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1月，拉里和谢尔盖同计算机科学系的其他学生以及老师们一起搬进一个新家。这是一座由浅棕色的石材建成的气派的四层建筑，楼面上镌刻着“威廉·盖茨计算机科学”的字样。微软的董事长为这座大楼的建设投资了600万美元，这足以使他获得大楼的命名权。尽管盖茨并未在斯坦福读过书，但微软公司雇用了很多斯坦福的毕业生，所以，盖茨希望将自己的名字刻在这座大楼的入口处，以便公司将来更有机会招募到顶级的人才。盖茨说他送这份礼物给学校的目的是“为计算机工业的未来投资”。在捐助仪式上，工程学院的院长詹姆斯·吉本斯（JamesGibbons）预言：“在一年半之内，这里就会发生非比寻常的事情。到那时，会有人指着这里的一些地方、一些办公室或是某个角落说，这就是1996~1997年间他们白手起家的地方。要知道，他们做的事很了不起。”

拉里·佩奇分配的办公室在三楼，盖茨楼360室，他同另外4名研究生同一个办公室。其中之一的肖恩·安德森是个古怪和偏激的人，他后来甚至不回公寓，开始在办公室睡觉过日子。另外一个是本·朱（BenZhu），他的话很少。还有一个叫卢卡斯·佩雷拉（LucasPeriera），精力充沛。根据这群人中的唯一一位女性塔玛拉·芒兹纳（TamaraMunzner）的说法，他“非常非常非常有活力”，而芒兹纳把自己称为极客（geek）①，由互联网和网景的首次公开募股推动的硅谷繁荣极大地挑战了大家对学术追求的忠诚度。“那个时候，你很难沉下心来继续待在学校做研究，”芒兹纳说，“每次你去参加派对的时候，就会收到好几个工作邀请，而且都是实实在在的工作机会。每个学期我都需要再次做出留下的决定。”

虽然办公室很拥挤，或者正是因为这样，他们之间很快就产生了同伴之情。谢尔盖·布林分配的办公地点并不在这儿，不过，不久之后，他大部分时间都待在盖茨楼360室，同佩奇在一起。斯坦福大学的管理人员请布林帮忙改善新大楼里办公室的编号方式，他完成了这项任务，不过，作为交换，他要求学校更换原来配发的椅子。“后来的椅子要舒服得多，谢尔盖很聪明。”安德森这样评价道。

那个时候，安德森把盖茨楼360室变成了一个微型丛林，到处挂满了植株和藤类植物，办公桌上也摆着盆栽。他还在屋里放了个5加仑（约22?郾7升）的大桶，在上面安装了用自己的电脑控制的喷嘴。“我建立了一个自动喷水系统，”他说，“在我们的办公室里，有很多小玩具。”他还在他的电脑里插入了内置式钢琴，办公室里的任何人都可以使用“这架钢琴”。芒兹纳还带来了一个垫子，如果谁想要小憩一下，它就派上用场了。

拉里和谢尔盖总是形影不离。在校园里，大家都称他们“拉里和谢尔盖”，这个词组很顺口。“跟他们分享一间办公室是件很有趣的事。”芒兹纳说，“我们的作息时间都很不正常。我记得某个周六的凌晨三点钟，办公室里还满是人。我记得自己当时想，‘我们真的是群极客’。我们对自己进行的工作都非常投入，而且体会到了工作的乐趣。”

拉里和谢尔盖总是不停地相互取笑。芒兹纳说他们“巨聪明，但不自负”。他们从互相挑战和辩论中得到快乐，而且一旦找到合适的话题，就要同别人辩论个三百回合才罢休。他们总是在讨论计算机、哲学以及一切他们想得到的话题。有一次，他们两个大声地争论是不是可能用利马豆来做成建筑物大小的陈列品。芒兹纳被他们逗得坐在椅子上满屋乱转，高喊：“你们一定是在开玩笑！”在盖茨楼360室的一个角落里，拉里的桌子底下，他们用Legos固件组装了一个机箱。办公室里的同伴们发现，要是不把这两个人撵出去的话，大家就都干不了活。“我学会了带着套头耳机编程。”芒兹纳说。

佩奇最喜欢讨论的一个话题就是设计更好的新型交通系统。他在底特律附近长大，这一经历使他深入地思考，在把人员和物资从一个地方运输到另外一个地方的过程中，怎样才能降低事故率和花费，减少污染和缓解交通压力。“他热衷于谈论理想的自动化交通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汽车在各处自动行驶，如果你需要用车，你就进入其中一辆，然后告诉这辆车你要去哪里。它就像是出租车，不过价格更便宜，而且在行驶过程中相互之间的车距比较近，”安德森回忆道，“佩奇对人员和物资的运输问题非常有热情。他喜欢用各种方式来解决社会问题。”

