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流分场是白茅岭最北的分场，设有一个场内的拘留所，它的房子原来是座庙，就叫分流庙，它也就成了拘留所的代名词了。这庙紧靠着公路的东边。沿公路向北约十里路便是梅渚镇，隔水就是江苏省的社渚了。
分流庙很简陋，只有两幢房，中间隔个院子，院中有两棵五米高的大树。院子的东边有个厢房，西面没厢房只是一堵墙。后面那幢原来菩萨住的房，现在被分隔成一大三小四间牢房，前面是用毛竹做的栏杆和栏杆门，颇象古代的牢房。厢房没有这样坚固的栏杆和栏杆门，只有一扇竹门，当然也挂着大锁，本来是做仓库用的，现在也关着人，算是关重犯的特别牢房。前面那幢门厅，或原来放些小菩萨如四大金刚之类的地方则隔成了好几间，做办公室，干部宿舍等之用。
1963年夏，我被用卡车押来此地后，立刻就被关进了那间厢房。厢房的门是朝西开在中间的，进门以后，只见对着门放着一张竹塌，塌上盘腿端坐着一位约四十岁光景的、面色非常苍白的人。门的南端，则是地上铺的草席，席上朝里拳曲着一个很污秽的身影。门的北面，地上也铺有席子，沿最北的墙则是个双层的架子，其上乱七八糟地堆放着杂物和从犯人处搜来的东西。室内的光线全靠竹门上一个观察和送饭的小窗射入。其暗淡和阴森可想而知。门刚在我身后哗拉一声关上时，忽地那拳着的人便翻过身来，仰面朝天地用头顶着地把身体弓了起来，说时迟那时快，他“扑哧”连声地从鼻孔里喷出血来，同时满嘴地吐泡沫。对门竹塌上的那位等门上了锁，押我来的人走了才睁开眼睛，和我打了一个招呼，并指指地下的那人说：“不要紧的，他是个癫痫病人，一天要发三、四次，发过就好的。”我回头一看果然他虽仍双目紧闭，但已慢慢地平息下来。在他身边的三面墙壁和地上，斑斑点点都是血迹，散发着阵阵腥气。
过了几天我才知道这人（我如今已记不清他的姓名了）原是个无业游民，来农场时本是场员，农场变成劳动教养场所后，他被安排在一个女劳教队里做厨子，本以为他身高不满五尺，相貌丑陋，还是个瘌痢头，在女队里不会犯错误的。谁知在饥荒年头他交了桃花运，就凭他的厨房地位，居然娶了一个据说颇有几分姿色的女场员为妻。可惜他偷窃成性，在一次小偷小摸时人赃俱获后被捕，又轻信了“坦白从宽”的政策，供出了其它赃物。于是在他住处床下搜出了用竹筒装了埋在地下的许多钱。这样一来，一方面根据赃款数额被判了五年刑；另一方面本来一贯受他欺凌的老婆发觉他竟到手了这么多钱，而又瞒着她从未一同享用过，一气之下提出要和他离婚。他经不起这双重打击，马上就旧病复发瘫倒了；在思想行为上也一变积极汇报的往态，大骂共产党骗了他，说坦白其实是自杀。他当时关在这间成为拘留所内的禁闭室的仓库里一则是因为这病无法住在拥挤的监房里，二则也是在等着送往劳改队里去。
那位同房间的人名叫蔡康定，即使关在牢里仍然服装整洁，有一次我按当时的习俗穿毛服不钮扣子，他批评说“这又不是西装！”我听了不禁对他肃然起敬。的确，他遇事说话谦谦然有君子之风。
在我谈过了我“案情”后，他的故事也就一一为我说来了。他是40年代上海圣约翰大学的毕业生，在美商的上海杨树浦发电厂当会计。49年后被留用下来。58年也在运动中被劳动教养，总算他不久就脱帽当上了场员。我想，他大概是修养到家，有办法忍耐，不与队长顶顶撞撞，或许是碰上了不太凶恶的队长，总之，他被安排在分流分场的一个女队里当统计员，也兼管厨房的账目。那儿的一个队长与某个女劳教有染，他也都看在眼里。后来那队长调离到另一个队去了，这暧昧关系当然也难以维持。但那队长倒还是个有情感的人，常到女队的统计员处坐坐，通过蔡康定每个月贴给那女的五元钱用。当然他和蔡之间也就话匣子常开了，不免透露出许多内部消息，例如，他就预先知道了右派要集中，知道了些场员出场的条件，也知道一些干部间的事情。老蔡当然也有一些在其它队的场员朋友。出于对各自前途与出路的关心，他们相互也就谈开了。春节时，蔡去上海探亲。他的朋友说话不小心被人窃听去汇报了，队长们奇怪为什么他们知道的事这么多。就一连串地关了许多人，他们挺不住，供出了消息的来源。于是这些干部们的“阶级觉悟”和“阶级警惕”忽地被激发了起来，使他们如临大敌，认定必然有个美蒋特务之类在刺探他们的了不得的情报了。这特务非他，通晓英语的蔡康定是也。所以蔡一踏回农场，立刻被捉将进来，把他的行李来个兜底翻，硬面日记本连书面全拆开，罐头食品一罐罐打开，倒出来看个明白。当然一无所获。几经审讯，案情大白。于是一关半年许还在等处理呢。
我从一关进拘留所的当天下午起，就受到了日以继夜的轮番提审。提审是在办公室里进行的。那拘留所有一大两小共三间办公室，大的一间也不过十来个平方米面积，拼放着两只写字桌，对面对坐两个干部，朝南坐的是一脸凶相的拘留所秦所长，人们送了他一个秦始皇的雅号。南面紧靠着是另两间不足十平方米的小房间，各有一只写字桌。提审时，被审者坐在一只半尺高的小木凳上，而提审干部则靠着椅子坐在桌前发问。
在几个月中，审我的人换了好几次，有陈队长、颜队长和杨队长，有时秦所长也来凑热闹，端端架子妄图吓唬人而已。
提审虽旷日持久，其实无聊透顶。本来就没有事，又能问出什么来呢？幸而当时还不是文革时期，我并没有受到严刑铐打，但可说从头到尾都是进行着诱供。这种非法的审讯方式之所以能得逞，实在是因为法制概念之荡然无存。由于人民和政府的关系是被颠倒过来的，政府不是人民的公仆，反之却是人民的主人，所以你必须回答他们的一切提问。于是，就得把你从小起的一切事不论大小都当作“罪行”一般来“交代”。任何人都必须承认党（甚至还不是政府）是不可能错的、是应该主宰一切的、是有权对你的一举一动进行审查的。你必须在任何时时候如实地向他们供述你从父辈起的历史。客气些说这叫“向党交心”，否则你如“心”都不交就足证反党大罪了。一旦落到他们手中时，他们先决不向你提具体的为问题而是用肯定的语气叫你交代罪行，一副掌握了真凭实据的架势。有的刑事犯罪分子经不起这一吓，供认了另一件并未被掌握的事者有之，供认的范围远远超出被掌握情况者有之，里面的行话说这都是“插错了扑落（35）”。第一招恐吓不见效，或是他们认为还不够，就使出了第二招曰骗。这就是他们所谓的“攻心战术”，向你大谈起“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不过坦白是从来不可能有宽大的，除非你被用来做诱供其他人的工具，即便如此，则今天宽大处理，不等于明天不推倒重来。而当你感到并没有得到宽大时，辩证法的妙用又来了“宽大处理不等于不处理嘛。”“宽大也不是无边的嘛。”
