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5月16日，父亲逝世的第二天，治丧委员会收到两封来自日本的唁电。一份是宫崎县都城市市长岩桥辰也发来的——

惊悉将军阁下不幸逝世，不胜悲痛。

聂将军是居住在本市的美穗子的救命恩人，一直是美穗子的精神寄托。美穗子先前访问贵国后，我曾高兴地听到了有关聂将军当时非常健康的介绍。聂将军虽不幸离开我们，但他帮助日本幼女的事迹，作为中日两国之间一个美好的故事，将继续被传诵。

另一份唁电是美穗子本人发来的——

由于那场可怕的战争，使我在中国内地沦落为孤儿，承蒙聂将军相救，才使我有今天。从回国之日起到今天，我一直崇视聂将军为我心灵的依托。忽接父亲去世的噩耗，而因相隔甚远不能前往凭吊，甚感遗憾。

两份唁电充满了对父亲的崇敬之情。尤其是美穗子，她称我父亲为“父亲”，足见父亲在她心目中的分量。

关于父亲与日本孤女美穗子，多年来，早已是一个在中日两国间广泛流传开来的动人故事，并被拍成了电影。

2002年9月23日，我来到河北省井陉县洪河漕村寻访父亲的足迹。当年就是在这里，父亲指挥过百团大战，还救护过日本小姑娘美穗子。这个故事是大战中的插曲，它就像一首委婉温情的歌，在时光中传送了60年，并且还会继续传唱下去。

我站在山冈上，望着传说中的“送孤处”，体验着一种久别的温情，仿佛看到了当年的情景……

1940年8月中旬，在进攻井陉煤矿的战斗中，晋察冀军区一分区三团一营的战士们在战火中救起了两个日本小女孩。她们的父亲是井陉煤矿火车站的日方副站长，名叫加藤清利。一分区部队攻占了井陉煤矿新矿，他们撤走之前，盘踞在岗头老矿的日军向新矿猛烈炮击，加藤清利和妻子加藤麻津就是被他们自己的炮弹打死的。战士们从瓦砾中把两个日本女孩救出来，一分区司令员杨成武把电话打到父亲的指挥部，报告了这一情况，请示如何处理这两个日本孩子。父亲说：“你们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好事，要把孩子照顾好，马上派人把孩子送到我这里来。”父亲似乎不放心，又补充一句：“要快！注意安全。”

参战部队先把孩子送到四分区战地动员委员会，再由战委会派专人用箩筐挑着两个日本孩子来了。父亲看到，那个大一点的女孩有五六岁的样子，剪着短发，穿着长条花纹衣裳，显得清秀而可爱；小的尚不满周岁，还在襁褓之中，穿的也是小花衣，不幸的是，她的脚部被炸伤，伤势很重，我们前方的医务人员已经对她进行了抢救和治疗，使她暂时脱离了危险。

面对这两个日本孩子，父亲心潮难平。他身经百战，耳闻目睹了无数八路军官兵奋不顾身从日本侵略军的铁蹄下抢救落难百姓的场面。可是这一回，他的部队救下的，却是日本侵略者的遗孤。在这场野蛮的侵略战争中，日本法西斯分子不知残杀了多少无辜的中国孩子，而现在，他们的孩子却安静地躺在八路军战士肩上的箩筐中，这是何等鲜明的对比啊！

父亲后来回忆说：“当时，我的想法是，孩子是无罪的，应当很好地安置她们。至于究竟怎么办，我考虑，或是由我把她们养起来，或是把她们送回去。”

父亲走近箩筐，蹲下来，亲切地抚摸着这两个敌国的女孩。参谋长聂鹤亭和一群参谋也围上来，大家静静地看着父亲与两个孩子进行默默的交流。他们都知道，父亲特别喜欢孩子，只要有空，他就要逗逗老百姓家的孩子。他们也都知道，父亲的独生女儿丽丽——也就是我，已多年没有音讯。父亲格外地喜欢孩子，疼爱孩子，是不是就寄托着他对失散多年的女儿无限深情的思念？

父亲先抱起那个受伤的婴儿，看到伤口包扎得很好，孩子安详地睡着。他便嘱咐身边的医生和警卫战士，好好护理这个孩子，看看附近村子里有没有正在哺乳期的妇女，赶快给孩子喂喂奶。一个警卫员赶紧跑开了。

父亲看到两个箩筐里各放着几个雪花梨，还放着为孩子赶苍蝇的苍蝇拍子，满意地点点头。他问送孩子来的民兵：“孩子来之前，在你们那儿是怎么安排饮食的？”