雷吉夫·莫特万尼（RajeevMotwani），今年30岁，是斯坦福大学的教授，从谢尔盖1993年到斯坦福来的时候开始，他就一直是谢尔盖的指导教师。他看着布林和佩奇结成亲密的学术伙伴，而他对这两个人的喜爱之情也与日俱增。“他们都很聪明，是我见过的人中最聪明的，”莫特万尼这样说，“不过他们的聪明才智各有特色。”谢尔盖更加实际，善于解决问题，同时对工程很有一套。他只需要知道某种做法可行就行了。他还很有数学才能，脑筋转得很快，性格也外向。“他就是个有点莽撞的年轻人，可是，他是这样机智，以至于你根本注意不到这一点。”莫特万尼说。布林缺少什么东西、或者想要什么东西的时候，他就会直接闯进莫特万尼的办公室，从来不敲门。而佩奇是个凡事深思熟虑的人，他希望搞清楚为什么某种做法可行。虽然佩奇雄心勃勃，但是他的行为方式更加内敛。他进莫特万尼的办公室之前都会先敲门。“如果有20个人在一起开会，谢尔盖肯定是那个最引人注目的人。而拉里即使就坐在人群中，你也注意不到他，不过事后他会问，‘嘿，你觉得这个想法如何？’”

谢尔盖的行事风格同一般的斯坦福学生不同。“他的一举一动都非常激进。他是个说话办事直截了当的人。他行为的力度非比寻常。”另一位斯坦福教师丹尼斯·阿利森（DennisAllison）这样说道，“谢尔盖很投入。他可以传达明确的信息，表示他已经注意到你了，他会直接同你讲话，并期待你的回应。同他谈话很令人激动。”

布林同莫特万尼紧密合作，希望找出办法，从大山一样庞大的数据中提取所需信息。他们创立了一个叫做MIDAS的课题小组；这个小组的名字是MiningDataatStanford（在斯坦福挖掘数据）的字母缩写。而在希腊神话中，迈达斯（Midas）是一位能够点物成金的古希腊国王。布林为MIDAS每周的讨论选择话题并排定发言顺序表。他和莫特万尼还以此为主题，合作撰写了多篇学术论文。

数据挖掘可以被用在零售商业中，以确定顾客通常都会同时购买哪些货品，来帮助零售商更好地组织商品的陈列方式。布林和莫特万尼希望可以把同样的技术用于新出现的、还像一团乱麻似的互联网。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网络就像未开发的西部，没有一定的游戏规则，荒无人烟，缺乏管理。数百万的人在网络中登录，使用电子邮件来相互联系，但是在那样一堆乱糟糟的网站中间，你几乎完全无法进行严肃的科学研究。人们曾经努力开发出一系列帮助互联网用户从互联网中找到信息的工具，包括WebCrawler、Lycos、Magellan、Infoseek、Excite和HotBot。然而，它们都不能很好地完成这个任务。“当时人们的搜索体验非常糟糕，”莫特万尼说，“你常常会得到一些毫无意义的结果。”莫特万尼曾经测试过一个叫做Inktomi的搜索引擎，这个引擎是在授予莫特万尼学位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开发的。他输入“Inktomi”，试试看会发生什么。结果，莫特万尼说：“它不在搜索范围，它找不到它自己。”

同时，斯坦福的博士学位申请人杨致远和大卫·费罗（DavidFilo）采取了一种截然不同的搜索方式。他们的工作并不仅仅依赖于技术，他们雇用了一些编辑，按字母顺序为网页目录进行排序，并从中选取网站。他们给自己的公司起名雅虎。尽管他们的办法可以帮助网络用户容易地找到有价值的信息，但信息还不够完整，而且也跟不上网络不断膨胀的步伐。布林和莫特万尼还试用了其他网页目录和搜索引擎，但是，没有哪一个可以完成这个工作。恰恰相反，一个简简单单的搜索指令会带来一长串毫不相干的结果。他们必须花几个小时人工过滤一张张网页，来找出自己想找的信息。布林和莫特万尼确信，开发出新的办法来进行搜索迫在眉睫。