＊＊＊＊＊＊＊＊＊＊＊＊＊＊＊＊＊＊＊＊＊＊＊＊＊＊＊＊＊＊＊＊＊＊＊＊＊＊＊＊＊＊＊＊＊＊＊＊＊＊＊＊＊＊＊＊＊＊＊＊＊＊＊＊＊＊＊＊＊＊35Plug的译音，意为理解错了被掌握的案情，插错了插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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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断然否认了有任何“罪行”可交代的。于是就转入第二轮的“政策攻心”。他们装出了“苦口婆心”的姿态，一再念诵那“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符咒经。还说他们是如何如何地在为我好，
“你千万不可误会，我们是在帮助你，决不是要想打击你。
我也装出深受感动的样子说：
“当然，当然，我决无误会之理，帮助和打击完全是黑白分明的两码事，那有误会的可能？又不是黑的和灰的或还需要人提醒。”
当他们听出了我话中的话后，马上勃然大怒，又换了一副嘴脸：
“你交代也罢，不交代也行，我们是重证据不重口供的。我们有人证、物证，足够判你重刑！”
啊呀呀，即使到了后来他们不得不摊牌，问具体的事了，也无非是“你对某人说了某话没有？”那也只是些连言论也算不上的话，因为那些一言半语，何尝“论”过？即使有人咬定了检举你，又何尝谈得到“物证”？
我首先被关以后，原右派队又陆续地有人被送进了分流庙拘留所。他们是前文提到过的陈咏春，原华东师范大学俄语系的陈象哉，上海师范学院数学系的郭厚祯，外语学院俄语系的周善成等人。他们都分别被关在里面的号子里。
郭厚祯是一位来自溧阳农村的大学生，为人特别忠厚老实。说话不知道防备别人，所以当然也落入了被审查的结果。审了一、二次就被带上了手铐，进行“闷关”不问了。
周善成是个喜爱说话的人，他信奉马克思列宁主义，于是得了一个法国马克思的外号（36）。他怎么也想不通，难道我们的社会是马列主义的社会主义社会吗？所以平时牢骚较多，被关了进来。审讯中，一再要他交代思想根源。他说思想难道有罪？审讯员作了肯定的回答。周于是抓住了话柄，说“我昨晚做梦，梦中想和伊丽莎白女皇相好，为什么不送我上国际法庭呢？”气得审讯员也把他铐了起来。
陈象哉在上大学前曾当过兵，是个空军中尉。他来农场后有过一段逃跑的经历。和他一起逃跑的是一位来自上海第一医学院的右派学生徐洪慈，他告诉大家说，当时他们两人认为在农场不会有前途了，便选择了勇敢的逃跑之路，试图通过西藏跑到国外去。从农场逃走是很顺利的，但到了将要进入西藏时，他畏缩了，在送徐洪慈上了去拉萨的车后，回到了农场。他对此十分惋惜，因为徐并未被抓回来，想必已远走高飞去了国外（37）。陈说过这话就被认为有逃跑的企图；他当过兵，又去过白云山游玩，也许面对着古战场说了些什么，于是说他想上山打游击。提审时也被铐了起来逼他认罪。
＊＊＊＊＊＊＊＊＊＊＊＊＊＊＊＊＊＊＊＊＊＊＊＊＊＊＊＊＊＊＊＊＊＊＊＊＊＊＊＊＊＊＊＊＊＊＊＊＊＊＊＊＊＊＊＊＊＊＊＊＊＊＊＊＊＊＊＊＊＊36上海在有法国租借的时候，法租借巡捕房（即警察局）的包打听（即密探）大多为苏北人，人们憎恨这些人，由此便贬称苏北人为“法国人”。周是苏北人，大家拿他开玩笑，他也不在意，接受了这个“法马”的雅号。他的信仰和现实的矛盾始终得不到解决，平反后，得了精神病，不久去世。
37在90年代我们又见到了徐洪慈，他当年也并未能逃脱厄运。在边界线他被捕了，因为当地的劳改农场需要劳动力，就未被送回，就地判刑劳改。云南的劳改农场条件远比安徽苦，他挨满了刑后又逃到了中蒙边界，越界成功，到了蒙古。在蒙古他作为偷渡犯被捕，却也因当地的伐木场需要劳动力而被判刑劳改。在伐木劳改场渡过了艰难的岁月，刑满也是留场就业成了在蒙古的华侨。娶了一位蒙古姑娘为妻，生儿育女。80年代，知道国内右派平反的消息，举家南回，被安排在金山石化厂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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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以上的几位和我都并无太多接触。然而，不管是他们的事，还是其他右派队里被揭发出来的一些言谈，都被某种幻想联成了一个大案件。而他们幻想中这个大案的头便是我！
说到逃跑，便联系我的社会关系，幻想有大学教授做我逃到国外的后盾。说到打游击，我也曾去凭吊过古战场。
当然，只要还有一点头脑，是决不会相信存在着这样的案子的。然而，干部间的勾心斗角却不惜在他们所管的属下中制造冤案。其手段之狠毒、天良之丧尽也就可见一斑了。后来在文革中，最高当局间的权力之争不惜以全国人民为其牺牲，不惜拿对自己恩重如山的部下开刀，其手段亦如出一辙。
我如果象某些人那样软骨头，顺着他们的提问瞎说，那可真会构成一个涉及许多人的大冤案的。这样的软骨头并不少见。在当时，虽说是不重口供，但如果你供认了，当然自找苦吃。你要是坚决不认，他们毕竟也得找些根据。只要有一个人检举你一句话，证据便有一半了。如果你认了，当然就此定局。如若你否认，他们得找一个旁证。于是他们找了一个人说“某人对某人说过某话，他们都承认了。你当时也在场，你如不揭发，则与之同罪，……”或者他们说“某人检举某人某句话，他说你也在场的……”。这个办法往往就会见效，被问者如果是个软的，当然就供了。有时他并不全软，却是个半软，他会在第二种诱骗下上当，他会想：我什么都不肯检举是要吃苦头的，我并不想出卖人，但既然某人已检举了，那么我也承认，反正不是我检举的。还有其它的话我就并没有说出来呢。但是他错了。一个人的检举没有旁证是构不成证据的。
当然，象逃跑到国外去，象上山打游击这样的无稽之谈是实在找不到证据的。无怪他们要把陈象哉铐起来逼了。
他们盘问了我好几天，问我的海外关系。我断然否认。然后，那陈队长得意洋洋地从我的两大卷案宗中取出一样东西来一扬，问
“这是什么？”
我说“让我看。”
原来那是一个邮包盒纸片。我的姨母在灾难年代从香港寄给我母亲的一罐猪油，母亲寄给了我，谁知这随手扔掉的纸片也有人拣了去邀功请赏！
问：“这是什么人，为什么不交代？”
“这是我姨母，几十年都不见面了，有什么可交代的。”
“她几岁？”
“80多吧。”
于是就问不下去了。要是我回答40几岁可就麻烦了。
又有一次问：
“你为什么说毛主席是tyrant？”
“没有这事。”
“某人检举你说过。”
“他胡说八道。”
“另外还有某某也检举你说过！”
