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底我到了家中。就听说了有个55号文件是关于处理右派的事的。便到处去打听其内容。我们的政府是用内部文件来处理人的，被处理的人根本就看不到有关的文件。我去了复旦物理系，钱孝衡装作完全不知道我的情况，说对我的事他们无能为力；事实上，9月份发下的55号文件是明确规定原单位应负责安排工作的。在失望回家的公共汽车上我忽然看见前面站着的人很面熟，便碰了他一下问

“你是宗祥福吗？”这是当时一同毕业又住同一宿舍的同学。他注视了我一下，就认出了我，但他说：

“我早就知道你要回来了。”

“为什么？”我有点惊奇地问。

“因为我在系办公室偶然看到一份你的材料，当然并未见到内容，但听他们说你要回来。”

“可他们告诉我，我既是当年被开除的，他们完全管不着。”

“不过我劝你还是不要回来为好。”

“为什么？”

“因为如果你回来了，还是没人敢和你说话的。”

“那末你呢，也不敢吗？”

“是的，我也不敢的，这你可不要怪我。”

“我能理解，那你认为我该怎么办。”

“你最好去找个业余大学，现在每个区都有业余工业大学，待遇一样的，也有职称，工作还很轻松。复旦可并不是个好地方。”

55号文件的事并不假，1979年初，农场的右派也都来了上海，大家在等处理，有原单位的各去原单位交涉。我在复旦碰了钉子后便找了些过去的老师和同学。复旦的卢鹤绂先生对我说

“我在复旦说话全无用处，但我可以去其他学校帮你说。”

殷鹏程先生也如此说，他们对于复旦物理系的这帮人都看透了，当然王福山先生也无能为力。在这几位的帮助下，华东师范大学和上海师范学院都表示了愿意我去工作。我又找了在交通大学工作的杜年玲同学，她说她们工程力学系也欢迎我去工作。在另一位老同学季超仁的介绍下，我去和上海科技大学物理系的负责人谈了一次，他问我如到了该校，有何打算。我说：

“我毕竟脱离大学二十一年了，如有机会再执教，我想将所有理论物理的课程全部教一遍再说。”后来季对我说：“想不到你还有这样的雄心壮志，现在已没有人能承担所有的课程了。”我听了深感现在高校水平的下降。

然而这些学校并无具体的通知给我。其他，我也因难友叶世源之助与同济大学的周涵可先生见了面。我看着都只是口头允许，但我又不能久留上海，便又去联系了卢弯区业余工大。而正在我将要接受复旦附中的聘请时，同济的周先生来找我了。她要我写一张坚决要求来同济工作的报告。我随手写了一张表示谁先给我工作证，我就到谁处工作的保证。她看了大为不满，要我按她意思重写。

我这才明白，原来同济的李端生先生从在劳改局工作的一位同志处得知劳改局很奇怪，何以这个人竟有五所大学来要，然而他们无能为力。因为复旦大学把我的档案拿走了！

于是李先生等去了复旦，他们先还抵赖，后来对他们摊牌说了消息来源。复旦无奈，算是将我从复旦调动到同济。我的身份是二级工人，月工资50元。

当时同济物理系刚刚重建，很需用人，王福山先生在周先生去了解我时又极力推荐。同济的李国豪校长和党委书记阮某也对我还是右派表示无所谓。所以事情办得非常顺利。这时又逢李政道在北京讲学，同济的一位老先生想去听讲，便要我能马上代他的课。我爽快地答应了，但为了学生不至于反复更换教师，我提出先去白茅岭把一切手续办妥。李端生先生是位非常干练的人，马上用车陪我去了农场。我在1979年4月开始便在同济上课了。

再说说我的一些难友们，复旦的三位都不能得到学校的帮助，只有姚福申因为他老师王中之助进了复旦新闻系。我将张亚新推荐给了复旦附中。李治章是和其他许多人由公安局安排到金山石油化工厂去的。同济大学处理得比较好，黄建基安排到第一医学院基建科，钟亮明去了铁路局。唐焕新在他家乡找了一个中等专科学校教书。

财经学院的张嘉德的遭遇有些不同，该学校居然不认账，先是不承认他是右派了，这实在太可笑。他来回农场多次，据理力争，二年后才得到安排，回到了学校工作。另有一位白茅岭最年轻的右派叫唐志谋，当年在石油工业部驻上海的一个机构里工作，文化程度仅为中学，竟也被打成右派。等到79年回来时，那单位撤消了，他成了没单位管的人。就此失业，至今仍靠做小生意，也靠学会了烧菜当厨师为生。

回过来再说我到了同济，几个月后，有所谓的右派改正，这种说法实在荒谬，为了维持某个当时主持反右运动的人的面子。硬把这一涉及百万人的冤案说成是必要的，仅仅是被“扩大”了，所以只要“改正”而不称平反。我分两次才得到改正，因为第一次还在决定书上写我当年确有严重错误云云。我改正后才恢复了助教职称，不算二级工人了；过了几个月，给了400元钱叫“一次性困难补助”。不久，同济又提升我为讲师。

我回来不久，潘宗岳就来看我，原来他平反后被安排在同济分校当教授，他是同济的九三学社负责人之一。他和我叙旧，谈得很高兴，并邀我加入九三学社，我说：

“我理解的政党应该是以相同政见为基础的同志的集合。应以其政见来竞选，若当选，则执政。否则在野以监督政府。而所谓的民主党派是以职业来分党的，分明是分而治之，失去了政党的本意。有人以为加入了九三就是个高级知识分子政党的成员了，就可炫耀自己了，我很不以为然。再说你们的党在党章上就写上了拥护共产党，那就没有存在的价值，我若要加入你们这个儿子党，何不直接加入你们的老子党呢。”

