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三点钟守着一间没人光顾的空空的小酒吧，就像一个荡妇突然如愿守了寡，一半是窃喜，一半是忐忑不安。我正好换上埃米纳姆的碟子，一边听，一边看西利托的《长跑运动员的孤独》。这样倒很匹配，西利托的工人阶级小混混的玩世不恭与埃米纳姆的恶声恶气混在一起，就像这可怜兮兮的破酒吧里所有的威士忌、白兰地、干红、干白、各色啤酒全被砸得稀烂，冲出来的醉人气息。

我把前额搁在吧台上，把手放在膝头，沉浸在充满酒气的胡言乱语的二重唱里。

埃米纳姆正在杀他的婆娘金，撞击、痛骂、稀里哗啦，杀得她尖声乱叫；而工人阶级小混混正在讲他老娘如何用他爹的抚恤金去伦敦的商场疯狂购物，他们几个小子一面吃大块巧克力，一面看新彩电；楼上，他们的母亲不知和哪一个相好在新购的床垫上做爱（旧的被他老爹蹬腿时吐满了鲜血）。

我禁不住哈哈笑起来。

咚咚咚。有人敲吧台。

“什么事啊，笑得这么开心？”

一张女生的脸像雾中的公交车一样驶过来。

我急忙把放在吧台上的眼镜戴上，清晰地看见她的门牙上有一颗一毫米见方的突起。其实轻轻一磨就可以的。

她是一个蛮漂亮的女生（不喜欢“女孩”一词），感觉懒洋洋的，如春天的午后。

“啊，你好！正看书呢。不好意思。”我站起来说。

“什么书呀，好像很有趣的样子。”

“不是什么叫得响亮的流行的那种，”我挠挠头，“《长跑运动员的孤独》。”

她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说：“英国西利托的。倒是没读过他的书，也不想读。”

“是，”我说，“女生不大可能喜欢这种类型的吧。”我心里一闪，知道西利托的人不多，她还挺怪的。

“有什么咖啡？”她淡淡地说，换了话题。

“哼，有蓝山咖啡，山士多咖啡，哥伦比亚咖啡……”

“算啦，”她打断我的报名，“极品蓝山可有？”

“当然！”我说。

她找了个靠茶色玻璃墙的位置坐下，把褐色的真皮挎包和一袋香蕉放在空椅子上。

我从柜子里拿出磨好的咖啡，放在咖啡器里煮好，倒入一个白色瓷杯，用一把不锈钢匙子搅了搅，把杯子放在相同质地的托盘上，然后在另一个托盘上放了三块方糖，给她端了过去。她留着披肩长发，头发有些发黄，不知是不是染过，穿一件淡粉红色的衬衣，一条Lee牛仔裤，一双黄皮休闲鞋。

我俯身把咖啡和方糖放在玻璃桌面上，往她面前轻轻一推，说：“请慢用。”这时，除了咖啡味以外，我还嗅到她身上的香味，浓洌而嚣张。我对香水缺乏研究，不知道是什么品牌的，只是觉得高档罢了。其实，这股令人感到刺激的香味的一部分就是大名鼎鼎的“毒药”。她后来告诉我的。

我回到吧台，准备继续体验战后英国的无产阶级的生活。

“喂，”她扭过身子大声说，“劳驾，能不能把大痞子的音乐撤下，随便换一张？”

我拍一下头，怎么忘了撤下痞子阿姆的碟子呢！他太吵，太冲，我从CD机里退出阿姆的唱盘，随便拿起一张，一看，卡朋特，还行吧。第一首永远是那个yesterdayoncemore。女人喜欢听。我也还是喜欢听吧，反正她嗓音俨俨的，怪勾人的呢。

我走过去，问：“卡朋特，还行吧？”

她笑了笑，说：“阿姆太吵了，对女性一通谩骂。可以理解吗？”

我说：“反正也听不懂歌词，只是觉得他的说唱气势汹汹，像身穿油污工装的流氓恶棍，听觉上很过瘾。如此而已。”

“卡朋特老掉了牙，不会影响你的趣味吧？”