“哦”我装着回忆的样子“是的，我对他们说过毛主席有talent，他们不通英文，凭想象瞎检举。”
“狡辩！”
审讯员陈、颜、杨毕竟比生产队的队长文化程度高些，审我时，这三人中先以陈为主，后来则是转到杨手中结的案。陈40来岁，杨则有50多了。他们都是老公事，很有办案的经验，对我的态度还不算坏，尤其是杨，虽都竭尽诱供之能事，但从没有对我拍桌拍凳的。颜队长30来岁看来地位高于两者，是在陈审不下去时接上来的，时间不多，也还能讲理。
我的案子约审了半年，慢慢地提审少了，大概结了案等待着处理。进入了“闷关”的阶段。有一天晚上，杨队长值班，无聊了把我叫去聊天。他指着一张报纸说：“这类文章大概也就是你这样的大学生能写、能懂了。”我一看文章的标题是评陶里亚蒂的，也就是后来所谓的九评文章之一，不明白他对我说这话的含意是什么。但他接着又自己说下去：“政治上这样说来说去，我们怎么弄得懂是非呢？你能和我讲讲这是怎么回事吗？”
我于是说：
“我从来也不看这种文章的，也不认为其中有什么道理。要说修正主义，又有哪一个主义可以不修正呢？哪有一成不变的主义呢，马克思看见蒸气机想到了共产主义，列宁说苏维埃加全国电气化等于共产主义，那我们又何必研究原子能？不早就可享共产主义的大福了吗。政治上骂来骂去还不是谁凶谁有理，我们还是省点脑筋，眼不看心不烦为妙。”
他听了点头称是。后来又谈了一会，那天他似乎喝过酒，也不知是什么情绪，具体说的话我记不真切了。但给我的印像是他也很苦闷，年岁大了还只身在劳改农场工作，家属远在上海，无处可以随便说话，所做的工作也往往不能不违心，所以对那些软骨头他们也从心里看不起，倒反而对我不错了。
我在审讯中也曾因倔强而受到陈队长的几天手铐，然而体罚并不严重。这却并非他们对我恩宠有加，而是他们知道我并不是吓得倒的人。原来我入狱不久就和看守的士兵干了一场。
那是有一天，我站在门边从门上的窗口向外张望，只见两个站岗的小兵在后面监房最西头的墙外，俯身从一个墙上用刺刀捅出的小孔向内窥视，两人抢着轮流看，边看边傻笑。那幢监房门是开在正中的，门内隔着一公尺许的走廊才是竹栏杆和栏杆后的四间监房，这四间房，最大的一间叫大房间，在最东头，而最西的一个小号是女监。看守站岗的岗位是在前面房子通向院子的门口，正在我的门前，正常的巡逻则完全可以进入后面的房子，在竹栏杆前监视的。那末他窥视的目的不就太明显了吗？于是我就大声地咳嗽一声，那兵毕竟心虚，赶紧站直了身体，假装着巡逻起来，等他们一个圈子下来，其中一人走到了我的窗前，见我仍站着看他，便瞪了我一眼，我却也毫不退缩地瞪还他一眼，于是他走过来，恶狠狠地吼道：
“干什么！”
“你干什么！”
“是我问你还是你问我？”
“那我不干什么。”
“你回去！”
“什么？我可以回家了吗？”我故意这样瞎说。
“不许站在这里看！”
“开了窗户就是让人看的，你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不让看。”
这样我一句不让地和他斗着时，他们的班长来了。班长喝道：
“你老实些！”
“谁不老实了？”
“你！”
“你是说我不够老实可欺吗？我为什么应该是可欺的，但如果就诚实而言，不老实的是他！”
于是那班长就一面骂着”嚣张”一面开门将我铐了起来。手铐是铐在背后的，当时我很瘦，等他们一走，我就坐下来将臀部穿过两手之间，把手铐变成了前铐。过了一会，那兵又到窗口来张望，见此情形，马上去报告他们的班长。那班长又来了，厉声喝道：
“你为什么……”
“不为什么，放在后面不方便。”
“这是国家的刑具，你胆敢破坏！”
“没听说过，我们国家还有刑具吗？那你有老虎凳吗？”
又吵了几句，我向他指出既然说社会主义国家废除体罚，就不应有刑具，而使用戒具也只应限于押解途中有逃跑可能之时。在监房内上戒具是不对的，是你们自己缺乏自信的表现。难道你们还怕我能怎么样吗？他说不过我，就走开了。一会儿，来了好几个兵，还是那个班长带的头，他们打开牢门，把我叫了出去，说“你不是不放便吗，现在让你方便方便。”说着几个人将我按倒在地，给我上了一付脚镣。
这脚镣每只约三公斤重，合上以后，在原开口处穿过一个铅笔般粗的螺钉，旋上螺帽，再将露出螺帽的螺钉头用锤敲毛，就拿不下来了。当天晚上，我就在牢房北部的架子上挑选了一条被搜来的皮裤带，裤带的铜头却正好和那四角螺帽配得上，便拿它做工具，轻易地把螺帽卸下，于是脚镣就取下来了。
至于手铐则更不在话下，那铐子叫606铐，两个6代表铐在手腕上的两个圈的形状，0则表示两圈间的一段铁链。6是活动的，往上的那一段是个锯齿状的柄，套上后被中间那段上的一个栓用弹簧压紧，栓的头卡在锯齿上，只会往紧处走。所以即便铐得松，不小心一捏就会变紧。然而那手铐却很容易开，只要有一段细铁丝，从空隙间套住栓尾部的螺纹往外拔，栓头就松开了。我的有利之处就在于被关在仓库里，很容易就找到了铁丝。
次晚，我正卸了镣铐呼呼大睡，忽然被哗啦啦开牢门的声音惊醒，接着一道手电筒光直照在眼上，“你的镣铐呢？”那人问道，声音倒并不咋呼。我睡眼迷朦地指指铺后。那当班的士兵便将脚镣手铐提着走了。
第二天一早，班长又来了。这次从新上了手铐脚镣，脚镣的螺钉被狠狠地敲成了铆钉；不但我的裤带头工具失效，而且半个月后他们来卸脚镣时也用凿子锉刀工作了好半天。
脚镣卡在踝关节上，走路是很疼痛的。一般被上镣的人都不得不用碎布将铁镣包起来，使它软一些，又在两个镣圈间那一段约两尺长的铁链中间缚根带子，走路时提着走。我嫌那样太窝囊，就让铁圈裸露着，但将长裤的裤腿塞在里面，只要走的慢，倒也不痛。铁链不缚带子就让它拖在地上哗啦啦、哐啷啷地响，却也有趣。提审时走出走进，放风时在院子里我更是故意把它弄得很响。队长骂“不以为耻。”我还嘴答道“将一个文弱书生镣铐相加，到底是谁的耻辱？”他斥道“反动！”我说“反者道之动，还不知真理在谁处哩。”
在我被上镣铐之前，我们的号子里又已关进来了两个人，都是很年轻的。一个叫周康，是个小顽童，但决非恶少，他出身于一个书香世家，父亲是位工程师。然而他的祖母却看不上他的当小学教师的母亲，认为门不当户不对。后来他的父亲去了美国，其母的日子就更不容易了。小周康受祖母宠爱，插手管教，也就比较顽皮。不料母亲被打成右派。作为右派的孩子，他小小年纪就倍受欺凌。仅仅因为在里弄中向邻居家的窗户甩泥巴，就被户藉警送去少年教养所，成年后又转来劳动教养。就此回不去了。他的母亲为此伤心欲绝。他人品并不坏，颇知是非、识好坏，也相当机灵。因一再逃跑，原生产队队长见了他头疼，把他送了进来。
另一位是陈作人，也是个中学生，因其父49年去了台湾，他在学校中不知说了些什么而被送劳动教养。这次也是因为逃跑，被抓了回来。一次提审下来便被上了脚镣手铐。他说，那陈队长要他承认想逃到台湾去。
