。修大桥的工作一启动，就要动劳力，动资金。没有一个领导班子不行。”顾家好顿了顿，“我的想法，大桥指挥部的指挥长还是由李书记亲自担任，我和郑副书记吴副乡长给李书记打打边鼓就是。主要的问题是要找一个具体办事的。也就是具体分管后勤那一块。这个人很重要，要有和外面交往的能力，要懂账目，会写会算，还要吃得苦，肯干事。你们看谁挑这副担子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