“怎么会，”我说，“听六十年代的歌多一些，新的，听谁的呢？小甜甜布兰妮？如果她不扭超级屁股，她的歌还有谁会听。”

“有道理，不听国语？”

“耳朵谋杀。”

“那么干脆，我喜欢。”她说，“自我介绍一下好吗？我叫芳芳。”

很普通的名字啊，大街上一把抓九千个，可不像我的，那么希缺。“我叫本本。”

“本本？”她说，“本子的本，本本儿？”

“对，本本儿。图画本本儿，写字本本儿，算术本本儿。”

她笑起来，“怪，你这人，连名字也怪怪的，与众不同。”

我也笑了，说：“就名字怪一点儿，其它的，与大家都一样。饮食男女，普通老百姓嘛。”

“本本儿，”她急着叫我的名字过瘾呢，“可以坐下吗？反正没其它客人要招呼的。”

老实说，有漂亮女生主动搭讪，在我是求之不得的事，因为我很怕主动去搭讪，若讨得个没趣，岂不灰头土脸，无限尴尬，举目一望，满世界堆着残垣断壁。一句话，我面子浅，趟不来深水的。

我在她对面坐下，看她端起杯子，慢慢啜一口。我不知道与她说什么好，就从裤兜里掏出“三五”香烟，用一次性打火机点燃，深深吸了一口。她注视着我，双眼里有些飘忽不定，宛如头顶的一片浮云，我用右手指一指桌面上的香烟，她摇摇头。

“才来的？”她问。

“哪里，”我吐出一口烟，让青烟如晨霭似地淡淡遮在两个村落之间。“在这儿干了一年半了。”

她搅动着咖啡，发出叮叮的细响，握匙子的右手苍白修长，像弹钢琴的手，小指向上弯翘，食指有一点神经质地跳动，仿佛在轻拍匙身，充满感情地。她的手的表情真的很丰富。“我几乎每天都要从这儿经过，”她压压嘴唇，“但从来没看见过你，没印象。不过我倒是没上这儿来坐过。”

我笑了，说：“怎么会对我有印象呢！我既非帅哥，又非大款，低着头走路，吃方便面和盒饭，在任何环境下都只是一个被人忽略的影子嘛。对了，今天怎么想起拐进来呀？”

“累，再加上不爽。只是想进来喝一杯咖啡，提提神。”她双眼向上翻了翻，嘴巴撇了一下。

我把烟灰弹在发亮的不锈钢烟缸中，没有开腔。女人不爽这类事情是不好多问的，况且，与我何干？我把头向外略略一侧，透过玻璃外几盆长势良好的龟贝竹的宽大叶片，看见初夏的阳光下，一对夫妇牵着一个儿童向左走，一个老太太提着蔬菜往右走，在那对夫妇的身后，是两男两女，模样像是大学生。街道上，三辆绿身黄顶的捷达出租车及两辆白色奥拓、一辆黑色上海别克分别驶过。车身和前窗划出一阵飞刀似眩目的反光。

“被人忽略，不太可能吧。”她带有几丝戏谑的意味，这使她看起来像个爱恶作剧的小姑娘。“身高不错嘛，面相虽说不上英俊，却绝不讨厌，谈吐也不俗。看得出是个自我中心主义者呦。”

我呵呵笑着，把烟屁股掐灭在烟灰缸中，说：“我有点驼背你看不出吧。脸也长得不帅，就不说七、八颗龋齿和消化不良之类了。谈吐嘛，我是说不来别人喜欢听的话的，不是不想说，而是不知道该怎么说。比如吧，我现在很想讨你的喜欢，却不知从何说起。自我中心主义者？不太像吧。”

“看的书偏门，”她说，“听的音乐也不是市面上流行的一类，在女人面前老说自己的缺点。不太关心自己内心以外的事情呐。这不是自我中心主义者的肖像吗？”

“你这么说，”我盯着盛放方糖的空盘，“倒像是那么一回事啊。”

“有女朋友？”她问。

“如果说是谈恋爱的那种，好像没有。”

“意思是只玩一夜情？”

“也没那么过份吧。”我哧哧笑着，盯着她放在桌面上的双手。“那种事，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哟。”