有了这些人作伴，加之完全不必担心会有人汇报，日子过得并不寂寞。蔡康定私藏着一本英文的短篇小说集，我借来偷偷地阅读。其中有一篇托尔斯泰的GodSees
theTruth，butWaits。我看了大受感动。那是说的一个农民受人陷害，在监狱中度过了二十六个春秋，害他的人良心发现去自首，而当赦令下来前，他却已瘐死狱中的故事。我将它译成中文取了个译名《天网恢恢》，大家谈说此文，不但当时谁也看不到自己的出头之日，而且感到小说中的坏人还有良心发现之日，比起现实，倒可算好人了。到了今天，我的这种感觉更为强烈，试看《牛虻》中的神父，《悲惨世界》中的警察局长无不如此。文学作品之伟大，不在于咒骂一个恶人，而是谴责一种使人做坏事的思想意识。一旦迷信此种错误思想意识的人发现自己原来做了害人之事，当然后悔，痛不欲生。决不会想出什么“在当时的形势下，我这样做还是对的”，“责任是当时过左的政策，我们已经纠错，所以还是光荣、伟大、正确的”等等的高论的。
有一天，又关进来了一个约二十七八岁的人，他一进门看见两个上脚镣手铐的人，又见了那鼻子喷血躺倒地上的瘌痢头，不禁吓呆了，进门就低头不语，闷闷地想心思。果然，他一经提审也被上了镣铐。虽然大家对他安慰，他却始终不敢说话，只说案情重大，队长禁止他说。我们不知就里，他在场时也都不敢谈天说地，怕他去汇报。
又一天，他去提审时，周康便说
“这个人是什么路数？我们得想法子让他开口才行。”
大家都很赞同。果然周康就想出了一个主意。
不一会儿，他提审回来了，脸色更显得阴沉。这时，老蔡按计划忽然对我说“老李，我想了一想，你上次替我拆的字还真灵呢。”
我说“那当然，我研究拆字有好多年了，都说我灵的。”
这时，周、陈两人也夹着凑热闹说我替他们拆的字有道理。那人终于忍不住了，带着哀求的口气对我说
“能不能也帮我拆一个字呢？”
我说“行，你要拆什么字。”他想了一想，说他今天看见办公室里一张报纸上的大标题，是全国七亿人民什么的。那么
“就拆这亿字吧。”
我假装想了一想，就说开了
“这个亿字，是单人旁加一个意，而意又是由立、曰、心三个字组成的。其实这心字也可理解为一个人，不过是个躺倒的人。所以这个字中有两个人，如果由上而下地读这个字，先读到的是立人曰。这就是说，你问的事涉及两个人，一个是立着的，当然是队长。另一个是躺倒了的，看来就是你了，这字说立人曰，就是由队长说了算的意思。看来你的事要由队长来摆布了。”
他听了惊得张口结舌，半响说不出话来，等他回过魂来时才期期地问我
“那你看我的结果会如何呢？”
我说“拆一个字也只能说这些了。”
于是众人七嘴八舌，终于把他的故事掏了出来。这人（我已记不准姓名了，大概是姓刘）原是菜场里的鱼贩子，劳动教养解除后是个场员。那一阵子，农场里有几批出场回家的。当然，谁不想回家去呢，所以他和几个场员就绕着他们的刘队长转。刘队长估计这几人的条件也够得上出场，就满口地答应帮他们的忙。于是他们对刘队长大献殷勤，不但轮番地送礼，而且每当刘队长回沪探亲，都到这些人家中去作客，打秋风。甚至这鱼贩的老婆也陪刘队长上了床（这是后来他的一个同案犯说的，当刘队长探完亲回农场时，他也在沪探亲，一同去火车站送这位长官，亲眼目睹了刘队长和鱼贩老婆演出了依依吻别的一幕，说难得看见中国人也敢如此。）。但是后来政策有了变化，除一人外，他们都未能如愿出场。当然，这事也怨不得刘队长，他们也都认了命。即使赔了老婆也值得，他和刘队长亲密无间，几个人各当他们的积极分子小组长，还经常和那刘队长吃吃喝喝。
不料风云突变，那个出场的人回来办户口了。原来此人出场全非刘队长的功劳，而是靠的他在杭州某海军基地中做军官的家庭关系。他办好户口手续后住在招待所里便毫无顾忌地把刘队长如何骗人的事一五一十地大谈特谈。这事一传开，负责思想改造的刘管教队长慌了手脚，把鱼贩子叫去说：
“这事你一定要辟谣。”
“那当然，我决不会承认的。”
“你知道，只要我保住了，将来形势变好时我照样可以保你们出场，要不然，你们就一辈子休想回家了。”
“这个道理我明白，我一定不会讲的。”
“这还不够，要想个法子把他们几个调到其它队去。”
于是刘队长便面授机宜唆使他进行检举揭发。原来这几个浑小子在有一次喝足了酒胡说八道，鱼贩子自封皇帝，他封官许愿，不伦不类地封了一个身体高大的做刽子手兼国防大臣，另一个有钱的则受封财政大臣，如此等等共封了四五个他的开国元勋。刘队长说：“你要把自己摆进去，现身说法举报他们谋反。”
“那我怎么办？”鱼贩子未免吃慌地叫了起来。
“不要紧，有我在你还怕什么！你是坦白从宽，反戈一击有功。我刘队长保你没事。”管教队长信誓旦旦，拍胸保证着说。
这鱼贩昏了头、黑了心就这样对他的“好友”写了揭发材料，又经刘队长几次加工重写，交了上去。
果然不出所料，他的臣下一个个地关进了拘留所。但这案子写过了头，一直上报到了白茅岭总场，下令彻查。那刘队长哪还保得了皇帝陛下！于是他就被抓来了。听了这故事我们大家未免哈哈大笑，我说；“你的事，我的事加上老蔡的事可算是白茅岭三大奇案了。”他一脸愁容地说：“我都怕死了，你们还笑什么。”于是我们正色地对他指出；“你的事只有真正地老实坦白，才有药救。有的就是有的，捏造的赶快推翻。决不可迷信刘队长救得了你。”
这个人反反复复，又怕自己的事惹大了，不可收拾成了真正反革命，又不敢说出是刘队长唆使的假检举。于是多次翻供，多次受刑。总算我们大伙说好说歹劝他勇敢地讲了真话。最后，刘队长也被传来当面对质。据说那次刘队长在颜、陈两队长前相当狼狈，低头不语。
鱼贩子的镣铐解开了，进入“闷关”等处理的阶段，居然笑脸常开，在监里天天背诵绍兴戏的片段。后来他被放走，刘队长则换了一个队仍然做他的管教队长。
在寒冷的冬天，抓来了一位穿长呢大衣的老者。他是因逃跑从上海家中被抓来的。老人非常健谈，毫不畏惧。可是晚上却说什么也不肯脱掉棉裤睡觉。说这是他在监狱里养成的老习惯了。下面就是他的故事，我至今记忆犹新，可惜有的事没办法去核实了。
老人名叫刘有榕，他说“我是福建人，这只要看我名字好了，因为榕树就是福建的树。”刘有榕年轻时家里很穷，他只身到上海谋生，进了商务印书馆当排字工人。在商务印书馆他认识了陈云，经其介绍加入了工人纠察队，那是一个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是个秘密组织。
有一次，他们在老城隍庙执行了一项暗杀任务。事后其中一人被捕，将他供了出来。于是一连有十五个他的同志被捕入狱，全关在龙华监狱里？？
