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分流四队被军代表宣布为反革命并逮捕后即被送往总场附近的放马场拘留所。这是在分流庙拘留所撤消后重建的拘留所，其监房是很正规的，牢门很结实。我被关在一间很小的单人牢房里。等押送的人一走，隔壁大房间里就有人从观察孔里向我喊话，问我是谁，我答复后，对方就乐了，告诉说右派队的黄建基、张亚新、王令康、姚福申都已于当日下午关了进来，各人都分别关一间。我随即大声地呼喊他们的名子，但他们都不敢回答。
当晚，即被提审，审我的有六、七个人之多。还是那老花样，问我知不知道为什么被抓进来。我出其不意地回答说：
“当然知道。”
“那你交代罪行。”
“我之所以知道是因为你们同时抓了右派队的某某等。所以必然还是那件事，但我已为那莫须有的事被冤枉关过两年半了。你们还想怎么样？”
“我们并没有说你是什么事，反正人民政府抓你就是你有罪了，你唯一的出路就是坦白交代，争取宽大处理。”
“我没有任何事可交代的，当时冤枉我组织反革命小集团之事，完全是胡说八道，如果你有证据证明有，可以马上枪决我，但既然你们又一次地迫害我，如查出来并无此事则对我要有个交代，那时我要求赔礼道歉。”
就这样对峙了很久，当然我也被迫向他们详谈了当年被关分流庙前后的经过。审讯进行了三个小时。
第二天一早，我就被带上手铐押上吉普车，专车送往上海思南路拘留所了。思南路拘留所即上海市第二看守所，位于思南路建国西路口。这房子现在已拆毁重建了。它是原法租界时的一个拘留所，红砖墙的四层楼房，其内部结构和上海市监狱即提篮桥监狱是一样的（后者为五层），但有木地板。这房子内部象一条船。船的客房成了小牢房，不过每间房只有1.4m×2.6m大，却要关四个人，其中还要放一只马桶。船的甲板则是走廊，这走廊很宽，被称为阳台，它又分成内和外阳台两部分，中间隔着用栏杆围起的长长的约一米宽的孔，孔上有铁丝网，但倚着栏杆可往下往上同时观察几个楼面。所以平时看守就可在外阳台沿外墙巡视，有意外时还可使用那里的警铃。
关进去后的第一个月是完全不闻不问的。这里每日两餐，上午粥下午杂粮，杂粮是山芋干或小米，这小米是喂鸟的那种碎米，饿得可想而知。我这一层的两个看守可说是世上少有的恶棍，年轻的一个专喜打人，在我关处过去几间关着一个体育界的人，常听见他被叫出去挨打。说是和他比试比试，他当然不敢还手，摔得地板砰砰响。
年纪大的一个脸上的黑痣上长着一撮毛，象贼一样轻手轻脚地会突然出现在你面前，如若监房里正说笑着，就会罚你站，如若不服就上铐子。有一次我拿到的一份饭是馊的，大家说可以报告，我就等一撮毛走过的时候向他报告，他说“是吗？”就用脚将饭踢到我够不到的地方，我们都以为等一会儿劳役犯会拿饭来调换，谁知我就此被饿了一顿。
我在半年中关过两个号子，在第一间中遇到了一位姓彭的，也是复旦的教师是个思想犯，但胆子很小不敢说案情，关了没多久，一天晚上送来了一个老人，这老人混身散发着臭气，是因为臀部长着个恶疮。他是因为十几年前检举了一个特务，对方被判十五年去了青海，如今反过来检举他说他们原是同伙。我们都笑他活该。这样我们五个人挤了一晚，谢天谢地第二天我换了一间。
这间同监的一位陈姓青年是化工厂工人，他的案子可笑极了。他买了一台有短波的收音机，偶然听到了美国之音，听到可以写信去，他觉得很好玩，难道可以把信寄到电台去吗？就试着写了一封，又不知寄香港的信该贴多少邮票，又听说如将信封剪去一只角可以便宜些，就贴了国内邮资并剪去信封一角。这样一来他就以偷听敌台罪被捕，收音机算是“作案工具”被没收。后来熟悉了，他问我以后该读些什么书籍，我开玩笑说你最好先学学邮政章程。
另一位姓王的青年是来自劳改一队，即上海劳动工具厂的，那厂是个劳改工厂，生产的扳手内销为劳动牌，外销则称为白象牌。他在被批斗时被打得右手肘关节脱臼，喊痛时还说他装病，不给医治，在关拘留所时那关节已成直角地硬化了，不免终生残疾。
黄姓老者的经历就有趣了。他是黄岩人，小时家穷到上海来谋生。先是在今襄阳路的一家裁缝店里做学徒。有一次他将一面盆洗脸水往马路上一倒，恰巧被巡逻的法国三条杠巡捕看见，要罚款一元，他无钱认罚就被关进捕房。被判决拘留二十四小时，关在里面吃了三顿，每顿三只烧饼。说得大家羡慕不已。