与此同时，佩奇曾经花了一些时间来参加数字图书馆项目。他也开始用一种叫做AltaVista的搜索引擎来搜索网络。它反馈结果的速度要快一些，而且也比其他工具的结果更优化。但是，佩奇意识到一个全新的问题。在提供网站列表的同时，AltaVista的搜索结果还提供一种看起来无关紧要的关于“链接”的信息。链接造就了网络的活力，当计算机用户想要了解更多信息的时候，他们会找到这些突出显示的文字或者短句，点击这些链接，然后访问其指向的另外一张网页。佩奇关注的不是AltaVista提供的主要搜索结果，而是思考如何能够通过分析这些链接来收取被漏掉的果实。

佩奇的指导教师之一，赫克托·加西亚-莫利纳（HectorGarcia-Molina）同意他的看法，认为研究链接具有潜在的价值。看起来，AltaVista并没有对这些链接进行任何的处理，而只是把它们按原始的模样显示出来。佩奇希望深入地挖掘这些链接，研究如何更进一步地利用它们。不过，为了检验自己的理论，佩奇需要一个庞大的数据库。佩奇从来不缺乏野心，他经过简单的计算，就告诉其斯坦福大学的指导教师，他要把整个网络下载到自己的台式电脑上，这个想法把老师们吓了一跳。

从表面上来看，佩奇的想法何止是英勇无畏，简直就是可笑。他甚至宣称下载工作很简单，很快就能够完成。加西亚-莫利纳和其他教师都对此深表怀疑。然而，佩奇对此相当认真，而且拿定主意要为自己的研究做好万全准备。他有很好的合作伙伴。在1989年发明了万维网的英国科学家蒂姆·伯纳斯-李（TimBerners-Lee）曾经提出这样的说法，认为信息饥渴的计算机用户可以点击突出显示的文本，从一个文件跳到另外一个文件。对一位富有远见的计算机专家而言，网络就是链接。

1996年慢慢过去，在此期间，佩奇和布林合作进行下载和分析网络链接的工作。获取数据的过程比佩奇预计的要长，而且他估计他们每放一个网络爬虫程序出去搜集整个网络，计算机科学系就得为此支付2万美元，但是他急于完成这项工作。他想要发现这些自动化的交叉指代的重要性。他的研究目的不但吸引了布林的注意，还吸引了布林的指导教师莫特万尼的注意。因为，这项工作有希望改进网络搜索。布林之所以加入这个项目，一是因为他很希望能够与佩奇一起工作，二是他一向对从大量随机数据中提取信息很感兴趣，而这个项目恰恰与此相关。如果布林想要发挥他数学和编程的优势，还有哪个舞台比互联网更广阔呢？

佩奇建立起了自己的理论模型——可以通过计算指向某个网站的链接的数量来确定这个网站的受欢迎程度。尽管受欢迎程度并不总是同价值相关，不过，他和布林都生长在学术世家，非常重视发表在学术期刊上引用了诸多相关文献的学术研究成果。而对佩奇来讲，在某种意义上，链接就像是文献引用。科学家会引用那些同自己的研究相关的已出版的文献，而这些引用可以帮助学术研究界确定某项研究成果的价值和影响力。“文献引用非常重要，”佩奇说，“事实证明，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们引用了上万种不同的文献。”他还说，“如果你的成果在相关科学文献中被大量引用，就说明，你的工作非常重要，因为很多人都觉得它值得一提。”

而佩奇得出的结论是，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网站。他更进一步取得了概念上的突破：并非所有的链接都具有同样的价值，其中一些比另外一些更重要。佩奇赋予从重要的网站上发出的链接更高的权重。那么，他又如何确定哪些网站更重要呢？很简单，指向哪个网站的链接多，哪个网站就重要。换句话说，如果人气很旺的雅虎主页上有指向某个互联网网站的链接，那么这个网站马上就变得重要一些了。佩奇把自己的姓氏同自己正在处理的这些文件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为他的链接评级体系起名为“PageRank”（网页序列等级）。

佩奇的另外一位指导老师，斯坦福大学的特里·维诺格拉德（TerryWinograd）教授称，解决网页排序问题的学术出路，最终取决于弄明白通过追踪链接到底可以发现什么。“一开始，拉里的想法是进行随机的网络浏览，就像是在网络中漫无目的地漫步。这套算法（一系列数学方程式）是为普通的网络用户发明的。大部分时候，他们在某个网页上点击一个链接，就会到达网络上的某个目的地。对这个过程的提炼造就了PageRank。”

