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群众不断地号召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别存心侥幸，观望徘徊，企图蒙混过关；应该勇敢地跳进水里，洗净垢污，加入人民的队伍；自外于人民就是自绝于人民，绝没有好结果。

杜丽琳虽然在大学里学习远远跟不上许彦成，在新社会却总比彦成抢前一步。该说什么，该做什么，她从不像彦成那样格格不吐，迟迟不前。她改不了的只是她那股子“帅”劲儿。她近来的打扮稍稍有改变：不穿裙于而穿西装长裤，披肩的长发也逐渐剪短。她早已添置了两套制服，只是不好意思穿。帮助他“洗澡”的小组有一位和善的女同志，曾提问：“为什么杜光生叫人不敢接近？”“为什么杜先生和我们中间总存着一些距离？”丽琳立即把头发剪得短短的，把簇新的制服用热肥皂水泡上两次，看似穿旧的，穿上自在些。小组的同志说她有进步，希望她表里如一。她们听过她的初步检讨，提了些意见，就让她当众“洗澡”。

丽琳郑重其事，写了个稿子，先请彦成听她念一遍，再给帮助她的小组看。

彦成听了她的开头：“我祖祖辈辈喝劳动人民的血，骑在他们头上作威作福，饭来开口衣来伸手，只贪图个人的安逸，只追求个人的幸福，从不想到自己对人民有什么责任。我只是中国人民身上的一个大毒瘤，不割掉，会危害人民。”

彦成咬着嘴唇忍笑。

丽琳生气说：“笑什么？这是真心话。”

“我知道你真心。可是你这个‘大毒瘤’和朱千里的‘丑恶的妖魔’有什么不同呢？”

“当然不一样。”

“不一样，至多是五十步与一百步的区别，都是夸张的比喻呀！”

“那么，我该怎么说呢？”

彦成也不知道。他想了想，叹口气说：“大概我也得这么说。大家都这么说，不能独出心裁。”

“又不是做文章。反正我只按自己的觉悟说真话。”

彦成说：“好吧，好吧，念下去。”

“我从没有意识到自己有什么对不起人民的地方，我觉得自己的享受都是理所当然。这是因为我的资产阶级出身决定了我的立场观点，使我只觉得自己有理，看不见自己的丑恶。”

彦成又笑了：“所以都不能怪你！”

“那是指我还没有觉悟的时候呀。我的出身造成了我的罪过。”

她继续念她的稿子：“我先得向同志们讲讲我的家庭出身和我的经历，让同志们不但了解我的病情，还知道我的病根，这就可以帮助我彻底把病治好。”

“我祖上是开染坊的，父亲是天津裕丰商行的大老板，我是最小的女儿，不到两岁就没了母亲。我生长在富裕的家庭里，全不知民间疾苦，对劳动人民没什么接触，当然说不到对他们的感情了。我从小在贵族式的教会学校上学，只知道崇洋慕洋。我的最高志愿是留学外国，最美的理想是和心爱的人结婚，有一个美满的家庭。我可算都如愿以偿了。”

“祖国解放前夕，我父亲去世，我的大哥——他大我十九岁——带着一家人逃往香港。我的二哥——他大我十六岁，早在几年前就到美国经商，很成功，已经接了家眷。我们夫妇很可以在美国住下来。那时候，我对共产党只有害怕的分儿，并不愿意回国。我也竭力劝彦成不要回国。可是他对我说：‘你不愿意回去，你就留下，我不能勉强你，我可是打定主意要回去的。’”

“我抱定爱情至上的信念，也许还有残余的封建思想，‘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吧——我当然不是随鸡随狗，丈夫是我自己挑的，他到哪里，我当然一辈子和他在一起。所以我抛下了我的亲人和朋友，不听他们的劝告，跟许彦成回国了。我不过是跟随自己的丈夫，不是什么‘投奔光明’。”

丽琳停下来看着彦成。“我说的都是实情吧？”

“人家耐烦听吗？”彦成有点儿不耐烦。

“这又不是娱乐，我是剖开真心，和群众竭诚相见。”

“好呀，说下去。”

丽琳看着彦成，故意说：“我回国后才逐渐发现，我的信念完全错误，我的理想全是空想。”

彦成正打了半个呵欠，忙闭上嘴，睁大眼睛。

丽琳接下去说：“爱情至上的资产阶级思想把我引入歧途。爱情是靠不住的，欺骗自己，也欺骗别人，即使是真正的爱情，也经不了多久就会变，不但量变，还有质变，何况是勉强敷衍的爱情呢！而且爱情是不由自主的，得来容易就看得轻易，没得到的，或者得不到的，才觉得稀罕珍贵。”

彦成说：“你是说教？还是控诉？还是发牢骚？”

“我不过说我心里的话。”

“你对帮助你的小组也是这么说的吗？”

丽琳嫣然一笑说：“我这会儿应应景，充实了一点儿。”她把稿子扔给彦成。“稿子上怎么说，你自己看吧。”

彦成赌气不要看。他说：“你爱怎么检讨，我管不着。你会说心里话，我也会说心里话。”

丽琳说：“瞧吧，你老实，还是我老实。”

彦成气呼呼地不答理。可是他有点后悔，也有点不安，不知丽琳借检讨要控诉他什么话。他应该先看看她的稿子。

丽琳的检讨会上人也不少。主持会议的就是那位和善的女同志。她是人事处的干部，平时不大出头露面。她说了几句勉励和期待的话，大家静听杜丽琳检讨。

壮丽琳穿一套灰布制服，方头的布鞋，头发剪得短短的，脸色黄黄的。她严肃而胆怯地站起来，念她的检讨稿。开场白和她念给彦成听的差不多，只是更充实些。彦成眼睛盯着她，留心听她念。她照着原稿直念到回国以后，她一字不说爱情至上的那一套，只说：