“就像高飞的西伯利亚候鸟掉在你脚下。”她很开心的样子。

“哪里，”我说，“按照你那个概率，我岂不是要绝望得马上干掉自己！要么，立刻剃度，出家得了！”

“很害怕被固定的女朋友拖累，虽然性方面麻烦一点，也愿意保持，是吧？嘿嘿，自我中心主义者呐！”

“老是把我当模特儿你会乏味死的。就像一部闷片，比如《樱桃的滋味》，在那尘土飞扬的山路上转来转去，你以为拐个弯会出现奇迹，而弯道的那面依然是苍凉的景色，没有其他东西。不如去看《流星花园》。顺便说一句，附近的出风头的小帅哥可多了。”

她定定地看着我，然后哈哈大笑，又觉得不妥，用右手掩了口。“唉，谢谢你的指点罗，F4嘛，谈恋爱可没什么趣，不过，像男人包二奶一样把他们包起来，恐怕还不错。”

“有这种想法？”我吃了一惊。

“不该有？”

“呃，当然，好像无所谓吧。既然男人可以包二奶，女人包二老公之类，似乎无可厚非吧。”

“这个态度还差不多，”她得意地仰起身子，“我也顺便说一句，那闷片不好看，但真的很不错。我喜欢阿巴斯。好的东西干吗要弄得那么好看！”

她端起瓷杯，喝了一口咖啡，神神秘秘地向前探探身子，小声问：“喜欢看碟？”

“你那样子，”我说，“不会是私下兜售盗版DVD外加火星样土的吧。”

“真的是，不过把火星样土换成摇头丸。”

“什么！”

“什么什么？”她说，“你那表情好像你对面的人是一个大坏蛋似的。开个玩笑。”

上帝。你说一下午尽遇到些什么人，埃米纳姆，西利托的小混混，小混混他妈，再加上一个她，哪个不是神叨叨醉兮兮的。

“还没回答我呢。”她说。

“一般吧，”我又开始抽烟，“不是发烧友。我看书看碟有一个习惯，最高的和最低的，中间嘛就删除了。好像这也是兰波的习惯。”

“最低是什么，不会是色情吧？”

“是！顶级的那种，一叫到底，不要情节。三级片不看。”

“哪天一起看看？我有不少碟呢。”

“高的？”

“高低通吃。”

“嗯哼，还没和女生一起看过低的呢，有些难为情吧，那种情境？”

“别担心嘛，容易起生理反应的可是男生哦。”

我哭笑不得，“难道看着我处于负重狂态的拚命压制中，你会很开心？不怕我非礼？”

她用右手食指划着玻璃桌面，双眼天真无邪地盯着我，“不会吧，那点儿化学反应？”

“化学的发疯形式。”

“那是菲茨杰拉德的胡说。”她声调降低了八度，仿佛经过了发泡的阶段，这啤酒，趋于平静。她端起杯子，喝了一大口，用舌头舔了舔嘴唇。

那杯咖啡已被喝得底朝天了，只余下一圈淡淡的褐色固守杯底。在杯口上有块她下唇的印渍，呈桔瓣形，一滴咖啡从那儿滴下，像一条季节河，最后溅落在光滑的台面上。她的嘴唇很红，不像很多人那样如傍晚般灰暗。她没涂口红。可能。

“还要点儿什么吗？”我问。

“咖啡不想喝了，现在喝酒似乎早了点吧，”她有些犹豫，“别像个酒鬼似的。”

“这样吧，”我站起来，“我请你喝一杯苏格兰威士忌，我自己的酒。”

我把杯盘端走，到吧台后的酒柜中找出我那瓶酒，从吊架上取下两个高脚杯，各倒了三分之一，大约50毫升，然后把冰盆里的冻得很老的冰块放入杯中，这是喝冰镇酒的起码条件。太嫩的冰块很容易溶化，会把酒弄得尽是水臭。我把酒端过去，仍然坐在她对面。她真的挺不错。

她用右手端起杯子，晃了晃，冰块碰撞杯壁，发出动听的脆响。她呷了一口。“不错呀，”她说，“自己还藏着好酒享受呢！”