布林和佩奇相信，把PageRank算法应用于互联网，可以作为他们博士论文的研究方向。1997年初，佩奇打造了一个叫“BackRub”的简单的搜索引擎。这个搜索引擎之所以叫“BackRub”是因为它主要处理反向链接。佩奇一直善于精打细算，他把自己的左手平放在扫描仪上，将自己的手纹转化成了一种黑白的图片，而这就是BackRub网站的标志。布林、佩奇和莫特万尼都为这个正在形成的项目贡献了自己的创意。莫特万尼说，不久，他们就清楚地意识到，这个项目不仅仅是一个继续他们的学术研究的途径。尽管事先并没有想到，不过当这三个人把自己的排序方法应用于互联网的时候，却出其不意地解决了互联网信息搜索的一个关键问题。

“他们从来没有郑重其事地坐下来，然后说，‘让我们来发明下一个伟大的搜索引擎吧。’他们只是想要解决有趣的问题，又碰巧想到了一些不错的创意，”莫特万尼说，“拉里贡献了一些想法，谢尔盖贡献了一些想法，我也贡献了一些想法，我们都参与了项目的创意。渐渐我们发现自己正在建立一个完整的搜索引擎。”维诺格拉德也同意他们的想法是一天天逐渐发展成熟的，“他们一开始并没有想要成立一家公司，不过他们确实想要创造更优越的搜索方式。”

布林、佩奇和莫特万尼一起建立了一个复杂搜索引擎的雏形，供斯坦福大学内部使用。这个搜索引擎以传统的搜索引擎技术为基础，并引入了PageRank算法，因此，用它在互联网中搜索信息，得到的结果在相关性上比以往的引擎要优越得多。其他引擎主要依赖将搜索与句中的词语同网页上的词语进行比对来进行搜索，而PageRank则更进一步，将搜索结果以逻辑形式排序之后再呈现给搜索用户。这是第一次，人们可以迅速地在互联网中进行搜索并迅速地找到有用的结果。

1997年秋天，布林和佩奇决定给BackRub起一个新的名字。佩奇绞尽脑汁却还是想不出一个从来没有人用过，而且容易引起人们注意的名字，所以他请同一办公室的肖恩·安德森来帮忙想一个。“所以，我就走到白色书写板前面开始进行头脑风暴，写下一个又一个名字，而他不停地说‘不行，不好’。”安德森回忆说。这种情况持续了几天。“他几乎绝望了，所以我们又进行了一次头脑风暴。我坐在白色书写板前面，提出一个又一个创意，最后我问，‘Googleplex怎么样？你们不是要建立一个通过搜索和索引巨大的数据库来使人们对信息进行组织的公司。Googleplex是一个巨大的数字。’他很喜欢这个名字，说，‘那么，我们就用Google怎么样？’因为他喜欢短一点的。我在我的工作站中键入G-o-o-g-l-e，不过我把这个词拼错了，而这个词还没有被注册。拉里认为这个名字可以接受，于是当天晚上我们就用这个名字注了册，并在白板上写道：Google?郾com。同雅虎和亚马逊一样，这个名字很有互联网公司的气质。第二天我一进办公室就发现塔玛拉留了一个条子说：‘你们拼错了。正确的拼写是G-o-o-g-o-l。’可是，注册已经被接受了。”

1997年，这个引擎以google?郾stanford?郾edu的网址为斯坦福大学内部的学生、教师和管理人员使用。在校园里，人们对这个引擎的性能有口皆碑，它很快就流行起来。大学的技术认证中心开始为这项技术申请专利。斯坦福的教授和学生都开始用它来在网络中搜索信息。“它很快就成为我唯一使用的搜索引擎。”斯坦福的丹尼斯·阿利森说。“Google很快就成为我系统默认的搜索引擎，”维诺格拉德补充说，“它很快就在斯坦福流行起来了。”

他们没有钱雇用设计师和艺术人才来设计精致的页面，所以Google的主页一直很简单。不过，从刚开始的时候起，Google干净、清新的外表就得到了寻找信息的互联网用户的青睐。Google主页以白色为背景，只使用最基本的色彩，它的纯净在这个杂乱无章的世界上具有广泛的吸引力。它简单清新的形象与大量拥挤不堪的网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那些网页上到处都是闪烁的广告，塞满了图形和各种形式的文字。Google并不在其主页上兜售任何东西，所以人们自然而然地感觉到Google是他们自己的，也非常乐意使用它。“以这种方式设计主页，实在是个明智的选择。”阿利森说道，“如果你去一家网页设计公司，要求他们为你的搜索引擎设计主页的话，你肯定不会拿到这样的设计。页面上没有动画效果，没有金属质感的色彩，也没有声音和光影。它的设计直接挑战了这样一个人们普遍相信的说法：人们喜欢在一片嘈杂声中找寻自己的方向。”