成年以后，他因一个舅父的介绍进了法商电车公司当查票员。有一天下大雨，他仍不偷懒，上上下下地查票，这又恰好被查岗的法国大班看到了，觉得这人不错，便通知手下一个管事的叫他某日去见大班，意思是要提拔他。管事的对他说了，但他从没和外国人说过话，不免害怕，就问不去行不行，那人也不说明原委，说那就不去吧。其实那管事和他舅父是不和的，当洋人问他某人为何不去时不知说了些什么，洋人一怒之下反倒使他丢了饭碗。
他又到一个德国人开的牙科诊所去学徒，可是一位护士看上了他，他不识风情惹怒了她。又被辞退。
总之，一一说来，他在旧社会换了二十种以上职业。其中在抗战时也因参与将西药运往杭州帮助游击队而坐过日本人的牢。那是关在今虹口公园处的日本宪兵司令部。一人一间房，有床，白天不关门可以上厕所。吃得饱，只是害怕得慌。但一口咬定并不知道药的去处，自己只是为了谋生赚钱，也就没事了。大家听了对比共产党的监狱，后者主要是关得太长久，又饿得发慌。但因为自己并不犯罪，所以新来时义愤填膺，关久了已是司空见惯，从来没有人有害怕的感觉。正应了“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这句古话。
49年时，他那时的工作可以南下，但有朋友对他说，你是苦出身，共产党来了只会对你有好处的，就留了下来。果然，那朋友介绍他在徐汇区区政府中找到了工作。在初期的历次运动中，他凭着出身好，节节高升，当上了主管菜市场的工作。后来到了困难年头。又去乡下搞四清运动。乡下的菜贩子对他招待周到。那时他的一个嫁到香港的姐姐送给他一块进口手表，乡下人看了羡慕不已，一定想要。他心想我占了乡下人不少便宜，就把表送给了乡下人。不料此人拿了表到处炫耀，其他人怂恿他去钟表店估价。这一来可糟了。原来这表国内市场是没有的，便追查来历，当然礼品是允许的，但不能出卖或转手，否则便作为走私。于是表被没收，还要付税金，他则受到了警告处分。
不久，以这处分为由他被调离区政府，到龙华的一个精神病医院工作。有一天晚上他值班，走过一个约束间前时，一个因发病而被关在里面的女病人通过小窗口向他要水喝，他理应将水送去给她，但一时大意就把门开了让她自己去取水。不料等他一个圈子走回办公室时却发现那个花痴女在他办公室等他，脱光了衣服要求他“帮忙解决解决问题。”他被裸女抱得紧紧的也不免心动，然而终因胆怯而且年岁大了并未干成什么事。却被女的臭骂了一顿“无能。”
又过了几天，这女的和一个男花痴双双逃走了，恰逢又是在他值班的晚上，来了电话，说是在浦东某旅馆被查到了这两人在要求住店。于是他打电话公安局要了车去把这两人接回来。女花痴一见到他勃然大怒说“黄某人！我叫你解决解决问题你不肯，如今我和别人解决问题你倒竟敢来抓我了。”
这事当时被作为笑话传开了。不料后来却因此以违法乱纪被关了进来。在提审时他当然就此事进行辩解，却不料提审员也不过把此事当笑话取笑他。然后令他从头说自己的历史。这是他们的一贯手法，先不提具体问题，而要你无边无际地供述。他们就是想套出你更多的“罪行”来。黄的历史可谓复杂了，故提审耗日持久。弄到最后他才明白过来，原来是为了下面的两件事被关进来的：
在他失业时，有一次看见报上有个老太太招聘干儿子的广告。他就去应聘了。其实那老太有一个侄儿，招干儿子的主意就是他出的，真正的想法是要找个生意上的帮手，如成了干亲则可望靠得住些。那人见他老实就成了此事。有一次那兄长派他去浦东高桥某地收购棉花，当地的乡下人问他姓名，他不愿说又不能不说，便随口看着海边的黄沙说“我就叫黄沙”，上海话的“沙”和“所”同音，乡下人便开玩笑叫他“黄所长”。
他这个干亲后来生意失败，他也不做干儿子了。然而多年以后，这个外号却是他那时吃官司的原因之一，反反复复地盘问当过什么所长？因为他几次三番地说自己的历史，都无当过官的痕迹，就多次要他重述，最后才拍桌子大骂“你当过所长为什么不交代？他这才如梦初醒将此事说清楚。为了猜这个哑谜还上了手铐！这使我想起以前听说有人因下象棋爱以当头炮开局被取了个炮兵司令的雅号而大倒其霉的故事。
第二件也是他失业时的事，他在外滩碰见一个老朋友问他