接着老人为我们讲述了当时龙华监狱的情形，首先大家最关心的是问他吃的情形。他说“比现在要吃的饱些，但米的质量比现在差，那是奸商往里掺石子的缘故。此外，政治犯的待遇要比刑事犯好，吃肉比他们加倍。只要有钱，还可以叫看守帮你去买吃的，什么都可买，不过要多出钱。所以不象现在饿得发慌。然而，”他话风一转，说
“情形不同在于，那里政治犯是很恐怖的，半夜里每天都会被拉出去枪毙！我就是在那里养成了穿棉裤睡觉的习惯的，因为怕拉出去时冷。”
我们听了全都哈哈大笑，取笑他说“要枪毙了还管冷不冷吗？”对此他也答不出所以然来，只说当时大家都是这样干的。
他在龙华监狱关了两年，其他14人后来都被枪毙了，而他却得到释放。为什么呢，他说“原来我姐夫是个国军的高官，听了我姐姐的枕边话出面去保了我。但我一出狱，姐夫就找我去说，他轻信了我姐姐的话，以为我是受冤枉的，然而保了以后才知道我并不冤枉，确实是干那一行的。他又不能收回不保，正在为此担心。说如我再出事，他也担当不起。令我决不可再干，我当然满口答应，然而他说什么也不信任我，说我们这种有革命信仰的人是不会放手不干的，最后商妥由我姐夫写了个条子，介绍我去芜湖的长江救灾委员会工作。不许回上海。”
他也的确乖乖地去芜湖了。
“这是因为”，他接下去说：“关了两年出来，情况大变了。我的老婆也不知去向跟人跑了。我们原是一起干革命的，那时我们住在现在的四川北路，有好一批革命同志都住那里呢。”
他这时又扯回去谈他的得意往事了“我们是很开心的，男男女女的革命同志很多，陆定一也和我一起，他的老婆原来也是我的女朋友。她后来简直不知道嫁给谁好，就想出了个主意，叫我们两个人到黄兴路去比赛脚踏车，她在五角场等我们，看谁踏得快。她虽不明说，我心里是明白的。但是我踏不过陆。”
周康问他是不是吹牛，我们都说这种浪漫的事也不是不可能的，催促他说下去。于是他说他在芜湖过了两年的安稳生活，可是，灾情缓解，救灾委员会结束了。他在芜湖失了业，只好又回到了上海。他说：
“我回到上海那天正好碰上一二八事变，我是事变第二天到家的。不料当天晚上就有人敲门，来人不分青红皂白地就把我抓了起来。
“这回可利害了，马上把我连夜解到南京，关在老虎桥监狱。那是国民党政府关要犯的地方，又关了近两年。苦头吃足，上过老虎凳，灌过辣椒水。你看，我现在走路的样子还有坐老虎凳的后遗症呢。”
这时他站起来走几步，果然样子有点怪。我们马上接着问“你不是在芜湖不干革命了吗？”
“是啊”他接着说下去“我自己也弄得莫名其妙，也象如今的方式一样只管喊我招供，我又有什么可招供的呢。
“最后，忽然一天，军事法庭开庭了，我坐在下面，上面的人问道；刘有榕，你知罪吗？我说实在不知道犯了什么法，这时，只听得上面哼了一声，说：刘有榕，你是一个虚无主义者，利他主义者，现在你死到临头了，我们决定送你去雨花台了，你还有什么话要给家人说吗？
“我就大喊冤枉，上面的军事法庭法官冷笑一声说：我会让你死得瞑目的，接着抛下一张相片，问：你认得吗？我一看，吓了一跳，原来是我干革命时的一个上级。但我赶紧装糊涂，说我从不认得他，并大呼冤枉。
“上面马上又冷笑一声，说：你想不到吧，老实告诉你，这个某某某现在已是我们中国国民党清党监督，他检举你在一二八那天在上海梵皇渡路某号某某印刷厂指挥工人暴动以配合日寇进攻上海，现在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我于是更大叫冤枉了，上面见我如此，皱了皱眉说：那你有什么反证呢？我说有，我是一二八的第二天才到上海的，这可问我母亲，此外，我从芜湖乘的某某轮船，的确原定一二八到上海，可是它在南京抛锚了，是第二天才从南京开出的，这都可以查证。他见我说的有理，便摆摆手又让人把我带回监房。又过了约两个礼拜，就把我放了。”
说到这里，我们大家都松下一口气来，正要催他往下说，小周康又发话了
“什么是虚无主义者，利他主义者呢？”我便向他说了这是当时对共产主义者的一种称呼。这时我们想，凭着这老人的文化程度，如果没有亲身经历，他是造不出这番故事来的，就更急着要听他讲下去了。
老人歇了一口气，接着说“我又回到了上海，这时我母亲也已经去世了。我万念俱灰，心想我两次遭难，第一次可说是被同志出卖的，那也许是他受刑不过，情有可愿；而第二次简直就是被自己的同志陷害了，那我还怎么能再革命呢。就洗手不干了。”
周康又插话说“那你在芜湖还是干的吧。”
老人不理他的话，接下去说“为了谋生，我就先在法租界现在襄阳路襄阳公园对面的地方开了一家饮食店。”
周康见老人不理会他刚才的问题，就又找麻烦说“你是个工人，又吃了多年官司，哪能发财开店呢？”
老人笑笑说“那时开饮食店并不需花多少钱，店面是租来的，酒菜都是可以赊账的，而伙计则要到赚了钱才和他们拆账分钱。
“总之，长话短说，我就做起饭店生意了。一晃多年经过了敌伪和胜利的年代，要知道，越是腐败年代，餐饮业越发达，我生意越做越火红，店也开大了，成了复兴中路上的很好的一家福建餐馆。到解放前夕我还是上海酒菜业同业工会的理事呢。
说到开饭馆，周康的劲又来了，问长问短地问各种福建菜肴的做法，老人回答了一些后，指着周康说“那时有一个象你一样大的小青年，天天在我店里的炉子前拾煤渣，但每逢节假日就穿得整整齐齐地陪了他瞎眼的老父亲到我店来吃一顿。我看他是个孝子，总是特别优待他们，现在这样的人不多了”说着，意味深长地看了周康一眼，就掉转话题接着往下说；
“解放初期，上海到宁波的铁路被炸断，火车不通。我一看机会来了，就买下八辆大卡车，开个运输行，做起运输生意。开始时果然赚了一大笔，可是好景不长，宁波铁路不久就通了。那时碰上三反、五反运动，餐馆生意清淡，运输行的职工等着发工钱。我把卡车卖掉，连多年积蓄全贴上去都难以维持。
“正一筹莫展之时，忽然门口来了一辆轿车，跳下一人。进门就拉着我的手说：我可找到你了。我定过神来一看来人原来是潘汉年。
“其实我在开饭店的那些年中，也并不是完全脱离革命。只是不直接参与而已。有些地下工作的同志碰到了困难，也来找我；我或是接济些钱，或是帮他们躲一躲，或帮助他们逃到根据地去，救过不少人。
“却说潘汉年见了我亲热异常，问过我情况后连连摇头说：那怎么行，你怎么可以去做资本家呢。过去我们共过患难，现在要共幸福了。你做资本家是决无出路的。他想了一想说：这样吧，我替你出出主意。
“于是，我通过他的帮助，变卖了生财，解散了运输行，也关闭了福建饭馆。经他的安排，到市委当上了一个处长。
“可惜，又是好景不长，不久潘汉年成了反革命分子。我又被审查了近两年。总算我和他并无太大关联，最后对我说：你不算潘汉年反革命集团份子，但是你在市委工作总不是很适当的吧。这样吧，你既然是熟悉餐饮业的，就去黄浦公园茶室当经理吧。