来人说：“我们四分区政治部的袁心纯副主任规定，按团职干部负重伤的标准特别照顾，供给奶粉、罐头、白糖、水果。我们用西瓜沾白糖，一口一口喂这个受伤的小姑娘。”

父亲高兴地说：“你们做得对！”

这时候父亲并不知道，那位一路上精心照料和护送日本孩子的民兵，其母亲尽管是个瞎子，也竟于不久前被日本鬼子用刺刀活活捅死；而那位半夜还打着手电为日本孩子查铺，送走孩子前还叮嘱路上要注意驱赶苍蝇的袁心纯同志，后来竟被日军用马刀砍了头！

父亲拿起一个雪花梨，送给那个大一点的女孩，她不肯接。父亲似乎明白了她的意思，赶紧用清水冲干净，她这才高兴地接过去，吃了起来。父亲笑了。

把两个孩子安顿下来后，父亲让炊事员做了一盆稀饭，他把那个大点的女孩拉在怀里，用小勺喂她。慢慢地，她不再拘束。父亲问她叫什么名字，她“嗯嗯”地回答着。翻译在旁边说：“她说叫‘兴子’。”父亲听了，感觉像个日本女孩的名字，就此把她叫做兴子了。

两个孩子在指挥所停留期间，那个叫“兴子”的女孩像个影子一样，一直跟着父亲，常常用小手拽着父亲的马裤腿，父亲走到哪里，她就跟到哪里。

那两天里，父亲把本应给自己女儿的深沉的父爱，给了那两个战火中的敌国遗孤。同时他一直琢磨，怎样安置这两个孩子？他真的很想把她们养起来，但又考虑到战事频繁，整天东奔西走，而且边区环境太艰苦，照顾她们有不少困难，尤其是大一点的兴子已经懂事，把她们留在异国的土地上，将来也许会给她们造成痛苦和隔阂。渐渐地，父亲倾向把她们送回去，虽说她们的父母已经不在了，但她们日本的老家总会有亲戚朋友可以照应她们吧？……

父亲最终决定，把她们送走。他亲自安排送孤事宜，派人找来可靠的老乡，请他帮忙，用箩筐挑着两名日本孤儿，送往石家庄的日军兵营。为了防止孩子在半路上饥饿啼哭，他特地准备了各种食品，放在挑子里。孩子要走了，他依依不舍地抱起她们，摸摸她们的小脑袋，以示祝福。兴子似乎意识到要与这个她已经熟悉的大人分别，所以紧紧皱着眉头，神情有些忧郁。

恰好这时候，著名摄影家沙飞从前方回到了指挥所，他被眼前的场面深深地打动，拿出照相机，拍摄下一组照片。就是这组照片，后来成为了珍贵的历史见证。

一切都准备好了，父亲拍拍老乡的肩膀，说：“老乡，请把这两个孩子送到敌人那里去吧。”

说完，他交给那位老乡一封自己的亲笔信。信没有封口，便于沿途的敌人阅看。信中写道——

日本军官长、士兵诸君：

日阀横暴，侵我中华，战争延绵于兹四年矣。中日两国人民死伤残废者不知凡几，辗转流离者又不知凡几。此种惨痛事件，其责任应完全由日阀负之。

此次我军进击正太线，收复东王舍，带来日本弱女二人……彷徨无依，情殊可悯。经我收容抚育后，兹特着人送还，请转交其亲属抚养，幸勿使彼辈无辜孤女沦落异域，葬身沟壑而后已。

…………

我八路军本国际主义之精神，至仁至义，有始有终，必当为中华民族之生存与人类之永久和平而奋斗到底，必当与野蛮横暴之日阀血战到底。深望君等幡然觉醒，与中国士兵人民齐心合力，共谋解放，则日本幸甚，中国亦幸甚。

专此即颂

安好

聂荣臻

八月二十二日

老乡挑着孩子走远了，父亲心情复杂地收回目光。几日后，老乡回来了，说已安全送到，并且带来了石家庄日军的一封感谢信。父亲心里总算踏实了一些。

父亲后来说：“自从送走了两个孩子后，这些年来，每逢想起这件事，还常常为她们担心。烽烟四起，兵荒马乱，不知两个小姑娘当时是否安全回国了。”

40多年里，父亲一直记着那个大一点的孩子的名字——兴子，一直牵挂着她们姐妹。

40多年过去了，这个故事似乎被岁月遗忘了。但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它却又来到了人们面前，并且一下子感动了无数的人。