“近来混得怎样？”
他答道“身上只剩二角钱，还不知明日吃什么呢。”
那朋友便拉他到十六铺一个海员工会去登记。原来他曾在一条去新加坡的船上当过一个航次的理货。但因受不了晕船之苦而不干了，但也总算是个海员吧。他去那工会是去混饭吃的，反正在你被某船招聘前，那儿每日三餐总有供应的。在那儿混饭吃的人还真不少，每顿要开好几桌，而且每桌一般也坐不满，因为登记的人若临时有处去吃饭还不一定来。
有一天，江亚轮（48年冬沉没在长江口）到上海，该船船长招待失业海员上船吃了一顿饭，这原是常有之事。然而却被问得死去活来，问那顿饭时某人说了什么？
“谁还能记得呢，”老黄说“无非是说某个菜好之类应酬话而已。”
为了这两件事他就被关了一年以上，而前途还未卜呢。老黄说起他50年在区政府拍的一张集体照，无限感慨地说那照片上的人十之八九都在历次运动中倒了下去。
小王从另一个号子里来时还带来一个故事。那是说的一位叫杨华亭的人。此人毕业于延安抗日大学，被派往天津做地下工作，所做的是开设一家药铺，以为后方搜集药品和电池，搜集到的东西是有单线联系的人来取的。天津沦陷时联系断了，他不得已而携款逃难到了上海，但同样地找不到组织关系，便将资金在上海同样也开了一家药店。
解放后，他到军管会说明情况，并上缴全部资金。但被告知这要算携款逃跑之罪。不久被捕，以其自首从宽被判十年。
那时的上海市监狱还关着许多国民党时判刑的汉奸，而新关进来的反革命犯也还象个反革命，也许有什么藏匿的武器、电台之类，而看守还都是留用的警察。政府并不信任这些看守，所以当犯人写交代材料时是决不让看守经手的。他那时便在狱里当“事务犯”即管杂事的犯人头，反到有时令他代不会写字的犯人写材料。
有一次关进来了一个犯贪污的未决犯，他是杜蔚然。杜情绪消沉，想自杀未遂。杨就去劝他，他自恃老革命那里要听犯人的劝告？杨就亮出了自己在抗大等的革命经历，于是两人有了共同语言，杜不再想自杀，交代了贪污受贿的事实。不久竟获释了。
过了不久，有一天忽然喊有人来接见他，那又不是接见的日子，接见还竟在监狱的大会客室里进行。他疑惑地走进了会客室，只见沙发上坐着的两个人站起身迎了上来，握手寒暄后杜蔚然说“我现在是公安局副局长了，”又指着身旁提着酱鸭、水果的人介绍“这位是闸北分局的某局长。”他们慰问并问杨有何要求，杨答以希望能安静一些，因为他经常代人写材料也已不耐其烦了。
不久，他被调到苏北大丰农场。他在那里仍是一个特殊犯人，每天只要吹哨管其他犯人出工、收工即可。后来，杜局长又去视察农场，到了以后就对农场场长嚷着要找老杨，所以农场干部没有人敢得罪这个特殊犯人的。在苏北过了几年，他又嫌生活单调通过杜局长回到了上海劳动被服厂。总之没几年他被以表现突出为名减刑后成了上海青浦县的一个劳教农场，即青东农场的特殊场员，反正除无法改变身份外他是不吃苦的，连农场场长也要让他三分。象这样的特殊犯人青东农场还有好几个，如当时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的岳丈就是一个，这老混账在无锡胡作非为调戏女演员，实在闹得太过分了，被判了刑，但这个市委书记还是有办法把他从无锡弄到了上海，安排在该农场。在文革中老混账惶惶不可终日，天天打听着陈的消息，而随着杜蔚然在文革中的倒霉，杨也关进来受审查。杨说有一次杜去视察，见了他问要不要带他去见见黄局长，他回答说我有你杜局长照顾已很够了就不必了吧，他说幸亏未去见黄赤波，否则还要不得了。
再说到我自己，关了约一个月后便开始提审，第一审是他们八个所谓公、检、法的人同时出场的，其中我认出一个叫姜百清的农场干部，当时是农场中的造反派人物，从他的外号“讲不清”也可见其为人了。那年头公安、检察和法院三个理应相互独立的机构竟然可由同一个人代表，其法制的荡然无存亦可想而知了。我在第一审中重申了在放马场拘留所的话，断然否认有任何罪行。他们中的一个女的沉不住气大叫，骂我嚣张。
后来主要由八个人中的两个为首的提审我，在当时的形势和制度下，任何人都无法避免要说自己的历史，他要求你详谈过去的经历而算计着如何找出可害你的问题。直到翻来覆去问得无可再问了才逼他们提问。这种审讯方法从前面黄某的故事中就可看到。是和现代化国家的刑事诉讼法完全违背的。