我掐灭烟屁股，说：“老板上次进酒进多了，原价卖给我的。有时站得累了，干一杯，刺激或麻木一下神经。不过这酒真的好喝。”

知道她能喝酒是很久以后，我第二次到拉萨的前两天。

她说是要给我饯行，在她那小资的狗窝里弄上蜡烛，一人发了一瓶干红，鬼影幢幢的胡灌起来。我虽然在酒吧长泡，酒量却长不大。天生，没法的。那晚酒干得很快，一瓶酒750ml，一会儿就下去了一大半。我只好抽烟，把干红打上一个个逗号，好苟延残喘。

我低下身子，歪头，去烛火那儿点燃了第十一只烟。蜡烛已烧得只余2cm了，问她是否还有，她说当然，起身到厨房，拿了两支新的过来，一人一支，就着老火点燃，再把屁股烤得半溶化，栽在残烛头上。她端起杯子，我也端起杯子，我们轻碰一下，干了。

“本来，”我说，“冰块嫩了一些，不适合镇酒用的。嘿嘿，但是要喝那么多酒，冰化得快，也算稀释了那该死的12°了。”

“还酒吧出身的呢，”她说，“酒量看也看大了。听音乐吗，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呀！”

“要点背景的就行了，你不是有平克·弗洛伊德的吗？如何？”

“我倒是无所谓，什么在吱吱地响就成。”

她从CD架上取出碟子，放在索尼音响中，音量开得很小，宛如从山的那一边传来的声音。她坐下，又干了一杯，说：“我是不是像澳洲的袋鼠，跳跳跳跳个不停。毕业没两年，他妈换了五六个工作，每个地方都令我心烦。好像这世界上就没有我可以安安心心从事的工作似的，好像这世界就是要跟我作对似的，有意要那么干。你说，是我病了还是世界病了。”

“都他妈有病！”我说，“你，还有世界，还有我。都疯疯癫癫的。”

“都是傻B？”

“对，都是傻B！10的N次方傻的傻B！”

“这倒是个办法，本本儿。”她哈哈一笑，“把能够找到的东西都臭骂一顿。傻B，他妈的，混蛋，操！”她说完，站起来，把半杯酒灌进喉咙，拿着空杯子，扭扭屁股。

她真动人。我禁不住放声大笑，放倒身子，把头靠在铁红色的靠枕上。“喂，别说粗话，特别是那个‘操’字，那可是男性词典中的专有动词哟！”我斜着拿过酒杯，斜着干酒，把朝下的右脸颊都给打湿了，我明白，这就是万有引力定律中的案例部分。我从茶几的下层搁台上抽出“心相印”面巾纸，胡乱把脸上的干红擦干。

“不行了，我真的不能再喝了，”我说。

她扭着腰肢走到茶几这一头，提起我的酒瓶，说：“不多了嘛，也就几口了。干完！”她顺势坐在我身旁，把我的头从靠枕上抱起，放在她的膝上。她俯下脸看着我，就像深邃的夜空笼罩着我，两只眼睛就是史蒂芬·霍金的黑洞。“不说操，说干，可以吗？”

我伸出手，抚摸她的脸，往下移，在她的颈窝那儿盘桓，然后试图通过她喜爱的Lee牌牛仔裤，读写她紧绷绷的圆润的大腿。头是昏的，但下面却似乎不受影响，真没办法。

她略带嘲讽地笑笑，说：“它没醉，在乱动。”

“不管它，在它自己的外省，那是它的权利和自由。”

“你不是说要表演自慰给我看的吗？”

“喂，真说过？”

“想耍赖是不？连斐雯丽，”她扬扬手中的芭比娃娃，“不，那时是梦露，都听得清清楚楚的，男人赖帐不太好嘛。”

“真想看？”

“想看，只在DVD里看过的，还没看见真人这样干过。你想，波特诺干得那么有趣，我可是不明白的哟。”

“那你帮我。”

“不行，那就不是自慰了。”

“自渎。”

“随便什么吧，今天，现在！”

她把手放在我的裤子上。

“可是，”我说，“波特诺是个臭小子，而我，已经是男人了嘛。况且，还有一个漂亮的女朋友坐在身边，那样，就像提一瓶矿泉水，步行到哥本哈根要一杯水喝。不行，有心理障碍。到时候落个阳萎的毛病，可不好医啊。”