“这样我又回到了老本行”老人不胜感慨地回忆了那一段短暂的幸福日子。说那时他的女儿已长大，考取了大学。所以每逢星期一，他要一早就上班，坐在黄浦公园茶室的经理办公室里，他可以看到女儿上学，在公共汽车开过外白渡桥前，从车窗里和他招手再见。经他这么一说，我才问清了原来他女儿是复旦生物系56级的学生，我正好还带过她做物理实验的呢。
我们赶紧请他快说下去，他说：
“57年的一天，茶室的烟囱冒出一个火星，把屋顶的油毛毡烧坏了。我叫人来修理。来人估价说要一千零几十元钱。那时的制度规定，经理的职权限于一千元以下，超过时要报请上级公司批准。但是事情紧急，油毛毡总得修的。我想我是有职有权的，这点小事何足道哉，就大笔一挥，批准开工了。
“不料过了半年，有一天公司找我去谈话。那上级虎着脸问：刘有榕，你知道违法乱纪了吗？我说这是什么话。他就把那油毛毡的事说了一说，还不由我分辩就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纸，念了一通，后面又冒出两个警察抓我劳动教养了。”我们听到这里，不由得都说：“岂有此理！”老人接着说：“就这样一来，我到了农场，但我一有机会就逃跑回去，我这次逃到北京去，找到了革命时的老同志。”我们马上问：“这点区区小事那些大官们难道救不了你？”
“他们有的拒不见面，有的言不由衷。当然，也有讲交情的，如某某夫人就留我住了几天，可后来她说：事情的根源并不在那油毛毡，实在是你那时在龙华监狱怎么会没死的呢？她最后送了我三百元钱，说实在谁也无能为力。我拿了钱灰心丧气地回到上海家中，当晚就有警察敲门，我就这样被抓来了。”
刘有榕的故事说到这里告一段落，但他的故事并没有完。没几天他就被带回生产队去了，我们都相信他还要逃跑，也必然难免又被抓回来。他还要穿着棉裤睡几个冬天呢？这谁也说不准。
分流庙拘留所是白茅岭的一个窗口，人来人往。特别是分流分场的人员，稍一和队长顶撞就会近水楼台被送进来关几天。各人有各人的故事，说也说不尽。就拿周康、陈作人来说，虽无惊人的情节但若详细道来，也很反映社会的一个侧面。可惜年代久了记不真切了，不知他们自己会不会也写下回忆来呢？
又有一天来了一个人，名叫顾国中。他是被某地公安拘留所送来的，因为他供称是从白茅岭某分场逃跑出去的。他被公安局抓起来的原因是因为摆地摊卖老鼠药而没有身份证件。他说他是个流浪汉，然而我从他的谈吐中却怎么也不相信他是个粗人，哪有流浪汉不说粗话的？
在我的一再追问下，他说他在流浪中遇到过许多知识份子，听到许多事学得文雅了。我问他听到些什么？他的回答就妙了。说：你们只知共产党是红的，国民党是白的，可是将来的天下会是蓝的。他接着说了许多，现在知道是环境保护主义者的思想，但他又说得玄乎其玄，什么将来的农业要用管道搭成个极大的金字塔，种植在塔面上来接受阳光等等。他也是用这同样的话去哄骗队长的，但我却不相信。最后他才说出了真情。
他的真名叫丁侠民，曾是个地下共产党党员，他说：
“解放前，我是个学生，口袋里带着奶油面包去参加反饥饿游行。解放后我参军入伍当了一名随军记者。在随军去解放西藏时目睹了许多事。我就要求复员了。此后在一个光学仪器的机关里工作，57年成了右派，被送到江西省的一个煤矿里改造。
“煤矿的劳动极为艰苦，设备条件又差，很危险。我就带了一批人逃了出来，在社会上流浪。靠卖老鼠药为生。”
我们就问他为什么化了名说是白茅岭的呢？他说：
“我的真名实姓怎能暴露？那是要没命的，我想先混到白茅岭的游民队里，然后可以再逃跑。”
他的确骗过了陈队长，没几天就从我们这个小号里调到后面的监房里去了，还有机会出了几天工，直等着去查他说的那个生产队有没有顾国中这名字，就可放回去了。
64年的早春瑞雪纷纷，极为寒冷，我们整天都只能跺着脚取暖。拘留所的案子也审得差不多了。有一天粉墨登场地开起审判庭来。那天被判刑的人中有一位孔祥瑞，他的故事很有意思。
他是山东省曲埠人，是孔子的后代。其父是一位很有地位的画家。共产党到他家乡后他参军入伍，因为年岁小当上了卫生员。但他聪颖好学，竟自学成为军医，还当上了某个白求恩医院的院长。然后，他被送来上海第二医学院进修，期间于反右运动中被打为右派，送来农场劳动教养。
因为他被安排在白茅岭农场总场医院里工作，少不了他，所以当年右派集中时未到白云山去。90年代温健告诉我说：60年饥荒时，温已因浮肿被送到病号组去，总场医院就派孔去病号组查看。温说：
“我们开始时并不知道他的身份，还以为是干部医生呢。查病人时，他要问：犯的什么案子来劳动教养的。我开始不愿说，反问道：这和我的病又有何相干？当然，我是怕说了被干部医生歧视。然而他故弄玄虚说：当然有关，病情和过去的生活都是有关的。我被迫说了自己的右派身份。这时候，我隐隐地感到他的眼睛里有一道光一闪而过。后来我们知道了他也是被劳动教养的，但都佩服他的胆大和坦诚。非常为我们病人着想。决不象有些犯人医生那样为了讨好干部反而有助纣为虐的行为。
“病号组吃得略好一些，我很幸运未死在那里，当我稍有好转，浮肿消去时，说来也有趣，在特别艰苦的条件下，只要伙食略有改善，身上就多少会长点肉出来。为了多留在那里几天我当然决不能让它被发觉。为此，我故意穿前面没有纽扣的衣服。每当检查身体时，撩起衣服，两臂高举，使得肋骨充分地暴露出来。当然，孔医生也帮了不少忙，使我得以在那里渡过了那饥荒的冬天。”
当一个劳教身份的医生虽说不必体力劳动，但如若你是个正直的人，日子就决不会好过。那医院的医生一般水平很低，在诊断时却要比他有权威。于是常常发生争吵，当然总是他吃亏。然而正因为他是一位正直的医生，总是不买账。特别是碰到劳教人员或场员生病需用药时，他决不退让，据理力争。那时连维生素B、C之类都要算好药，不让我们用的。他常因与一个院长吵得凶了而被暂停医生职务，勒令劳动。对此他也并不在乎，反正过几天一有疑难病例又要找他上任的。
可是有一次他倒霉了，也是在一次争吵以后令他去劳动前，先搜查了他的行李，搜到了一本日记，其中他抄录了几句诗，其实并无什么针对性的证据，但那帮人自己心虚，认定了是骂他们的，当然也变成了骂共产党，于是成为一个反革命案，私人日记成了反革命罪证。
开庭那天地上积着雪，我从门上的窗口向外张望，只见孔祥瑞穿着自己用被单缝制的白衣白帽，从后面的号子里大步地走出来，到了前面的办公室。然后，只听见他大声地嚷叫。不到一刻钟，审判结束，他又走了出来，走过院子时见我们都在窗口观望，便不顾押送人员的阻挠，停下来大声地说：
“明明是办公室怎么变成了法庭？明明就是这几个警察和侦探却忽然凭着桌上的几块三角木牌牌变成了法官、陪审员了？他们问我为什么穿得如此，我告诉他们我在戴孝，戴的是法律的孝，因为法律死了！”