最后他们摊牌问我的问题还是当年的老一套，什么逃国外、打游击、小集团之类，而加出的一项是更莫名其妙的。
问：“你什么时候解除劳动教养的？”
答：“1966年初。”
问；“为什么你会解除劳动教养？”
答：“是你们给我解除的，我怎么知道为什么？”
问：“有什么人事前暗示你将要解除劳动教养？”
答：“不可能有此事。”
实际上我为什么会有机会在劳教期内探亲？为什么会解除劳教这帮人也不知道。我从提审的问话中体会到这案件是农场中两派斗争的产物，造反派力图制造“走资派”即原农场头儿们的罪状。构造出了当年白茅岭右派队中有一大反革命集团案被“走资派”包庇的假案。如果我们挺不住而屈打成招，那末今天我也写不成回忆了。
然后就诱我上当承认有反动言论，有一次居然煞有介事地拿着一叠纸说：
“这是黄建基检举你的材料，你不说也不行。”
我说：“我也许记不得了，但我相信黄不至于瞎说，那你们就拿来我签名吧。”为此事，黄被戴了半个月手铐，逼他检举我说
“为什么李某如此信任你？”这也算他的错吗？人不可以被信任吗？
还有可笑的是忽然把我们都集中到一间屋里，然后还推推搡搡把唐焕新推了进来，我们知道唐也成了此案的牺牲品。人齐了，忽然那干部开始朗读毛的文章《敦促杜聿明投降书》、《南京政府向何处去》还令我们一句句地跟着念，念了许多遍，这又不是咒语，我们也和杜聿明、南京政府完全是两码事，这真叫人啼笑皆非。
又有一天上午，我被那农场的姜百清叫去提审，那是一间大屋子，我背对着门，被锁在椅子上后，只见那姜百清坐在提审席上咬牙切齿地朝我怒视了好久，然后忽然一拍桌子怒吼道：
“你只承认这些，叫我们怎么判你！”
我说：“你这是什么话？凭什么非判不可。”
他于是恼羞成怒走了下来对着我就打了一个耳光，我马上指着墙上的标语大叫：
“要文斗，不要武斗。”这时躲在门外从观察孔向内看的几个上海公检法的提审员从我背后走了过来，喝道“不许胡说，谁打你了。”我指着地上被打碎的眼镜说：
“没人打眼镜会碎吗？”他们不理我却将眼镜拿去，押我回到监房去了。
下午，我被叫到楼梯拐弯处的一间小屋里，主提审员和颜悦色地将修好的眼镜交给我（后来我才知道是他们打电话叫我妻去修的，而她那时也被学校关在私设的牢房，即所谓的牛棚里许久，要诈她说出不利于我的事来。）然后对我说：
“你不要叫冤枉，本来在你的档案里有着一个很大的问号，现在我们都替你澄清了。这不很好吗，关这几天弄清了这么大的问题不是很上算吗？谁让你要当头头呢，许多事都是别人的，例如明明是别人要逃跑又怎么也扯到你头上了呢。现在我们帮你把问题都搞清楚了，你出去以后交朋友要小心谨慎，我不希望再见到你。”总之他对我好言安慰一番。
又过了半月，忽然我们又都被用一辆中吉普押回了农场，仍在放马场拘］留所关起来。我被关在一间大房间里和两个逃跑的在一起，他们几位则分关各牢房，仍互不能见面。关了又有约半月，忽然一天把我们押到总场，总场正要开大会，会场气氛紧张，我们在一间小房间里被绑了起来，我是被特别地五花大绑的，还在颈上套了一个细绳圈，将我们押到大会的戏台上，每人被两个人在后面抓着手臂，我后面的人还将一只手握着那绳圈，那是防止我可能会高声喊“反动口号”用的。这是那时对将要被枪决的人的一种待遇。
这里我要谈到一种非常荒诞、可笑的现象。我想这是由于长期统治造成的民智低下而形成的。它会把象前文提到的，白求恩显灵和贫下中农出身这样极不融洽的事联系起来。这里我要说的是喊口号的现象。我亲眼看到许多人在被毒打之时高呼“共产党万岁”一类的口号。但难道他不知道毒打他的正是共产党吗？而最妙的是此时打手却怒斥之为喊反动口号！文革时，毛的侄子毛远新在东北为王，就是为了害怕这样的口号而下令残酷地将张志新等三十余人在枪杀前割断喉管的。
我当然不可能喊这样的口号，也不必去喊相反的口号找死。他们的这根小麻绳是多此一举的了。
我环顾台下地上坐着的那些可怜的场员，大都表情漠然，有气无力地跟着举手呼口号。台上居然也一本正经地坐着一排干部，我不记得他们说些什么了，只要听听口号就可知其可笑程度。除了什么“严惩反革命分子”之类外还大叫什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等等，似乎打倒了我们才保卫了毛泽东，真可太抬举我们了。然后一个个地读判决书宣判，黄建基、王令康判管制，张亚新判三年，唐焕新判五年，姚福申判七年。我是最后一个被宣判的，判了十二年。