随着数据库规模越来越大，用户数量越来越多，布林和佩奇的计算机不够用了。但是，他们没有足够的现金，所以他们千方百计地省钱，自己购买零部件组装机器，还在仓库里翻找没有人认领的计算机。“我们猜想，如果一台计算机的主人没有马上把它们拿走，就证明他们不急用，我们就先借来用用。”布林说。他们的导师们在得知他们到处搜寻可用之物的窘境之后，从斯坦福的数字化图书馆计划中拿出1万美元资助他们。他们在盖茨楼360室塞满了计算机之后，又把佩奇的宿舍变成了数据中心。“我们收集了一大堆五花八门的零部件。”布林说。同时，他还特别提到，他们学到了非常有益的一课：通过集成和连接便宜的个人电脑部件可以做出性能优越的计算机处理系统。“为了节省一分钱，拉里愿意搜遍整个世界。”斯坦福大学计算机系统负责人查利·奥吉斯（CharlieOrgish）这样说道。

1998年3月，坐在帕洛阿尔托的一家叫做东方美食家（MandarinGourmet）的中国餐馆里，佩奇和布林打算向保罗·弗莱厄蒂（PaulFlaherty）介绍自己这种性能更好的搜索引擎的优点。弗莱厄蒂在斯坦福拿到博士学位，是AltaVista的设计者之一。布林和佩奇希望AltaVista公司能够付100万美元购买即将获得专利的PageRank系统。毕竟，这个算法可以改进他们的搜索结果，而AltaVista占据了整个搜索市场份额的54%，所以，从逻辑上推断，这家公司应该对吸收最优越的技术感兴趣。而布林和佩奇也可以在售出专利之后，继续他们在斯坦福的学业。

在听完弗莱厄蒂对AltaVista工作原理的解释之后，这两个Google发明人知道自己的系统比他们的更优越。弗莱厄蒂说的另外一件事也让他们印象深刻：整个AltaVista的数据库全部打印出来的话，要堆9650米高，而这个搜索引擎可以在不到半秒钟的时间内从这个数据海洋中找出任何一个词。这种描绘使他们久久难以忘怀。这场晚宴的主人是丹尼斯·阿利森，内有预测运气的小纸条的甜饼还没有上桌，他就开始担心这次会面的前景了，不知道它会变成激烈的争执，还是能够以友好的气氛结束，因为布林和佩奇说话的方式太激烈了。

他们说，AltaVista只是一个开端，而未来属于Google。弗莱厄蒂也认为他们的创意很酷。“我感觉他们以链接为基础的页面排序方式一定会大有作为，而且它刚好可以弥补AltaVista的不足。”弗莱厄蒂说道。但是，他还是提醒他们，一旦他们的创意在互联网上流行起来，问题和烦恼也会随之而来。人们会试图闯入你的系统，攻击你的网站，还会恶意操纵你的搜索结果。不过，布林和佩奇并没有被吓倒，恰恰相反，他们信心十足，希望他们的技术可以为更多的人所用。“他们对自己能够做到的一切感到兴奋。”阿利森说，“他们急着同大家分享自己的成果。从根本上讲，他们只是用比较礼貌的方式说，‘AltaVista已经过气了。它没有满足人们的需求。’而这两个家伙手中掌握着PageRank这个法宝。”

在中国餐馆就餐几周之后，布林和佩奇得到了弗莱厄蒂的回音，他说AltaVista最终还是决定放弃Google。因为AltaVista的母公司数字设备公司（DEC）不希望在技术上仰仗外人。“那些管理工程技术部门的人不太愿意从外部引进技术，”弗莱厄蒂说，“他们有着非常强烈的‘不是在这里研发’的门户之见。”让事态更加复杂化的一个因素是，当时DEC正在进行同康柏电脑公司的合并案。搜索引擎并非他们的重心，也不是优先考虑的部分。尤其是，当时AltaVista正在成为一站式目标网站，希望吸引用户将它的网站作为其使用网络的起点。搜索只是AltaVista提供给互联网用户的众多服务中的一种，它还提供新闻、购物、电邮和其他一些服务。