他说“不然，可以多个地方说说话嘛。？？

“无非是去说些捧场话而已。大概每逢中秋节还有权买两盒玉佛寺纯素月饼吧。”

“不，不，”他分辩说“现在大家也发牢骚、骂山门了。

但我并不为他所动，周涵可先生知道了，也说

“你最好还是加入，因为现在的事谁也说不定，有个组织也可多一层保护。”

我回答她说“当年这些党的党魁们也都纷纷落马，还有什么保护可言呢。”

我回想起王福山先生告诉我他成为九三学社社员的经过。那是在1952年，有人送了一张入该党的表格给他，他随手放在抽屉里。过了几天，做统战工作的一个共产党员来找他，手上拿了一叠申请加入各种党派的表格。说请你加入民盟。王说我已经有一张九三学社的表了。说着就从抽屉里拿了出来。那人便说既如此，你就入九三学社吧，那民盟就让某人去好了。这些所谓的民主党派就是这么一回事，我怎可能去加入呢。

80年4月，我的老师王恒守先生不幸去世。他在被打为右派后去了安徽大学。右派平反后安排到杭州的海洋研究所。平反后我们虽有书信往来，但是我还没有去看过他呢，接到噩耗，我马上去了杭州。他的夫人秦素美教授对我说王零发来了唁电，要我回沪后去谢他。我说你们还和他这种人来往吗？秦说：

“你有所不知，他和王先生是棋友，当年的事，他也没办法。但是我们的儿子当时在复旦物理系念一年级，他班级也要打他为右派，却是王零保护下来了。”

当时王零也调到了同济当党委书记。我就去他办公室转达秦素美的谢意。当我一进门自报姓名后，他就站了起来，迎上来用两手紧握着我的手说

“你是一员大将啊，当年的事你可千万不要怪我啊，你们几个人都是他老人家指定划右派的啊。”

我说“这怎么可能呢，我不怪你，但也决不信这是毛泽东指定的。”

可是王零一再如此说，虽然我明知王福山先生曾告诉我当年就是他和杨西光坚决要定我右派的。后来没话说了，王忽然又转了话题问我有没有想到加入共产党，他可作介绍。我不禁笑起来回答说“这我可从未想过。”

81年冬天我就不幸得了重症哮喘病，在得病后最初的几年中还能断断续续地上课。不久，根据我的能力上报了晋升我为副教授。但当时同济尚无理科高级职称的批审权，此事又落到了复旦诸君的手里。据参加会议的王福山先生透露，我的晋级竟被当初害我的华中一以升得不能太快为由而否决了。所以我多年以后才获得公平的职称。

同济物理系复建之初，大家干劲冲天。我们都想到理工科在一起可以互相促进，而对复旦物理系的人也看到了他们中有学问的并不多。很想大干一场超过他们。然而不久就深感在手脚被缚起来的人治封建制度下要办成任何事都是极困难的。首先就是调动人事上的困难重重，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回想当时我还未得到工作时，卢绂先生曾对我说：

“你可不可以稍等一等，我正受命组织一个新的研究所，等建成了就可聘你来工作。”

然而到如今二十年了，卢先生已于去年作古，那研究所至今不见踪影。同济大学的李国豪校长致力于恢复医学院，至今也已二十年了仍一事无成。有一次我在和平公园恰巧遇到李校长，便和他一起散步，我问他是不是有职有权。他苦笑着回答说：

“哪儿有什么权呢，我连造新食堂造在那里的权也没有，他们说要造在南楼那里，我也管不了。我只有批准出差坐飞机的权！”此话虽不免牢骚，却也道出了他不能放开手脚做事的苦衷。

不久大家对政府所谓的重视教育不再心存幻想。后来在一切向钱看的原则下又看到了种种腐败现象。都明白在整个形势如此时是回天无力的了。现在，当年和我一起想把同济物理系办好的人大半已经退休，有的已成古人。出狱二十年来的所见所闻，感慨实在太多单是叙述而不加感想已无可能。而写感想又违背我写此文的初衷了。

在搁笔前我还想说一说多年以来经常使我惊醒的一个恶梦。我每隔一段时间便重复一个可怕的梦，每次都一身冷汗地惊醒过来。然而却没有一次能回忆出梦的内容来。这是一个没有内容的梦，它有的只是一个感觉，一个恐怖的感觉，我感到的是处在一种莫可名状的环境之中而摆脱不了。感到唯一的解脱是要等待，但在难以忍受的痛苦中没有把握等得到出头的等待正是最大的恐怖。这梦一定是我在漫长的劳改岁月中所受的苦难在心灵深处造成的伤痕。在这梦里我体会到的真正含义，因为是深渊，所以无从摆脱而出，也正因为是深渊所以漆黑一团并无内容。

清醒时在现实生活中则也会感到各种各样的等待之苦，有想办成任何事而面对限制积极性制度的束缚，只能诉诸等待的苦，但这种苦并不导致恐怖，它使人消沉，放弃任何作为。有身患重病动弹不得地什么事也做不成的等待之苦，它使人感到无可奈何。凡此种种我都经受得很多了，但最最烦人的还是那个时时吓醒我的恐怖的梦。

一九九八年一月初稿十月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