判完以后，在口号声中我们被押回房间，解去了绳子，各发了一张判决书。判决书只有四行字，所列罪行是“一贯坚持反动立场。”“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污蔑攻击伟大领袖。”攻击、污蔑了什么呢？那时的文字是一律不能写的，这叫做“防扩散言论”不但不能写，甚至在审讯中也不能重复，因为是有毒的。好象一说就象咒语一样，伟大无比，威力无比的毛泽东就会受到损害了。然后“为了保卫…”云云好象我们真是了不得的国事犯，最后“依法判决有期徒刑十二年。”依的是什么法？法的第几条第几款？这是一字不提的。他们的“法”老百姓是看不到的，不公开的。这些“法”是以文件的方式在他们内部传递的。毛说“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既是策略岂能让人知道！
判刑以后我心情感到很轻松，外人也许难以理解，这是因为我其实已经在监狱里多年了，而白茅岭又实在太可恨，无论如何得以换一个环境也没有什么不好。至于判几年根本都是一样的，整个国家的形势才是决定我们命运的关键。我庆幸可以离开白茅岭，特别因为刑期长，也许新的地方受这样冤枉的人会少些（这一点，不久就被证明我是错了。）我倒可不至于又成为重点，被那些无缘无故仇视知识分子的干部视为眼中钉了。他们三人也没有一个有沮丧的表现，我们对在这个制度下自己的前途都看得很透彻。
当天我们就被送回上海，又在思南路拘留所关了一夜，次日被送往上海市监狱，即提篮桥监狱。进了三重大铁门便是监狱大院。这里面有十座牢房，其中一到八是五层的建筑，是内部和思南路拘留所一样的牢房，九号监是比较新一些的建筑，是女牢，而十号监则是一座高层的监狱医院。在围墙以外可见到的另一高层建筑则是一个监狱工厂。
我们被送到三号监的二楼，这是关反革命犯的地方。我们四个人有幸能关在一间牢房里过了约一个多月。
监狱的每一层叫一个楼面，有一个楼面队长负责管理。另有一个事务犯负责登记等杂务工作，这事务犯往往是有些特别关系的犯人。底层的事务犯是总事务犯，还有医务犯和一批劳役犯也关在底层，他们每三人一间牢房，每天的工作是送三顿饭和打扫等。这里不如思南路的是：送饭上楼没有电梯，一个人将装有三十个腰状饭盒的大木盘放在背上驮上楼可并不容易，特别是送早上的稀粥，每份约有三斤重。有个别的劳役犯还竟然有本事在半楼梯没人见的地方，用托着盘的手眼睛不看地从饭盒里偷菜吃。打扫也不容易，监狱的玻璃窗可谓最干净的了，每天都要擦，而且一批人在前面擦一批人在后面检查，甚至于用嘴哈了气去查看玻璃擦亮的程度。劳动之余则要坐在那里”学习”。
虽然如此，做劳役犯还是令人羡慕的，首先他们吃劳动饭，其次在不到四平方米的牢房里关四个人和三个人就大不一样了。你可以想象这牢房只有一只小的双人床宽度，只是比床长了一些，还要在里角放一只马桶，由于作为床的木板高出水泥地十几公分而还需在前面让出一段水泥地做开铁门之用，这一块地方就只能放脱下来的鞋子而不能睡觉。四个人睡时不仅头脚交叉还只能同时翻身，三个人睡就比较好多了。由于在底层，走廊上不再有栏杆围着的孔，也宽敞得多，可以坐在长凳上学习，腿脚有伸展的余地。
二楼是新收犯的地方，管理较松。然而我进去的第二天下午就被叫去问话。原来我在倒马桶开门的当口和隔壁牢房的一个人靠在栏杆上说了几句话，那人是我在思南路拘留所看到过的，他比我早一小时送到市监狱，犯人号为7301而我的为7302，于是就有人去汇报说两个同案犯在串联了。可见即使到了这种地方，而且初来乍到之时，那为虎作伥的人还不少呢。
但我们还是敢交谈的，从交谈中我们了解到要十六年以上刑期才算大刑犯，关在一号监。我们这里的犯人几乎都谈不上有什么罪，其实在那个年头那有什么反革命？还不全都是冤狱，即使大刑犯也如此，这在以后我住监狱医院碰到人时才更清楚。
