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一直担心应试教育对他的影响，如果把考试成绩看得太重，他就会失去很多学习新知识的机会，也失去了学习的乐趣，所以希望他到英国来受教育。

张艮从宋顿中学初中毕业时，我在英国已经十多年了。张艮在国内时我一直担心应试教育对他的影响，如果把考试成绩看得太重，他就会失去很多学习新知识的机会，也失去了学习的乐趣，所以希望他到英国来受教育。来英国后，特别是参观剑桥后，我们最大的愿望是他能够考上剑桥。像许多考上了剑桥的孩子那样，张艮只要把各门规定的课程学好，有了好的考试成绩，再加上一些课外的活动，诸如参加一些竞赛，他考上剑桥也是可能的。

然而，在英国这十多年，我在工作中接触了很多英国人，其中不乏很优秀的英国人，他们中有许多是从牛津大学或剑桥大学毕业的，也有许多不是从牛津大学或剑桥大学毕业。张艮受教育和我自己工作的经历使我对教育的观念，特别是对张艮是否一定要上剑桥大学的观念，有了很大的变化。

我在英国认识的第一个从牛津大学或剑桥大学毕业的是贝利博士。贝利博士是学地质的，他从牛津大学获得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那时我到英国才两年，在南安普顿大学地质系工作，参加了英国的一个关于核废料存放的研究项目。

这个项目由英国地质局牵头，另外有两个大学参加。英国地质局有两个研究人员，贝利和另一位博士，另外布里斯托尔大学有一位博士。我们四人在英格兰北部的湖区住了半年，从地质构造方面研究在那儿存放核废料的可行性。我们都有博士学位，我是在国内拿的博士学位，他们都是英国人在英国拿的博士学位，另外他们都比我年轻，三十岁出头。

我们在湖区租了一栋有4个卧室的房子，两辆越野车，每天早出晚归，朝夕相处，所以彼此很熟悉。贝利博士是这个项目的负责人，我看不出他们三个在学术上什么差别，但是他们人文方面的素养却相去甚远。贝利博士讲话特别清楚，他不但发音非常标准，并且讲事情极有条理。他既学识渊博，又谈笑风生，好像与任何人都有共同的爱好和兴趣，都有许多交谈的话题。但是他为人很谦和，待人彬彬有礼，其他的人很尊重他。

我们刚开始工作时，有一件事情让我终身难忘。我们的工作要用罗盘测量大量的数据，所以罗盘测量数据的精度对研究工作的质量有决定性的影响。我们第一天开始工作前，贝利要求我们每人用自己的罗盘测一根地上的树干，然后把测量的方位和倾角写在自己的记录本上，这样可以比较我们测量数据的精度。结果让我大吃一惊，他们三人的测量结果彼此相差一度左右，而我的测量结果与他们相比有三度的差别，显然我的测量有问题。我当时非常难堪，真是恨不得找一条地缝钻进去。

到英国后，我的英文一直是个问题，但是我的业务水平不比英国同事差，没有想到最起码的技能却不如英国人。虽然贝利安慰我，测量数据的精度差一点不是什么大问题，但我一直闷闷不乐，有一种技不如人和滥竽充数的感觉。

一周后，贝利带回两个同一厂家制造的罗盘，要我与他再测量相同的物体，结果我们测量的数据非常接近，几乎是相同的。原来我上次的测量误差，是由于不同的罗盘引起的。贝利很高兴，赶紧把我们测量的结果告诉那两位同事，说我测量数据的精度是非常高的。贝利告诉我，上次测量后，他就怀疑我的测量误差是由不同的罗盘引起的，所以他打算用相同的罗盘再测量一次。贝利对科学的严谨让我很佩服他，让我更尊重他的是他的为人，一丝不苟并且与人为善，一种特有的人文品质。

南安普顿大学的瑞珀教授是另一个给我印象很深的人。瑞珀本科毕业于剑桥大学土木工程系，尔后在剑桥大学获工学博士，三十五岁在南安普顿大学土木工程系任教授，四十岁任系主任。我虽然在南安普顿大学地质系工作，但是与他一直有合作项目，所以经常在一起。

我们课题组在他的办公室讨论课题时，他总是一边打电话处理行政事物，一边在计算机上处理电子邮件，一边与其他人讨论学术问题。即使这样，他总是能抓住讨论的要害问题，提出很中肯的建议。与他一起工作才体会到什么是精力过人和高效率。他虽然个人的能力很强，但是为人并不占强。像许多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毕业生那样，他喜欢挖苦调侃，不过出语却不刻毒。聊天时，常以自嘲开头，再对他人的论点提出异议，带着点小小的狡黠，并为自己的妙语而得意。

我的顶头上司，南安普顿大学地质系的系主任史玎森教授不是牛津或剑桥毕业的，但是他的学术成就比许多牛津或剑桥毕业的要强得多。我和他在南安普顿大学地质系一起工作了八年，后来我们一起在伦敦帝国学院又工作了三年。他担任帝国学院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的院长时，有一个就职讲演会。在会上，利兹大学一位教授称他为现在英国最杰出的构造地质学家之一。史玎森学识渊博，思维严谨。我与他共事多年，受益匪浅。

然而，安娜和查理的二儿子大卫在剑桥读书的经历，让我们对是否一定在一流大学受教育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大卫是学数学的，我到英国那年，他刚从剑桥本科毕业。他进剑桥前，在温切斯特市的西蒙兹学校上高中。西蒙兹学校原来是一所公立重点学校，通过考试选学生，所以教育质量很好，是罕布什尔郡最好的公立高中。大卫能从西蒙兹学校考入剑桥，他的学习肯定非常优秀。然而，进剑桥后，他发现从公学（精英学校）来的学生不但数理化基础很好，而且人文知识更是出众。虽然他进剑桥后非常努力，但是第一年的学习仍然很吃力，考试成绩也不理想，而那些公学来的学生，学得很轻松，还有时间用于社交活动。他二——三年级学习没有那么吃力了，但是再也进入不了已经形成的社交圈子，所以他在剑桥读书的三年里始终觉得很压抑，毕业时成绩也不理想。他考大学时，剑桥是第一志愿，伦敦帝国学院是第二志愿，他至今都后悔，觉得应该选择伦敦帝国学院。

大卫在剑桥的不顺利不仅仅在于他毕业时成绩不理想，更重要的是他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受到了伤害。大卫在人文方面的素养的确不如许多其他从牛津或剑桥毕业的人，相比之下他与人交往的能力要差得多，可能是他在西蒙兹学校上高中时这方面的培养不够，也许他在剑桥时受到的伤害仍然在他的身上有阴影。

一流大学的确培养出了许多优秀的人才，从他们身上我看到了许多特有的素质。然而，与他们在一起，我的感觉是社会需要的是他们的能力，而不仅仅是一个好大学的牌子，更不是一个好的考试成绩。一个好大学的牌子对找工作、升学，甚至提升都有帮助，但是一个好大学的牌子毕竟只是敲门砖，敲开门后，能否有作为还是靠能力。这种能力不仅仅是专业知识，同等重要的是人文素质。如果都有同等的专业知识，人文素质就尤其重要。

在张艮受教育的问题上，尤其是是否一定上剑桥这个问题上，我有越来越多的考虑。如果张艮能力不强，人文素质不高，即使进了剑桥，在剑桥读书也会很被动，甚至受到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