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家好勾着头只管吃他的饭，待他把饭吃完之后才抬起头来淡淡地说：“县里指示，国庆节前要完成秋收秋种工作。任务很重，是不是忙完了这段时间，再坐下来开个会，专门研究修桥的事。虽说县里答应给一百万，可这一百万还只是一句话，并没有到手。县里穷得发排骨工资都还往后拖了两个月。这一百万还不知道猴年马月才能划到乡财政账上来。”

顾家好今年五十三岁了，是苦藤河乡茅山冲村人。他的经历很有一些传奇色彩。他只是一个小学毕业生，那时学工学农学军，连上小学的那几年他也没有认真读书。只是，那是个特殊的年代，家庭成分决定一个人的前程和命运。他的家庭是三代贫农，父亲在他刚生下来的那年给地主放木排时，淹死在苦藤河，连尸体也没有找到。他家真算得上是苦大仇深的贫农了。

他二十岁那年，西山县办了个农业大学，他这个在生产队做了多年农活的青年农民被推荐为苦藤河公社惟一一名上农业大学的大学生。但这个农业大学很少读书，大部分时间是下田间劳动。农业大学办了一段时间就解散了，他便回到了苦藤河公社。在公社农技站做农技员。那时他年轻，吃得苦，又肯学习农业技术，公社领导对他还是比较信任的。两年之后他就做了农技站站长。在农技站干了二十多年之后，他硬是凭着自己的能力和吃苦精神，得到了苦藤河乡人民的信任，在乡人大代表会上被选为副乡长。

只是，做了副乡长之后，他就渐渐地开始变了。他说他辛辛苦苦工作几十年，也该松口气了。三年之后他又被选为苦藤河乡的乡长。这时，他在乡政府说的话比书记的话还管用。加上有丁安仁在后面撑腰，他的胆子也就越来越大了。按他自己的话说，中国都这个样，我不这样，人家会说我这人太无能，太迂腐。何况，县里下来的干部天天和我在一块，我不这样，他们就不好那样了。于是，他也敢进包厢搂着嘴巴涂得血红的三陪小姐，把自己嘴里的酒水嘴对嘴地往三陪小姐嘴里喂。他也敢搞女人。开始是和乡妇女主任郑秋菊搞。第一次搞郑秋菊的时候他还有些害怕，后来他就不怕了。人家丁安仁搞十几岁的姑娘都不怕，自己搞一个半老徐娘怕什么。

和郑秋菊搞了一年多，他就有些不满足了，他觉得睡郑秋菊虽然比睡自己那个粗皮黑糙的农村婆娘感觉要好得多，但郑秋菊年纪毕竟大了，人也不漂亮。于是，他就打上了被丁安仁弄到乡政府做服务员的严卉的主意。严卉还不到二十岁，人又长得漂亮。和她睡觉肯定比和郑秋菊睡觉更有滋味，更刺激。他知道严卉和丁安仁有一脚，但他要和她睡觉她是不敢拒绝的，在苦藤河乡还是他说了算。于是，在丁安仁回县城的时候，他就摸进了严卉的房里。严卉果然没有拒绝他，她只向他提出一个要求，要他招聘她为乡政府办公室秘书。他答应了。于是，在丁安仁不在乡政府的时候，严卉就成了他的人。通过这件事，他也就掂量出了权力的伟大和万能。于是，他利用它将亲弟弟顾家富从茅山冲村弄到乡企业办做了副主任。不久，又将顾家富由乡企业办副主任变成了主任，还让他办起了木材加工厂和石灰厂。再后来，又利用它在河那边的连山镇修了房子，让老婆孩子都搬到连山镇去了。开始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还有些顾忌，慢慢地，就一点顾忌都没有了。

前面几届书记都是过田的水，在苦藤河乡待了一年两年就想着法子回城里去了，对苦藤河乡的事情基本上是不闻不问的，他顾家好怎么说怎么好。加上自己的身后还有一棵大树靠着，老百姓有意见也没有用。有状告不响，有理没有地方说。在苦藤河乡，他就是理。这几年，莫胡子、全安、何奔几个人不是经常在背后告他的状么，结果怎么样?莫胡子和全安的县人大代表被他稍稍做做手脚就给弄丢了。何奔还被弄到老崖村蹲了两年点，要不是李冬明下来做书记之后坚持要把何奔从老崖村弄回来，他还要让他在老崖村蹲三五年的。他常常想，怪不得人人都想当官。当了小官的想当大官，没有当官的跑官买官也想弄个官当。当官真的好呀。他想把修桥的工作往后拖一段时间。他有他的想法。他知道李冬明急着要把大桥修好，好回县里去做他的县委办主任，进常委。他不急，他就会主动来找他，那时他就可以向他提条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