不久二楼近一百间牢房就关满了，于是重新编组，我们去了三楼，四个老朋友都被分开了。三楼每四个牢房算一个小组，每日上、下午都要开铁门坐在走廊地上学习。我隔壁牢房里有一位葛沪生，原是复旦化学系的助教，被上了铐。文革后的上铐方式和我在分流庙戴铐时大不相同了。行话叫穿心铐，即将两个铐圈互相穿过而使铐圈间的一个链条圈不起作用，这样一来，铐得两手完全不能动弹，加之总是用后铐，因此吃饭，如厕都不行。便令另一同监犯照管他，这同监犯也求之不得，因为可以吃劳动饭。但碰到可恶的同监犯则有的并不喂饭，仅将饭朝洗脸盆里一倒，要被铐的人象猫、狗一样俯下身去单用嘴吃，至于大解时更不帮助清洁了。被铐的人也完全不可能换衣服，一铐就是几个月，铐子紧得嵌入肉里，血肉模糊惨不忍睹，被铐过的人都免不了留下犹如断手再植般的伤疤。那位葛沪生就被铐了好几个月，他很勇敢，只是为了很小的事受此苦刑，却从不肯低头认错。可惜我不可能与他谈话，只能以目示意表示同情与敬意而已。
这样的铐法还不算厉害的，还有一种叫扁担铐，是将一条手臂从肩上弯到后背去与另一只从下面拗上去的手在背后铐起来。而最厉害的是猪猡铐，我没有亲眼看到那惨状，据说是将脑袋弯下塞在两大腿之间，把人铐成一个团子。
另一隔壁牢房里有一位潘宗岳，一谈之下他还是我老师王恒守的朋友，他原是上海煤矿设计院的总工程师，和王先生一样也是在上海市宣传工作会议上发言成了右派的，成了右派后被送劳动教养，在劳改四队即上海电焊机厂劳教。在劳动教养期间倒没吃大苦，可是文革时也被判了十二年刑。在狱内他天天用心读报，抄写报上登的吹嘘建国二十年成绩的标题，我问他为什么？他说是写心得体会报告队长以期得到好感，对此我很不以为然。有一次他忽然问我第一宇宙速度是多少，我说你算一算不就得了吗，他大为奇怪，原来他还以为那是个算不出的常数呢。我教会了他后他对我更是佩服了。
可是不久他就被隔离不许出监房一步，也不让他参加学习了。原来他涉嫌一个监狱内的反革命集团案。这事说来也很可笑，我刚进监狱时的总事务犯名叫吕海琛，是个歌唱演员，那时劳役犯中有一批演员，劳动之余一直在排练节目为狱内演出之用。有一天起忽然都取消了排练，紧张地批斗起来。原来事务犯和劳役犯比较而言可以到处走动。这时狱内关了一个二十几岁的青年人叫陈忠人，据称是陈洁如的外孙，故自称蒋介石是他外公。于是有一大批人围着他转。这些人学术有限，也只可能读过些解放后出版的书如列宁、普列汉诺夫的书等，所以口口声声“我们自由民主党人”云云。被人检举后胡言乱语招供出越狱计划等等，荒谬到说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美军登陆时该如何在监狱屋顶做标记以防空袭，如何越狱前去迎接等等。
监狱内为这个显然是胡说八道的案子大张旗鼓地紧张了许多个月，几乎每个小组都要批斗各种各样的反改造分子。
我所在的小组四个监房共十六个人。掌握犯即小组长原是虹口公安分局预审科的科长，因为强奸女犯而被判刑的。此人非常凶狠恶劣，却是队长面前的红人。组内被批斗的是一位文弱老者，他早先在《字林西报》社工作，已赋闲多年，因为在公园里说话不谨慎而成了反革命犯。来此后仍以赤子之心待人，说话毫不注意，对同监房的人说：“中国的真正敌人是一狼一虎，狼就是东方的日本，因为他们的人名都是什么郎，虎则是北方名字都是什么夫的苏俄。你们看，现在中苏边界紧张了，不久就要世界大战…，我是老观察家了，看问题不会错…。”
这话被同监的人检举，于是被批斗，原小组批斗不力，又被隔离到我隔壁的房间与掌握犯和记录犯同住。每天他被命令站着挨批，那掌握犯想方设法地用话侮辱他，指使记录犯用鞋底打他耳光。我和另一位交通大学毕业的工程师苏慰慈则一有机会就长篇发言，大谈祖国科技成果假装”教育”他，使他有喘息的机会。