我们都十分钦佩他的勇敢和幽默。的确用极简单的几句话揭露了这帮人的为非作歹。平时那几块木牌牌就装在一个布袋里挂在办公室墙上，这是他们扮演法庭时用的道具。几分钟就演出结束判了一批人的刑，孔祥瑞被判了七年。不久，拘留所的气氛缓解了一些，我们这个小号被取消了。我被关到了大房间，很巧我的铺位正在孔祥瑞的旁边，那时他已被判刑，只等着送出去劳改。大房间里关了几十个人，空气污浊，孔说
“只要每个人放一个屁，这些屁出不去就够臭的了。”的确，这里的人大多已结案，所以也盼望着离开拘留所。我们可以出工劳动，这可以透透空气，还可以有劳动饭吃。但是拘留所人多地少，一般并不强制你去劳动。而象孔祥瑞那样判了刑的则不许劳动，怕他跑了。我就趁此机会常常不出工和他谈天说地，也向他学了不少医学知识。
那时分流庙拘留所有两个级别低的干部，我们叫他管理员，一个吴管理员是管杂务的，另一个何管理员大概农民出身，管生产，带队出工。此人五短身材，为人很刻薄。每次挑选十余人出工，回来时，站队报数点名完毕就发吃劳动饭的筹子。筹子是竹做的，上面涂了红漆，涂全红的叫大红袍，加的饭较多。其次是一条杠和二条杠，加的饭少。何管理员总是发出一二个大红袍给他认为劳动好的人，然后也许还有几个拿到二条杠的，随后便将剩下的一条杠朝地上一掷，让众人俯身去拾。
拘留所有三个场员，两个是厨子，一老一少。另一个年迈的姓王，管些杂事，开饭时跟出跟进，对吃劳动饭的人按筹发饭不敢越雷池一步。连发水也如此，一人一杯决不多给。有人想多些，就哀求他说自己生病，那就要看他高兴了。那讨水的人也妙，先是喊他“老王伯伯”要不到水时就拖长了声音，喊成“老王－八”他也不理会。
有一天傍晚，关进来了一个年岁大的，他身材不高，衣服整齐，两眼炯炯有神，留着一些小胡子，眉宇之间自有一番豪气。老先生在房间里踱了几圈后站在门口，通过门斜对面外墙上的窗户观看着。我走到他身边，听见他反复地在吟诵着“闲（38）看门中月。”我便说：“老先生在对对子吧，我试试替你凑上，不过对得不好不要见笑。”他朝我看了一眼，我便接下去说：“怒对奴下心。”他想了一想，明白了我所指的意思，就点头说好。等了一会儿，他问了我的来历后，摇头叹息说：
“在国民党政府时监狱里关了不少青年学生，想不到现在仍然如此！”我就请教他的经历，他很详细地说了。
老先生名叫谢郎虎，是位画家。抗战前期，他相信了共产党宣传的抗日政策，加入福建省人民政府。失败后被捕入狱，整个抗战时期被辗转关在有名的白公馆、息烽等地。抗战胜利，国共谈判释放政治犯时他得到了释放。此时，他已举目无亲。释放他时官员对他说：你既无出路，就介绍你去一学校教书吧，可以发挥你的专长。他就这样在四川省的一所学校里当起了美术教员。生活还可以，也娶了妻室。
几年后，有一天他去取薪金，无意中看见他自己名字上有一个中校头衔，便提出疑问。那人回答道：“我们这里人人都有军衔的。”后来他才明白，这是一所军统办的训练特工人员的学校。他为此大怒，辞职而去，到了上海，以卖画为生，是一个自由职业者。他的作品是工艺美术品，如画印花被单之类，很受欢迎，生活也不错。
50年代初肃反运动中，他以国民党军统中校特务之罪被捕。在监狱中关了几年，总算澄清事实，未算他是潜伏特务而被放了出来。出来后他当然仍要靠卖画过日子。原来那时工艺美术作品是由外滩某处统一收购的，他送去了几次，都被婉言谢绝了。他感到很奇怪，便提出疑问：我的作品向来是受欢迎的，从来没有打过回票，难道现在画的不好了？对方被追问了几次，实在含糊不过去了。便对他说了老实话，原来他被捕以后就上了黑名单，明命他们不得收用他的作品。
他当然不服，去区政府提抗议，说是为了拥护共产党才吃了多年官司的，还被共产党误关了好几年，怎么现在倒把他的生路都断了呢？然而这一切都没有用，有一次，区政府的官员对他说：老先生，你年岁也大了，何必一定要在上海卖画为生呢，我们安排你一个去处，那里有山有水，山明水秀是个画画的好地方，养老的好地方。
就这样，他被骗到了白茅岭农场，当然他也无可奈何。初来时这个民政局的农场也还过得去，民政局的干部知他来历也不难为他。后来公安局接管了农场，情形就大不一样了。他现在在分流一队，那队的张管教队长很不尊重他，往往和他闹起来，这次就是吵翻了被送了进来。
大家听他讲了关过白公馆、息烽，就都凑上来根据红岩小说的事问长问短，他嗤之以鼻说：那有此事，便也不多谈。没几天他就被放走了，据说是换了一个队，所以我后来虽也去了分流一队，却没有再见到过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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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过了几天，春耕时分的一天清早，吹哨点名叫人。原来是那几位被判刑的人要被送走了，孔祥瑞当然也在数，我离开了一位好朋友。当晚，送他们的车回来，却把那癫痫病人原车送回，场员小王边帮着他下车，边学着军天湖劳改农场干部的口吻说道：“怎么送来的都是七倒八歪的，还有一个疯子！”原来什么判刑不判刑的，其实就是在劳改农场间交换劳动力。这里送去的人都已在拘留所关了许久，饿得骨瘦如柴，对方见了实在不满意，便把病人退回来了。他的案子也竟因此不了了之，几天后又送到不知什么去处去了。
在开始陆续放人的时候，忽然一天，陈队长恶狠狠地跑了进来，把关在我隔壁号子里的顾国中即丁侠民叫了出去。不一会儿，丁被上了脚镣手铐关回来。过一天，他找机会对我悄悄说：”我不小心，把自己的事说给了另一个右派听了，不料他出卖了我。我此去凶多吉少。将来你要是有机会到上海，我有一个妹妹名叫丁永梅，是青浦白鹤镇农业中学的教师，希望你能代我向她问好。”
不久，他被带着镣铐押走了。70年代我被判刑关在提篮桥监狱，曾在大刑犯（即被判刑16年以上的犯人）放风的人中远远地看到一个人的身影很象他，但不能肯定。80年代我平反回沪后曾去打听过他妹妹，但连那农业中学也已不存在了，未能完成难友之托。
拘留所关的另一个学生的故事也说来有趣，他叫张志生，是西北人，原在兰州的石油中等专科学校里读书。困难时期，饿得发慌，他就用画笔画了粮票在学校的食堂里买饭吃。后来这事被发觉了，学校里要批斗他；这时他学校的校长和党委书记正在北京开会，他便逃到北京去求救。他果然到了北京，也在宾馆里找到了他们，他向他们诉说了自己的情形，他们对他好言安慰，叫他放心回学校，他们会打电话去说的，不会处理他的。他也只能回去了。
但在半路上，他想想不放心，便打了一个长途电话回学校人事部门，电话中他压低了喉咙冒充党委书记问：
“我上次说的那个学生张志生的事你们办得怎样了？”对方一听马上汇报说：