她看到新中国朝气蓬勃，和她记忆中那个腐朽的旧社会大个相同了。她得到了合适的工作，分得了房子，成立了新家庭，一切都很如意。可是她渐渐感到，她和新社会并不融洽。她感到旁人对她侧目而视，或别眼相看，好像带些敌意，或是带些鄙视。她凭一个女人的直觉，感到自己在群众眼里并不是什么美人，而是一个标准的‘资产阶级女性’。她浅薄、虚荣、庸俗，浑身发散着浓郁的资产阶级气息。当然，并没有谁当面这么说，不过她相信自己的了解并没有错。因为她自己也看到了自己的浅薄、庸俗和虚荣。她也能看到朴素的、高尚的、要求上进的女同志是多么美，只是她不愿意承认。

彦成竖起了耳朵。

她却并不多加发挥，只接着说，外表体现内心。她的内心充满了资产阶级的信念，和她的外表完全一致。在她，工作不过是饭碗儿，工作的目的是为了赚钱，学识只是本钱。她上大学、留学、读学位都是为了累积资本，本钱大，就可以赚大钱。这都说明自己是惟利是图的资产阶级，斤斤计较的都是为自己的私利。

彦成这时放松警惕，偷眼四看。他同组的几个年轻人：姜敏、罗厚、姚宓、善保挨次坐在后排，都满面严肃，眼睛只看着做检讨的人。

丽琳谈心似的谈。她说：“我从没想到为谁服务。我觉得自己靠本事吃饭，没有剥削别人。我父亲靠经营资本赚钱也没有榨取什么血汗，许多人还靠他养家活口呢。所以我总觉得不服气，心上不自在，精神上也常有压抑感。三反开始，我就从亲戚朋友那边听到好些人家遭殃了，有人自杀了。我心上害怕，只自幸不是资本家，而是知识分子。可是，三反运动又转向知识分子——要改造知识分子了。我又害怕，又后悔，觉得千不该、万不该，不该跟许彦成回来。当时他并没有勉强我，是我硬要跟着他的。现在可怎么办呢？我苦苦思索，要为自己辩护——就是说，我没有错，没有改造的必要。可是我想来想去，我的确是吃了农民种的粮食，的确是穿了工人织的衣料，的确是靠解放军保卫国家，保障了生活的安宁，而我确实对他们毫无贡献。我谋求的只是个人的安逸，个人的幸福。我苫恼了很久，觉得自己即使自杀了，也无法偿还我欠人民的债。

“我有一天豁然开朗，明白群众并不要和我算什么帐，并不要问我讨什么债。他们不过是要挽救我，要我看到过去的错误，看明白自己那些私心杂念的可耻，叫我抛去资产阶级和封建社会留给我的成见，铲除长年累积在我心上的腐朽卑鄙的思想感情，投身到人民的队伍中来，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

她接着批判自己错误的人生观，安逸的生活方式等等，说她下定决心，不再迷恋个人的幸福，计较个人的得失，要努力顶起半边天，做新中国的有志气的女人。

彦成觉得丽琳很会说该说的话，是标准的丽琳。她确也说了真话，她的决心也该是真的，不过彦成认为只是空头支票。她的认识水平好像还很肤浅幼稚。她的检讨能通过吗？

主席说：“杜先生的检讨，虽然不够全面，却是诚恳的。她敢于暴露，因为她相信群众，也体会到党和人民要挽救她的一片苦心。能把错误的、脏的、丑的亮出来，就是因为认识到那是错误的，或是脏的丑的，而决心要抛弃它。尽管杜先生的觉悟还停留在表面阶段，她的决心还有待巩固，她能自愿改造自己是可喜的，值得欢迎。同志们有什么问题，不妨提出来给她帮助。”

有人说：“杜先生对过去虽有认识；批判却远远不够。”

有人说：“抽象的否定，不能代替切实的批评。”

有人说：“杜先生对于靠剥削人民发财的父亲和投机取巧的哥哥，好像还温情脉脉，并没有一点憎恨。”

有人问：“是不是脱去一套衣服，就改换了灵魂的面貌？”

主席让丽琳回答。

丽琳说：问题提得好！都启发她深思。她不敢撒谎，她对自己的亲人，仇恨不起来，足见她的思想感情并没有彻底改变。她只能保证，从此和他们一刀两断，划清界线。

也说着流下眼泪——真实的痛泪。这给大家一个很好的印象，她是舍不得割断，却下了决心，要求站稳立场。

主席总结说：“自我改造，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不是一下子就能改好的。我们人人都需要长期不懈地改造自己。杜丽琳先生决心要抛弃过去腐朽肮脏的思想感情，愿意洗心革面，投入人民的队伍，我们是欢迎的。让我们热烈鼓掌，表示欢迎。”（大家热烈鼓掌）“杜先生，谈谈你的感受吧！”

丽琳在群众的掌声中激动得又流下泪来。这回不是酸楚的苦泪而是感激的热泪。她说，第一次感受到群众的温暖，这给了她极大的鼓舞。希望群众继续关心她、督促她，她也一定努力争求不辜负群众的期望。

几个等待“洗澡”的“浴客”没有资格鼓掌欢迎，只无限羡慕地看她过了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