1980年4月25日上午，总政治部副主任华楠等人来向父亲汇报事情，汇报结束后，随同前来的《解放军报》副社长姚远方来到父亲面前，拿出3张照片，请父亲过目。父亲眼睛一亮——3张照片均是百团大战期间，著名摄影家沙飞拍摄的，内容分别是：父亲身着八路军军服，牵着一个小女孩的手；父亲望着一名战士给另一个小女孩喂饭；一位老乡肩挑箩筐，筐里坐着小女孩，父亲慈爱地抚摸着孩子的头。

父亲端详着照片，微微点头。姚远方问：“聂帅，您还记得这几张照片吗？”

父亲说：“记得，记得。这是在百团大战中我军从井陉煤矿救出的日本小姑娘。”

姚远方说：“您的记性真好，都过去快40年了。我写了篇文章，可就是不知道日本小姑娘的名字，您还有印象吗？”

父亲略微愣了愣，说：“大点的女孩好像叫兴子。对，就叫兴子！”

姚远方满意地走了。

5月，《解放军报》和《解放军画报》相继刊登了姚远方的《日本小姑娘，你在哪里》的文章。文章一经刊出，立即在中国和日本产生了强烈反响。5月29日，日本最大的报纸《读卖新闻》全文转载了姚远方的文章，同时编发了一篇题为《战火里救出孤儿，聂将军四十年后呼唤兴子姐妹》的报道。30日，该报又通过两名驻京记者星野和荒井约见姚远方，详细询问此事的经过，表示一定要设法找到当年的那两个小女孩。一时间，两国人民都呼唤着同一个名字——兴子。

奇迹很快发生了，不到10天，《读卖新闻》的记者居然真的找到了那个五六岁的女孩，她真正的名字叫加藤美穗子（现名美穗子）。那年美穗子43岁，是3个孩子的母亲，住在日本九州宫崎县都城市，与丈夫经营一家小商店，日子过得还不错。

6月10日，《读卖新闻》以《真的是“兴子”，她写信给聂将军，盼望着再会》为题，报道了已经找到日本小姑娘的消息，一时成为关注的焦点。很快，《读卖新闻》转来了美穗子希望访华看望父亲的亲笔信。

当父亲确认兴子就是美穗子时，非常欣慰。在日语中，“兴子”和“死了”的发音较为接近，而在当时，父亲问小女孩叫什么，也许是小女孩年纪太小，受到惊吓，答非所问地一个劲地说：“妈妈死了，妈妈死了。”对日语不太精通的翻译就此译成了“兴子”。她的那个襁褓中的妹妹送到石家庄后，因伤势过重，死去了。

父亲看过美穗子热情洋溢的来信，高兴地对我们说：“我看了她的近影，很像她小时候的样子。阔别40年，终于找到了，很难得。这件事能够促进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父亲又对我说：“我又多了一个女儿，你多了一个妹妹。”父亲的这个说法让我感到特别的温馨。

解放军总政治部转来了日本“日中合作战友会访华团”赠送给父亲的日本古代武士盔（又名鎏金狮子兜），还转达了一段话：“赠送古代武士盔，是日本传统的崇高礼节，我们谨以此向聂荣臻将军阁下40年前在战火中救出日本小姑娘的人道主义精神，表示最崇高的敬意。我们中不少人曾在华北地区与八路军作过战，对聂将军很钦佩，一定要反省自己的侵华历史。”礼品单上，有很多日本旧军人的签名。

父亲看过之后，嘱咐向日本朋友转达：“这是化干戈为玉帛，愿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永不兵戎相见。”

那个金光灿灿、十分精致的日本古代武士盔，办公室根据父亲的意愿，送交军事博物馆作为永久的展品。

短短几天内，来自日本各地的感谢信、贺电，堆满了父亲的办公桌。有人称父亲为“活菩萨”，有的旧军人在信上说：这件事更使他们认识到侵华战争的罪恶，深深地表示感谢和道歉。

6月12日，父亲应约会见国内新闻记者，回答了当年救日本小姑娘的情况。很快，中日友协向日方发出了邀请信。6月30日，父亲收到日本宫崎县知事松形祐尧、都城市市长泷正内的来信。信中说：“在不幸的战争中，美穗子在童年生命受到威胁时，蒙中国人民和阁下的热情关怀，被救了出来，现在又被邀请访华。这件事在日本国民中受到很大的感动，并已成为中日友好的佳话而被传颂。谨代表县、市人民表示由衷的敬意和深切的感谢。我们敬佩贵国注重人道、爱惜生命和保卫世界和平的伟大方针。”