“办好了，办好了，一等他回来我们就送他去劳动教养。”
他一听，好家伙原来是这么回事。便想到了只有逃跑才是出路，但也不敢逃回家去连累家人，就天真地想经由深圳逃到香港去。他果然跑到了广州，在广州车站卖票窗口递上钱去要买去深圳的车票。窗口的人说：“你去干什么？”他听了一慌，但仍不动声色地说：“去看朋友。”“你的朋友在那边干什么的？叫什么名字？”他就随口答道：“叫张志生，做工的。”“是在铁路上打短工吧。”那人想当然地问他。“是的。”他也顺水推舟地回答了。那人拿起电话，接通了深圳，谁知那里确有同名同姓的人，问“他们在吃饭呢，要不要去叫来听电话。”这边说“那就不必了。”于是他就顺利地买到了票。然而，他见此情形，不敢去深圳了。
他于是北回，到了合肥。在合肥他没钱了，却跑到公安局派出所，把脸一沉说：
“我是归国华侨，路过这里要去西北，你们这里的治安怎么搞的，我一下火车皮夹就被扒手偷了，现在我怎么办？”
尽管张志生的服装、气派哪一点也不象个外国回来的，可是那派出所的警察倒也不敢得罪他，居然安排他住下，还打算第二天弄车票送他走。可第二天一早，他自己走出去买早点心吃，被另一警察无意中看到，他怎么还有皮夹子？
于是对他不客气了。结果他以诈骗的罪名被判劳动教养，送来了白茅岭。这次则是在白茅岭某队中又因逃跑被抓来的。我们大家都和他开玩笑，说他，诈骗骗到公安局头上来了。
1965年，形势略有好转，关押的人陆续地放走，最后只剩我和一个叫做张连生的小孩了。他是在流浪中被捕的，也和丁侠民一样，想混到白茅岭的某个游民队里，但却查不出这个名字，就被关了许多年。他是在拘留所里长大的，营养不良使他的模样有点怪，头大身体小，大家仿效红岩小说里的小萝卜头叫他小张连生，这年4月，因为关的人少，就没有组织什么大规模的劳动。我们两人每天早上从号子里被放出来，就在拘留所门口的山芋苗床里劳动。
劳动很轻便，只不过将盖在苗床上面的稻草掀起，让苗床晒晒太阳，但人却不能离开，因为要留心着不让附近的小鸡去啄苗。我们就坐在旁边看着，头几天不时有一只小狗跑来陪伴我们。说起来我们还真有点羡慕它的自由自在呢。
这狗是拘留所的何管理员养的。农场的干部有条件的都喜欢养狗，安徽的小猎狗个头很小，不中看却能帮主人抓兔子。在那个食品匮乏的年代，这可是个了不起的好东西了。狗小的时候还不会抓兔子，但也得喂它，那岂不亏了？何管理员近水楼台先得月，就将狗养在拘留所里，算是拘留所的狗，它就也有公家饭吃了。有一天中午，忽然来了一个农妇，手里提着一只死小鸡，大声叫嚷着找何管理员。诉说道“你们的狗子咬我的鸡了”。何管理员听了矢口否认，农妇无计可施，骂骂咧咧而去。过了几天，有一个青年找上门来。报告何管理员说那狗被某人打死了，正在剥皮呢。何管理员马上派了一个姓王的场员跟着那人而去。我心里想道这狗几分钟前还在我身边呢。这事可发生得真够突然的。
过了约有一小时，那场员拖着死狗，后边跟着那个告密的农民一路叫嚷而来。意思是那死狗应该归他所有。场员则争辩说他可没有权力将狗给他，除非何管理员同意。这时候何管理员闻声而出，大声吆喝道“干什么！干什么！”农民便马上小下声来讨这只死狗。不料何管理员脸色一变打起官腔来说是公家的东西岂能给人？农民死皮赖脸地讨了半天，何管理员就是不肯。农民眼见得没有希望了，便翻了脸大声叫骂道
“不给！不给！下次你们的猪给人偷了我也不来报告了”。说罢悻悻而去。
再说那条死狗，颈上套着一条绳，一路被拖曳而来。混身泥巴且不去说它，就是那美丽的皮毛也被磨损得一塌糊涂了。而且有半张皮已经脱离了身体，原来它被夺回来时早已被人挂着正剥皮呢。何管理员看了无可奈何地皱起眉头，问道谁会剥狗皮。小张连生一想机会来了，马上应声说“大学生肯定会的”。何管理员和场员小王都把眼睛向着我看。小张连生一边用手臂碰我，一边眨着眼睛说“你不是说过的吗？”。我于是也就顺口吹了起来说“学生物学时倒是也会解剖的”。何管理员想了一想，又皱了一皱眉头，终于对小王说了声“这条狗就给你们吧”。说罢边摇头边叹气而去。
小张连生这下可来了劲，快步去提了一桶水来，朝狗身上浇去。把它冲出了本来的面目，他们两人又七手八脚地就用拖狗的那条绳将它挂了起来。这下子可得看我的了，我心里想道，于是只好硬着头皮，忍着恶心，拿着一把刀走上前去。一手抓住那半挂着的狗皮，另一手拿着刀沿着皮和肉的分界线划去。这样居然慢慢地将狗皮剥了下来。他们两人在旁叫好不已。然后帮着将狗从挂着的地方取了下来，搬运到拘留所旁的一块约有四十平方米的空地上。
那空地后有一个工具房，前面和东面隔着水沟是水稻田。大家又从工具房中搬出一张桌子，将狗放在桌上。我就开始对它开膛破肚了。到底我是第一回做这种事，笨手笨脚的，做得很慢。慢慢地在水稻田边便来了许多乡下人，咧着嘴嘀嘀咕咕地边议论边看热闹，我和小张连生忙于弄狗，小王则蹲在一旁执行着看管我们的任务。
乡下人的嘀咕声渐渐地愈来愈响了，意思当然也是要想这狗肉吃。小王一口说何管理员不给，没办法。乡下人则大骂，说不告诉你们则你们屁也吃不到。小张连生是个机灵鬼，马上想到了他们可能会拥上来抢。就去工具房拿了一只篮子，叫我放下刀子，且慢忙着斩狗肉，赶紧先把斩下的狗肉拿进去再说。果然，围观的人一看狗肉被拿走，就哇哇地大声囔了起来，有几个人还蠢蠢欲动。何管理员在办公室里听见闹声，跑了出来，喝问什么事。这时有一个兔耳猴鳃精瘦精瘦的中年农民跨过水沟，并随手拗了一支小松枝，再把脚跷了起来说
“何管理员！我烂脚丫子讨点狗油擦擦总可以了罢”。众人不禁大笑起来。何管理员忍俊不禁，刚收起板着的脸，还没来得及说话，这人便已跑到桌前。伸出树枝便来挑油。众人也随着一哄而上，一刹那之间桌子上的残尸剩肉就无影无踪了。
众人笑着、叫着在田埂上鱼贯而行，叫骂着
“以后农场的猪给偷走了也没人管了”。那天晚上，我和小张连生美美地吃了一顿狗肉。小王是场员，又是拘留所的厨子，平时吃得饱，就不和我们分享了。不过，不知出于什么心态，何管理员吩咐道“狗就算了，不过盐是公家的，烧狗肉不许放盐”。小王和另一个年老的厨子竟也不敢违抗。我们就这样吃了一顿不放盐的白煮狗肉。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吃狗肉，但却也是最美味的一次。是不是煮狗肉应当什么作料也不放才最好呢，可惜我以后再也没有机会试过。
这样又过了几个月，小张连生果然如愿以偿，被送走了，他很高兴，肯定又会有机会逃跑的，但谁知这样的流浪小孩将来的命运又会如何呢。
我也作为该拘留所的最后一名犯人于那年被释放到了分流分场一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