“那就老老实实喝酒，还有一瓶。”

“什么？”我觉得我整个儿人猛然勃起，“我有心脏病的，心肌炎，右心室主动脉粥样硬化，左心室嘛，风湿性肌纤维颤抖无力缺血综合症。”

“屁话！”她说，“不是一人一瓶，是总共只有一瓶。别绷得像一张弓似的。没人想谋害你。”

“我会吐得一塌糊涂！”

“尽情吐吧，这破地儿，破地板破沙发破床，没一样东西顺眼，吐吧。”

她站起来，迈着舞蹈一样的步子，走进厨房，一会儿，提着一瓶红酒，得意地出来，把它砰地一声放在桌面上。“选择吧，”她说。

非此即彼。她给我的命题。我的大脑像旋转木马一样，把红色的马头转过来——转过去，把兰色的马头转过来——转过去，把黄色、白色和青色的马头转过来——转过去，每个马头的两只耳朵之间，穿着发亮的钢管。没有笑嘻嘻的小孩坐在上面，它们空空地原地打转。我撑起来，拿过瓶启，把螺旋状的钻子旋进去，把向上的两只把手一按，木塞出来了。我把我那瓶未喝完的酒倒入杯中，几乎是满满的一杯，都没法加冰块了。然后用新开的那瓶，替她斟上三分之一杯。你骑在红色的木马上旋了10万公里，你还是在原地踏步，离青色的马屁股永远两米。

她提起斐雯丽的头发，把她扔在另一张单人沙发上，一屁股坐下去，拿起杯子喝了一口。我也猛喝一口，把一杯酒枪毙了二分之一。

“嗬嗬，我们的英雄不准备献身，而是要一醉方休了！”

我打了一个嗝，鼻子嗅到了嗝的酸酒臭。“妈的芳芳！”我笑了，这个鬼丫头。

“妈的本本儿！”

“妈的芳芳，想看我的笑话呀！”

“妈的本本儿，我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办。”

“妈的，什么怎么办？”

“妈的，什么什么怎么办？一切。所有。”她开始尖声尖气地说，“朱塞佩。妈妈，他不是朱塞佩，他是尤索林。不，他们都一样。”

我大笑，直到笑得打呕。哦，疯子芳芳，醉鬼芳芳。

“哦，他妈的人就是这样一堆杂碎！中午吃下的蕃茄酱！”她做了一个鬼脸，拿起杯子，一饮而尽。

我把余下的半杯酒分两口干完，说：“我已经把承包的酒干完了，不喝了，脑袋痛得要命。”

“屁话，这酒可是你开的。”她把两个杯子掺上酒，把几块要化了的残冰放进去。“没冰了，将就吧，乖乖。”

有时候，女生就像百分之百的口香糖，嚼嚼不错，但黏在手指上，却有百分之一万的麻烦。我站起来上卫生间，打开灯，洗脸池上的镜面映出一个满脸通红的家伙，我几乎不认识他。我把尿撒进便池内，大尿，撒了足足三十几秒，一股酒臊气。忙冲干净，免得芳芳撒尿时闻到，暴露肚皮里面的难看的个人档案。我用冷水洗了洗脸，觉得反胃，就蹲在便池旁，呕了几下，吐了两泡酸口水。我把右手的食指和中指伸进嘴里，压住舌面，往里抠，又呕了几下，吐出一些口水。没见红酒。吐不出来。我洗了手，用漱口杯打水漱了嘴，深呼吸三次，走了出去。没忘关灯。

“吐了？”她问。

“没啦，吐不出来，”我一面说，一面把身子放倒在长沙发上。“你还真能喝，平时喝一点，不显山不露水。狡滑啊。”

“这叫城府嘛。像玻璃人，一眼看穿了，你还有兴趣？我也头昏得厉害，不断地翻跟斗。但我没太多的胃肠反应。本事。”