1980年7月中旬，应父亲和中国有关方面的邀请，美穗子偕全家来华访问。这是美穗子第二次踏上中国的土地，与前一次相比，这一次有着天壤之别，充满了幸福。

日本各地的人民托她给父亲捎来了干贝、瓷坛、木刀、弓箭、绢人、唱片、诗词、题字等礼品，以表达对父亲和中国人民的良好祝愿和感谢。礼品中最引人注目的，是4位旧军人随信分别捎来他们在侵华战争期间，从中国得到的一张“晋察冀边区地图”、一份油印的抗日小报《洪钟》第五期、一本署名“民渝”的青年于1938年5月写的抗战日记、一张父亲在抗战初期身着军装的照片。这些礼品后来均按父亲意愿送交军事博物馆收藏。

父亲让我去机场迎接“日本小姑娘”一家。见面后，我俩都克制不住自己的感情，相拥而泣。小时候，我们俩的命运多么相似啊！她的父母在战争中死去，她成为孤儿；我的父母不知在何方，我在上海独自挣扎，过着没有父爱母爱的苦日子。共同的命运使我们一见如故。

回到家后，我向父亲讲述了在机场与美穗子相见时的情形，父亲虽然没有说什么，但我感觉出，他的心情也很激动。

7月14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父亲会见美穗子一家。见到父亲的一刹那，美穗子话未说泪先流，竟“呜呜”地哭出了声。我也受到感染，眼窝里蓄满了泪水。美穗子弯下身子，用额头触摸父亲的手，以此大礼来表达对父亲的感激之情。

父亲拉着美穗子的手，说：“很高兴见到你和你的全家人。当年我见到你的时候，你还是个小女孩儿，只有这么高。”

父亲的话令在场的人都笑起来，美穗子的拘束感也消除了。那天，中日友协会长孙平化、国防部外事局局长柴成文、日本驻华大使吉田健三也参加了会见。中、日两国的许多记者到会采访。落座后，美穗子送给父亲一件礼物，是一个高约一尺半、用玻璃罩子罩着的栩栩如生、身穿日本和服的姑娘。美穗子告诉父亲，日本人称这种物品为“人形”，是送给最尊贵的客人的。

美穗子坐下后，她15岁的小女儿留美子突然起身跑到父亲面前，送上一个精巧的小白兔玩具，逗得父亲哈哈大笑。父亲收下小白兔玩具，招呼我们拿来一幅我国著名画家程十发先生画的《岁寒三友图》，送给美穗子。父亲事先还在画卷上亲笔题写了“中日友好万古长青”八个大字。指着画卷上的“三友”，父亲对在座的人说：“到了严寒的冬天，百花凋谢，只有松树、竹枝、梅花可以经受住考验，保持勃勃生机。我祝愿中日友谊像松、竹、梅一样经得起考验！”

随后，父亲详细询问了美穗子回国后的情况，他一遍遍打量美穗子，像打量一个失散多年的女儿，然后满意地颔首。美穗子说：“我到中国来的时候，许多日本人，特别是参加过侵华战争的旧军人，托我带口信，他们向中国人民表示道歉和谢罪。”

1980年7月14日，美穗子带领全家来北京面谢父亲。

父亲表情有些严肃起来，说：“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给中日两国人民都带来了巨大灾难，你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这次看到你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我很高兴。救你的事已经过去40年，这只有在中日建交、中日友好不断发展的情况下，才能够找到你。日本新闻界的朋友做了很大努力，特别是《读卖新闻》的朋友，要感谢他们。”

美穗子说：“您是我的救命恩人，您救了我，才有我今天这样幸福美满的家庭。”

父亲说：“救你的事，这不是我个人的问题。我们这样做，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的军队有讲人道主义的光荣传统。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近邻，没有理由不友好，中日两国人民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坐在一旁的日本驻华大使吉田接过话题，说：“聂将军为促进日中友好作出的新贡献，是有历史意义的，要向你们学习。”

会见进行了大约40分钟。分手时，美穗子眼含热泪握住父亲的手说：“请您一定要保重身体，希望您能到日本都城市去访问。”

回到家后，父亲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他说：“看来美穗子是个勤劳朴实的好姑娘，和我想象中的差不多，她的几个女儿都很活泼可爱。今天来这么多记者，想不到这事竟能引起这么大的轰动，说明了中日发展友好关系的重要性啊。”

美穗子一行回国之前，父亲又应她和女儿的请求，分别为她和丈夫、她的女儿、她的堂兄加藤定雄题了字。从这以后，美穗子把父亲当成了她的精神寄托和精神动力，后来她对我说，在她的心中，我的父亲也是她的父亲，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父亲。