由于我们装书呆子发言，掌握犯也奈何我们不得。再说批来批去也就是这末几句话。掌握犯除了拿他开心，发泄其虐待狂外也无事可做。有一次我们两瞎吹得热闹，他不甘心我们主导了会的方向，在苏慰慈说上海地下工程如何固若金汤时，便插嘴胡吹他也去过那从市区通达机场的地道，连飞机也从地道里飞来飞去云云。总之，他自以为高人一等；当然，队长是他过去的同僚，他们的观点是罗瑞卿所谓“中国除了解放军外，就是我们的天下。”即便他成了阶下之囚也是“人民内部矛盾”。怎能不比我们这些“敌人”高明呢。我之所以要说起这点不值一提的事，是因为二十年中我见到的这类刑事犯罪分子太多了。他们被安排来管理我们，被怂恿来折磨我们。他们愈是无知却按毛的理论愈比读过书的人高明。愈表现得对知识分子憎恨愈显得其“阶级觉悟”好。思想犯在监狱里一不小心被队长看中了要找你麻烦，则不但天天受这种人的欺凌，而这种人还有一些知识分子的帮凶。这就是象那小组的记录犯那样的人？？
这个记录犯也是个反革命犯，约有50来岁，是个单身。在会上对那“老观察家”的凶狠不亚于掌握犯，不时地打、骂、侮辱。但是有一次批斗了一半，掌握犯被队长叫去说话了，会停了下来。他看着大伙的眼色，忽然也和颜悦色起来，安慰那老者，还说了该怎样放聪明些，如何检讨才能过关云云。此人只有一个80多岁的老母亲来接见送物，到时眼泪汪汪，也着实一副可怜相。只是这种人生就两面派的性格，妄图讨好狱卒，自以为会有好处而已。“老观察家”日日夜夜离不开这两个恶棍一步路地生活着，实在不是人过的日子。
过了几天，我感觉到那掌握犯的眼神有点不对，他在掌握犯会上从我原来同组的人处知道到了我并非直接来自学校，而是个老改造。老改造不暴露身份，而居然敢与他平起平坐地说话，还干扰他主持的批斗会，那还了得？他对那“老观察家”也已斗腻了，又想“立新功”了。他似乎要对我有所动作了。然而幸好监狱里也经常重新编小组，我才逃脱了被他批斗。新小组的掌握犯是个开皮鞋店的，与我同住一室，我吹嘘对皮革的知识把他敷衍得很好。他告诉我那个原掌握犯对我干扰他批斗“老观察家”恨恨不已，多次要他找我麻烦，但是虽说只隔了一个组，天天看得见，他自己却已对我无可奈何了。然而，和这种为虎作伥的所谓“要求改造”的掌握犯同处一监是极其困难的。不久，我们的关系就破裂了。幸而，在我将面临被整之前，又重新编组了。
有一次编组后我到了陌生的牢房里，深知小心为妙，第一不能暴露老改造身份，他们称这为二进宫，其实我又何尝出过宫？第二不能有文化，我就装作是文盲。这个计策果然管用，我过了几个月的安稳日子，没人找我麻烦。可到了要写年终小结时，小组长安排人帮我写，去请示队长时才露了馅。所幸未因此被批斗。
那时的医务犯王祖德原是同济大学的校医。反右运动时，他还是上海第一医学院的学生，就因为同情右派同学而被定为“漏网右派”划入另册。文革时，他在复旦读书的弟弟被女朋友检举成了“反动学生”，受迫害时，说出了乃兄告诉的一句传闻，即毛主席因中风曾请上海名医陆瘦燕去北京打金针。这样一来，矛头就转到了王医生处，同济大学非但私设牢房把他关了起来，批斗、毒打了他八个多月之久。而且竟然残忍地将他的父亲抓来关在他对面牢房里，让他听得到父亲被折磨的声音。王医生被逼得在一次恶梦后，横下一条心，写下承认反对毛的字句，于是以所谓的“反动标语”而被控为现行反革命，打得偏体鳞伤，送入拘留所，判刑十二年，他的在上海师范学院读书的小妹也连带受害，被斗不堪凌辱，在校门口路上撞车而亡，父母亲也愤而先后悬梁自尽，妻子被逼与他离异。文革时这样的迫害比比皆是，较之思想改造、肃反运动、反右运动更大大地进一步了。幸而王医生的根本不存在的“反动标语”还算有分寸，当时另一位上海的著名音乐指挥家陆鸿恩就是在被逼急了气愤之下呼喊了口号而被杀害的。80年代王医生平反回到同济，后来又当了校医院院长，他宽宏大度，居然仍能与迫害他的人共事而且一视同仁地对待这帮人，这是非常难能可贵，令人敬佩的。
监狱内谈不到有制度，一切都是随管理人的高兴，例如探监，原规定每月一次，但事实上约两月才有一次，每次事先可以写一封二百字以内的信。家属凭信内的通知按时前来。接见是在一个大礼堂内进行的，礼堂中用一排乒乓桌隔开，家属先进入，将接济的日用品（食品是绝对禁止的）交验后放在犯人一侧离桌子约三米处的凳子上，然后犯人列队进入，在狱警的旁听下，在嘈杂的声响中，隔着乒乓桌会见约十分钟就吹哨驱赶了。放风也随其高兴，几个月才有一次到院子里排着队绕圈子走几圈。这时在阳光下才可彼此看见苍白得可怕的脸色。