我让她帮我点燃一根烟，她把烟嘴上糊得尽是口水，噙在嘴唇上湿漉漉不舒服。“嘿，你这是点烟吗？你是在吃烟呢，就像从你嘴里吐出来的，口水兮兮。”她笑了，到厨房去拿了两支蜡烛，续着烧。我望着火苗，感觉好像是在原野望着远处的篝火，而一些忧郁的人们赤身露体围绕着火疯狂地旋转，像一阵无形的风。平克·弗洛伊德的音乐正在火光上孤寂地漂浮时猛然结束，在一阵休止符后，鲍勃·迪伦近四十年前的粗砺的嗓音响了起来。芳芳转过身来，看着我，随着节奏扭着屁股，又用右手端起杯子，一边喝一边扭。

“这感觉如何？这感觉如何？独自一人感觉如何？……”她跟着老迪伦吼。

“独自一个人是一个傻B，两个人是两个傻B。”我告诉她。

她开始疯笑，格格格，把杯子放在茶几上。然后走过来，俯身看着我，仿佛一头非洲母狮看她的猎物。她开始解我衬衫的纽扣，从上面那颗解起，把衬衫下摆从裤子里扯出来，解开。她跪在沙发旁，我们彼此亲吻，抚摸，像原野上两头眼神温驯、皮毛发亮的动物。

“在老迪伦音乐的伴奏下干事儿，太委屈他了吧。”我说。

“委屈什么？六十年代的象征就是听摇滚和群居乱交。”她说。

“我们可不是。”我申辨。

“谁说我们是哪？”她说，“来吧，在你飞走之前，把你吸干。”

她起身，把衣服裤子脱得干干净净，我也躺在沙发上，抬起屁股，把裤子蹬在地下。温暖的烛光照着我们的肉体，就像八月的阳光照着剥开皮的成熟的玉米，光滑洁白又饱满多汁。

一切都像风吹过树林发出的动人心魄的哗哗声，那么自然和流畅。真的，无论如何，青春的肉体和两情相悦，使性显得干净而率真。我们享受着对方，也享受着自己，沉浸在柔若无骨的发烫的深水里，血液仿佛被煮得滚开了一样。就这样，我们像波浪一样拍击着，然后溶化成无形之物。最后，似乎时间停顿了一下，出现一个空白的沟壑，我们紧紧抱在一起。

那晚，我们做了三次爱。肉体的味道和酒的味道混合在一起，使室内的空气放纵而刺激，几乎从无色变成了肉红色。当我们昏沉沉睡去时，鲍勃·迪伦的歌声还在不知疲倦的轻唱。

还是回到我们第一次见面时的情节吧，从中断的那儿开始谈起。

我们坐在一起喝我的威士忌。

“本本儿，”芳芳又在过我的名字瘾，“你也说说我，觉得我是哪类人呢？”

我喝一口冰酒，说：“那就直说了啊。你似乎太敏感，好像你的神经是暴露在外的。经常失眠吧，世俗关系也处得不太好。同现实格格不入？”

她说：“多少有一点儿吧，不太喜欢太现实的东西。”

“外语系出身？”我问。她用双手握住高脚杯，像冬天握一个取暖器一样，右手食指还抚摸着光洁的杯面。我突然有一种冲动，被她的手抚弄，一定是很舒服的事吧，躺着，像一只猫一样，拱着背。

“哦，怎么知道？”

“熟知英美作品，还能听懂一团麻似的阿姆的歌词，这不是一般大学英语能解决的呀。”

她说：“喜欢美国六十年代文化倒是真的。那我猜猜你吧，中文系？”

我吹一口气，说：“见我看看文学书就往中文系上靠。我可是学经济管理的呀，经济学院的，留学生。”

她摇了摇头，说：“看不出来，看不出来。CEO大人，留学是看上了低年级哪个小妹妹吧。”

“哪里！”我喝了一口酒，“不太与同学来往的，名字都叫不出来。就是考不及格。不想学、不想背。一看见教科书，就看见漫天飞舞的流沙黄尘，连海洋都变成了沙漠。毕业证，对我可是海市蜃楼啊。”

“怎么办？老干部不可能长久当的。”她说。

“不知道，已经休学一年，再接着休，看院方能否通融。学了也没什么意思，成天惦记着人民币和打卡机。”