之后，斯坦福的教授们和大学的技术认证办公室还帮助布林和佩奇同Excite以及其他一些搜索引擎进行接洽，可是，这些公司都没有买下Google。对这些公司来说，是否拥有更好的搜索技术是无关紧要的。看起来，他们的重心都放在出售尽可能多的广告，并尽可能迅速赢得最多收入上。维诺格拉德陪着他们拜访了一家沙丘路的风险投资公司，但是没有人对为“搜索”提供资金感兴趣。尽管拉里和谢尔盖相信，对于在互联网上搜寻信息的用户们来讲，搜索引擎对于他们的网络使用经验作用特殊且重要，但是，对于其他人来讲，搜索引擎则是替补队员，只是在一系列五花八门的服务中的一种。不过，他们两个并没有放弃。“他们或多或少对权威持有怀疑的态度，”维诺格拉德说，“如果他们看到全世界都往某个方向移动，而他们相信应该往另一个方向移动，则他们更有可能说，‘这个世界上的其他人都错了’，而不是说，‘也许我们应该再重新考虑一下’。他们对自己的方法非常有信心，他们会告诉你其他的人都错了。”

表面上看，雅虎应该愿意买下他们的技术，因为它主要依靠人工编辑的地址目录来搜索网络，而缺乏快速搜索的办法。可是，它也拒绝购买Google技术或者其使用许可。在一定程度上，雅虎拒绝这个搜索引擎是因为它希望计算机用户花更多的时间在它自己的网站上。而Google搜索引擎创造出来，是为人们提供快捷的答案，使他们可以迅速到达最相关的网站的。而雅虎的地址目录即可以回答问题，又能够将用户留在雅虎网站上，购物、看广告、查邮件、打游戏，使人们在雅虎网站上花更多时间和金钱，而不是更少。雅虎的创办人之一大卫·费罗给布林和佩奇的建议是：如果他们真的相信自己的搜索引擎独一无二，并愿意挖掘它的潜力，最好的选择是暂停在斯坦福大学博士阶段的学习，创办自己的公司。他说，这样，他们就能创造出适合他们搜索引擎的经营模式。如果这个引擎像他们所宣传的那样好的话，它就一定会很快站稳脚跟，因为，互联网成长速度惊人，而用户总是被吸引到最棒的服务和网站上。

不断遭到拒绝使拉里和谢尔盖备受打击，不过也使他们的信念更加坚定。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办。“他们面临两难的选择：‘我们要离开学校吗？或者我们把它作为一项课外项目进行？’”维诺格拉德说。在遭到一系列拒绝之后几个月，他们决定，至少目前他们的重点是为斯坦福大学的用户们改进自己的服务，以后再做出更重大的决定。有一天，在不熟练地摆弄一个叫做GIMP的图形软件的时候，谢尔盖仿照雅虎的标志，为Google的每个字母填充了颜色还在它们的后面添了一个感叹号。他似乎对自己做出的新标志非常满意，尽管它只不过是几个幼稚园风格的填充着基色的印刷体字母，而且还是放在纯白的背景之上的。不过，对谢尔盖最有意义的不是新标志的样子，令他得意的是，通过自学，他学会了使用GIMP，这个免费的图形软件并不很容易操作。

1998年春天，布林和佩奇向许多被他们称为Google的朋友的人发送电邮版新闻通讯，希望他们帮助自己传播信息。他们写道：“Google目前的数据库已经投入运行一个多月了，我们希望能够得到你的反馈——”“你对搜索结果还满意吗？对于新的标志和格式你有什么意见？我们提供的新服务对你有用处吗？如果有评论、批评或创意，或者发现其中的bug，都欢迎你提出来。此致！——拉里和谢尔盖。”

7月的时候，他们在每个搜索结果下添加了一些概括信息，或者说是摘录的片断，并用粗体突出了某个网页上同查询语句特别相关的部分。这样的举措使Google的用户不再需要一个一个地访问这些网页来决定哪些结果是最有用的。“我们期待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看到Google发生一些改变。我们计划在现有的2400万张网页的基础之上，再大幅扩充Google的索引。对于那些为我们发来标志和建议的人，我们在此深表谢意。请继续这样做。过得愉快并继续使用Google搜索。”他们在另外一份邮件中这样写道。

尽管他们在邮件中显得干劲十足，但维诺格拉德知道，他们现在正遇到很大的阻碍。要想真正让Google发展壮大，他们需要离开校园并承担一定风险。但是，没有资金来源，他们没有办法购买他们需要的计算机零部件来尝试这个行动。维诺格拉德强调了佩奇的断言，“我说，‘我看不出你们要怎么弄到那些钱。’他答道，‘那么，你会看到的。我们会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