在放风时走过底层监狱，可以见到有些特殊的犯人。最可怜的是一些被称为“装疯卖傻”的犯人，他们肯定是些被逼疯了的精神病患者，每个人关一间，往往衣不遮体，跳跳蹦蹦，嘴里叽哩咕噜不知说些什么，有时闹得凶了，劳役犯就用水龙头冲他们。这真是人间地｀狱了。干部指使劳役犯打人时，使用一种行话叫“孙悟空帽”的帽子，除了眼睛、鼻子外将被打人的头连嘴巴闷起来，打得你喊不出声音？？
另一些特殊犯人则相反，是受优待的，原来这个讲级别的社会在监狱里也级别分明。我看到的是外国人，他们又根据国籍而有不同的待遇，吃不同的伙食。以欧、美人最优待，其次是日本人，蒙古人则最差，当然仍比我们吃得好得多了。有一次和一个姓蔡的台湾人同监房。他其实生长在日本，50年代时看了报上的宣传，以为可以到中国投资做生意，便带了一笔资金来上海想开办制钉厂。然而政府并不同意他开厂，却又不明说，将他安排在华东造船厂里当技术员，虽然他并无技术，仍给他最高技术员级别的工资待遇，然而一年以后以他的消费水平，将带来的资金全用完了。他当然就要申请回去，但却未获准。于是他写信给在日本的父亲求助。忽然又以间谍罪被捕了，关在上海第一看守所。一关就是十三年。然后判了十五年到监狱来服剩下的一年多刑期。
他说起在看守所的经历，原来在看守所里从49年就关在里面从不审问的犯人都有的是。他曾关得一身病到另一第三看守所去疗养过，谁也不知道这个保密的看守所在那里，他也是在晚上被用车送去的，那里居然还有网球可打。这位间谍当然不成其为间谍，否则哪有这般便宜？判他十五年不过是挽回已关十三年的面子而已。我在与他同监房时曾跟他学日语，然而因为他根本没文化，也仅能学几句话而已。这就是个没文化的“间谍”的故事。
监狱里对犯人的“教育”就是枪决人给你看，枪决的地点就在大礼堂后的小院子的一个亭子里。北京大学新闻系的女学生右派林昭就是在那里被枪杀的。那时她已瘦得皮包骨头，弱不禁风，但仍表现得很勇敢。林昭出身革命家庭，她的舅父死在国民党手里，她怎么可能是反对共产党的呢？然而她被打成了右派，据说她在被捕送劳动教养时还向学校发出一封责问信“当年蔡元培先生任北大校长时，曾慨然向北洋政府去保释五四被捕的学生，你们呢？”由于生性刚烈，曾因此自杀，幸而被救。在劳动教养时因病保外就医。和几位原北京的右派同学有些往来，他们便全部被捕成了反革命。在狱中又被加刑，最后于1968年五一节被害。她慷慨就义前用血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将这一滴血注入祖国的血液里；
将这一滴血向挚爱自由献祭。
揩吧、擦吧、抹吧，这是血呢！
殉难者的血迹，谁能抹得去。
她就义后，其父愤而自杀，其母也成了反革命，忧愤而离开了人世。一家人就这样完了。
那时的上海市民日子也不好过，也要接受逮捕、判刑、杀人的“教育”。五一节，十一节都要在文化广场开大会，拉有线广播到各分会场。人们受命排队前往“受教育”。1969年的十周年国庆我就是在监狱内听文化广场大会的实况转播的，那天一下子就枪杀了六十几人。这是庆祝国庆吗？我妻那年头被反革命家属和右派两顶帽子压着，受尽学校甚至里弄的欺凌，扫街，通阴沟，扫厕所都是她的专职，还要被无端训斥和打骂。
后来监狱里也不让我们闲着，要犯人劳动了。我们做的是将针织品的零料拆散，这叫拆纱头，是用手指甲拆的，每人有定额要完成，拆得大拇指指甲的一半都浮了起来。房间里也满是灰尘。劳动的好处是饭多一些，也不受“学习”的罪了。
71年初夏的一天，我忽然被叫打好行李，于是戴铐上了卡车，两辆大卡车跟着一辆军车一路上直奔安徽，我们又被送到白茅岭去了。原来那时有个将监狱内迁的计划，在白茅岭造了一批牢房。这些监狱分布在白茅岭总场附近，从总厂往山里走，第一个劳改队是瓦屋弯队，然后是放马场队。姚福申被关在瓦屋弯，张亚新、唐焕新和我则在放马场。车到时，放马场还未做好接收我们的准备，就将车再往里开到了庙后山监狱，那时该处还是个空监狱，我们在那里关了几个小时。庙后山是为关大刑犯而设的，三面环山象一个口袋，我想在那里枪杀人外界也听不到的。不是冤家不碰头，我们还是逃不掉又落到白茅岭来了。所庆幸的是总算未被送到大西北去，那里的条件更要艰苦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