是啊，我可不愿像西利托的小说中所说的，成为“暴眼鼓肚”，再娶一个“暴眼鼓肚”的老婆，过“暴眼鼓肚”的主流生活。如果把《猜火车》的开头那絮絮叨叨的诅咒稍稍换一下，我们的目标无非是大房子（连体别墅）、广本雅阁、东芝背投、柏丽音响、大号码的白色家电、几件宜家、年薪、银行卡、医保养老保、欺骗、背叛、绿帽子、白领老婆、粉领情人、黑领婊子、以及……

“在想什么啊，想得笑嘻嘻的？”她问。

“你是白领吧？没错？”

“是，算是吧。”

“我刚才在置换《猜火车》的独白，准备娶一个白领老婆啊。”

“好啊！”她跳了一下，眼睛瞪得大大的，“我怎么样，还行吧。我也正想再嫁一个人呢。我看你不错，再嫁给你算了。至于我的丈夫吧，干脆蹬掉，离婚！我性欲很旺盛的，不必担心你老婆是个性冷淡。考虑一下？”

“什么？真想嫁给我？”轮到我跳了一下，好像所有的麻烦都溶解在苏格兰威士忌中吞下了肚子。“可是……当然，也不是不可以。”

她格格笑起来，眼睛眯缝着，涨潮一样，泪水都几乎乐了出来。“别担心，开个玩笑！瞧把你急的，好像我没人要似的。我还不想嫁你呢。正经工作都没一份！再说，我丈夫也不会答应的。”

我有些不好意思，端起杯子喝了一口，“不是那个意思，真的。只是婚嫁是个很突然的词，就像你散步猛一下撞到了猛犸象。”

“学经济的，少用点儿比喻，那种修辞方法不是你那个行当的工具。”

卡朋特似乎已翻来覆去唱完第二遍了，她也该休息一下。“换一张，想听什么？”我问。

“无所谓，”她摇晃着身子，“只要不是谋杀你耳朵的就行了。甲壳虫和猫王也不听，都腻了，从读大学就往耳朵里塞，占满了内存，总得删点空间出来玩儿别的吧。”

“老黑人的爵士，行吗？”我站起来。

“阿姆斯特朗？”她停止摇晃，抬头看着我的鼻子尖，“可以啊，听听他那颤动的嗓子，像大提琴弦的震动。”

我到吧台那儿，拿出卡朋特的，在装CD的抽屉里翻出阿姆斯特朗。音乐也好，文学也好，和电器手机毕竟不一样，并非新的就是好的。从某个角度讲，旧的才是好的，因为不好的已经被岁月无情地抛弃了。

“下午老这样，守寡。”她问。

我叹口气，说：“是啊，反正就一两桌。全靠晚上。”

“就这么混下去，懒洋洋的下午酒。”

“那倒不是。告诉你也无妨，我打算在拉萨开间酒吧。如果说有理想，这就是吧。”

“拉萨？那么高！”她似乎有些吃惊，眼睛一眨一眨的，宛如东非狐猴。

“不是人人都想进天堂吗？占据个高端位置，离天堂近一些，抢椅子也有了个先手嘛。”

“那这么说起来，我还是去地狱买门票算啦。”

“从何说起？”

“你不知道，”她摇了摇头，“别人上金顶看云海，我却躺在床上数心跳，别人在九寨沟忙着拍照，我却赖在观光车里掐太阳穴。人往高处走，我往低处流，肉体无奈。”

“肉体无奈，”我重复着这句话，“精彩，精彩。你干脆当作家去得了。”

“还当作家呢，连拉萨这类时髦的事情都不能去赶赶。”

“时髦？我可不是去当观光客，然后一回来，对全世界的小麦喊：我去过拉萨啦。”

“我就只是想赶赶时髦，浅薄吧。”

我笑笑，不想跟她争执。我用右手指指耳朵，说：“听，老黑人的小号吹得像雕塑，他喉咙就在你眼前三公分抖动，喉结一骨碌一骨碌的。”

“看见啦，”她懒洋洋说，“喉结尖尖的，苍白。”

