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到苏如的电话是在二审结束后十天左右。当时检察院已就这个案子向省高院提出抗诉，省高院在接到抗诉后并没有做出任何反应。但是检察院方面却在接受报纸采访时声称：虽然直接凶手已经死了，但我们一定会把幕后指使的人挖出来。�

“你有空吗？我想见一下你。”苏如说。这句话与她第一次找我时说的一模一样，可是时间却过了数年，我突然有一种恍若隔世的感觉。�

“还在从前的茶楼吗？”我说。�

“不。”她说，“我现在不想到一些公众场合去了，这你知道。如果你有空就到我住的地方来吧。”

“可我不知道你住在什么地方。”我说。�

“我让车来接你吧。”她说。�

我原想她的家应该是那种豪华别墅或者庄园式的地方。却没有想到是江南大学教授楼一栋四层的房子，顶楼周围有些栅栏。�

苏如穿着一套天蓝色运动衣在客厅里等我。我是第一次看到她穿着运动衣的样子。在我的记忆中她的着装相当简约而时尚，虽然很少有华丽的盛装，但每一种装束都非常优雅，连饰物都精妙。这种样子让我感到了她心态的变化。“你还住原来那儿吗？”她问。�

“没有。”我说，“住到台里去了。去年调了一套房给我。”�

“哦。”她歪了一下身子，用手支着沙发的扶手向我倾斜了一点，另一只手把玩着一只类似布娃娃一类的造型怪异的卡通物。“几年里我们只见过几面，同在一个城市里。”她自言自语道。�

“我常常地见你，在我们的节目里。”我说。�

她笑了一下。�

“你相信我是幕后指使的人吗？”她突然问。�

“法律不是为你开脱了吗？”�

“可是他们还咬着我，”她目光黯然，“他们是不是另有企图？”�

“大多数市民也是这么认为的，”我说，“我采访过一些市民对这个案子的看法，他们都认为如此。”

“的确，我有太多的杀他的理由。可是，我没有。”苏如说。�

“相信法律吧！”我说。�

苏如沉默了一下说：“我想离开一段时间。”�

“这种时候你不宜离开。”我说。�

“不。”她说。�

“你要到哪里去？”我问。�

她说：“我想到法国去。他们发出了邀请。”�

“是和你有过合作的转基因植物生产企业吗？”�

“是的。”她轻轻地揉着、翻来覆去地看着手上的那个怪异的卡通玩具，仿佛那就是她。�

“可是，”我说，“你现在不宜出去。据高院透露，这个案子可能不久会发还到中院重审。你一走，检察院就可能认定你有其它企图，他们可能就采取一些极端措施。”�

“法院既然已经认定了无罪，我就是一个自由的公民。”�

“你是想重新振作一次吗？”�

“我不知道。虽然我心态苍凉。”她说。�

然后她沉默着，过了一会儿她又问我：“你相信是我指使他去杀人的吗？如果没有这个判决，你会相信吗？”�

“我当然知道你不会这么做！”�

“但检察院为什么还要指控我？还要抗诉。”�

“前两天，你的代理律师在我们的节目里谈另一个案子时，我顺便问了一下你的事，况律师说，主要原因是在案发前你和疑犯突然过往密切，案发的当晚疑犯打出的惟一一个电话号码是你的。而你在法庭上说的电话内容没有人能证明那是事实。”�

“既然这样，那为什么不判我有罪呢？让他们判我有罪好啦！”�

“法律上有一条原则：谁主诉谁就要负责举证，而检察院也没有你指使疑犯的确切证据，所以法院就判你无罪。”�

“这些，况律师都跟我说过了。”她显出一种欲言又止的神情，但最终还是沉默着。�

“其实，你是可以找到当晚通话内容的证据的，对吧！当时另一个人就在你身边。”�

苏如吃惊地望着我，说：“你怎么知道？”�

“因为我太熟悉你了，我们在一起生活过。”�

苏如坐在那儿，她的目光越过几乎是一个整体墙面的玻璃窗，望着校墙外的远处的郊外。�

“为什么你不让他出庭作证？我很费解。”�

“我不愿意。”�

“你是在拿自己的生命作赌注。”我突然觉得女人有时是不可思议的，她们常常会把一些东西看得比生命更重要。�

“从你那儿走后，我就开始了另一种生活。”苏如茫然地望着窗外，不仅是茫然还有一点痴迷。然后她就漫无边际地说着自己以及她身边的人。�

那天下午，我和苏如一直呆到深夜，在这段时间里，她自始至终很少提到陈浩，我为陈浩感到悲哀，甚至觉得他有些不值。在这起耐人寻味的案件里，陈浩做了一件苏如一直想做的事，他所做的这一切都是因为他对苏如深入骨髓的爱，但是苏如却对此视而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