那可不是老黑人的，是我的。我干咳两声，下意识用左手托住下巴，遮住那个尖尖的、苍白的东西。

她嘲弄地笑起来，嘴角向下拉。“紧张什么嘛，没人对那儿感兴趣的。对了，你开酒吧的钱筹齐了吗？”

“这不正在努力。”

“这么点工资恐怕还不够你自个儿开销吧。”

“我可是学生啊，家里得寄生活费给我呢。你想，我一个独子，父母虽不是什么官儿款儿，却也是吃皇粮，没其它负担的。”

“嗬，没想到你还是双薪，怪不得悠哉游哉。”

“不过嘛，”我用右手的手指轻敲着桌面，“好像还差很多呢。好在我只想弄个小小的，实在不行与别人合开也可以。”

“为什么不能在本地开。”

“说不清楚。是不是喜欢空气稀薄的地方？喜欢冰雪？但没想过到东北开呐。”

“边缘化的时空？”

我想了一想，点了点头。“哼，有道理。我说你该去当作家吧！”

我坐的方向面朝着门，门被推开了。一男一女手牵手走了进来，都穿着牛仔裤、体恤和运动鞋，头发染成浅栗色，两蓬秋风枯草。我急忙走过去，招呼雌雄二草。他们找到一个角落坐下，要两杯速溶咖啡。我到吧台去拿杯子，撕开包装袋，倒开水，在瓷盘上放6块方糖。然后我用一个黑色的塑料托盘，把它们送到桌子上，点点头，笑一笑，“请慢用。”

我倒了两杯水，又到芳芳那儿坐下，把一杯推给她。“白水，免费。”

她瞟了瞟枯草，说：“总算有了点人气。再坐几分钟，也该走啦。你不能离开？”

“肯定不能。八点以前就我一个人应付。”

“还说请你吃火锅的。”

“那当然是好事，”我说，“就当你的邀请是期货了？”

“行啊。”

这时，两蓬枯草碰在一起，旁若无人地亲嘴，咂吧有声。

“唉，他们真懂生活，”芳芳感叹，“饭前口腔清洗。”

“有时候，还有男女坐在角落里脱衣解带的，”我说，“有一晚，都他妈凌晨一点过了，还有人坐着不走。列侬唱N遍了，我也懒得管。我打着呵欠去送啤酒，看见两人衣扣都松了，正紧紧抱在一起。那女的把头抬起，还白我一眼，害得我差点去厕所自渎。”

“你们男生不是爱说看得着、搞不着，心头如刀割吗！住在学生宿舍，也没法解决问题啊。到这儿来，虽说不能真刀真枪地干，却总可以耍完一个套路。”

“肉体无奈。”

“的确无奈啊，无奈得很咧！”

她叹一口气，低头打开皮包，拿出钱夹子。“多少钱？”

“30元。”

我到吧台把钱锁进抽屉，在本子上记下帐目。

她已站起来，肩上挎着包，右手提着香蕉。

“嗨，”她说，“忘了让你吃香蕉了。拿点儿去？”

我摆摆手，说：“不要了，我不喜欢吃这玩艺儿，软扒扒的，怎么，你喜欢吃？那么多，吃不完很快会坏的。”

“我可是香蕉鱼啊，”她说，“一顿要吃七十八根。”

我读过《逮香蕉鱼的最佳日子》，笑了，说：“吃得圆滚滚出不了洞，是有生命危险的呢。”

她把香蕉放在地板上，凑过来，身体离我只有10公分。她的眼睛盯着我，就像黑色的漩涡，要把我拉进她深深的未知的冰海深处。我使劲抬头，把双眼挣脱她的吸引，俯视她麦田一样的头顶。

“你说，”她眼神恍惚地问，“西摩干吗用手枪打自己的脑袋，他真的是顿悟了人生吗？”

我耸耸肩，说：“没什么，他只不过是不想活了。活腻了。就这样。”

她淡淡地笑笑，说：“他妈的！”

我一愣，随即反应过来，那是霍尔顿的口头禅。

“他妈的！”我高兴地说，并伸出手掌。

她击打了一下，就像我们已成为某个秘密社团的人一样。然后她拎起香蕉，走了。

“他妈的！”我倚靠在吧台上喃喃自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