回到日本后，美穗子对新闻界发表访华观感：“聂元帅真像我的慈父，聂力就是我的亲姐姐。见面时我总是控制不住感情，泪流满面。”

这以后，美穗子又多次来到中国。1986年5月，父亲母亲在家中会见了她和访华团的主要成员。父亲说：“以后你就像探亲一样，多到中国来看看。”母亲也说：“你就是我的女儿，记得以后常回来看看。”这话让美穗子好一阵感动。

就是这一次，父亲当场对日方代表团团长、都城市副市长深川岩提议：如果有可能，都城市应与父亲的家乡江津市结为友好城市，以增进中日友好往来。深川岩当即表示赞同。父亲的这个愿望，在他百年诞辰的1999年得以实现，江津与都城缔结为友好城市，每年两座城市都派出学生和代表团互访、学习，经贸往来也逐年增多。

1989年5月，美穗子随团第三次访华。父亲母亲再次在家中会见了她。1992年父亲去世，正赶上她丈夫突发脑血栓，卧病在床，需要照顾，她实在难以脱身，因此没有赶来吊唁。她不懂中文，我听不懂日语，她只好通过中日友协转告我，请求我的原谅。

时光如流水一样过去。1998年4月，我以全国妇女联合会副主席的身份，率团去日本访问。其间，我带着全家人的祝福，曾专程到美穗子的家中看望她。那次出访，令我惊讶的是，每到一地，只要提起那个被中国聂将军救护的“日本小姑娘”，人们都能说出她的名字和她的故事，可见那件事情影响是多么大。一路上，很多日本记者追着我采访。在高知县，当地的妇女会热情接待我们，她们再三让我讲述自己童年的经历和美穗子的故事，当我动情地讲完后，很多人流下了眼泪。高知县妇女会的田中会长哽咽着说：“您的父亲聂荣臻阁下把美穗子当作女儿，您把美穗子当作妹妹，我十分感动。请允许我代表高知县的妇女界，向你们全家，向中国人民表示感谢。”

我们终于来到了美穗子的家乡都城市。在机场，我与美穗子紧紧相拥。在她家的客厅里，我看到了父亲送给她的《岁寒三友图》。她告诉我，日本的房子都比较低矮，挂上这幅两米高的画总觉得不相称，她咬咬牙把原先的屋顶掀掉，重新加高了屋顶。还说，平时不舍得挂出来，一直珍藏着，为了迎接我们的到来才特意挂上的。她的话令我好生感动。

在大家的欢笑声中，我把准备好的《聂荣臻元帅画册》赠送给美穗子一家，对她说：“他老人家生前很想念你，我今天来看望，如果父亲母亲九泉之下有知，一定会感到欣慰的。你是我的妹妹，永远都是我的妹妹。”

美穗子听后，眼里闪烁着泪花，握住我的手，说她全家永远不会忘记父亲的恩情。

1999年12月，在父亲百年诞辰之际，美穗子与都城市市长、议长等一行6人来江津参加纪念活动。按照活动安排，他们去江津之前，先到北京我家中小聚。进入我家的院子后，美穗子一行先在父亲的半身铜像前三鞠躬，并献上两个花篮，美穗子献的那个花篮上写着：“您的孩子献给敬爱的爸爸妈妈！”

2002年8月，美穗子第5次来到中国。她去了井陉县洪河漕村，也就是当年父亲救助她的地方。她特意在当时的送孤处留影纪念，还捐给村里的小学校3万元人民币和两台微机，其实她家仅仅开了一间杂货铺，丈夫又卧病在床，家境并不宽裕。

美穗子离开洪河漕村一个多月后，我又来到这里寻访父亲的足迹。想起父亲与美穗子的故事，想起我们两家的交往，并由此联想到曲曲折折的中日两国关系，真是感慨万千。60年过去，弹指一挥间，这段穿越了历史时空的战地插曲，随着时光流逝并未减弱，也许它还会感动更多的人。

说到这里，我还要诚挚地感谢一个人——著名摄影家沙飞。没有沙飞，就不会有那3张照片，也就不可能有后来的故事。是沙飞，为历史留下了久远的见证。

沙飞最早是上海全民通讯社的摄影记者，1936年认识鲁迅后，他用照相机记录了鲁迅逝世前十几天的活动和最后的日子，《鲁迅先生遗容》等一组珍贵照片，让世人知道了沙飞，也使他屡遭反动当局的迫害。抗战爆发后，沙飞携带摄影器材，毅然奔赴华北前线，随八路军115师采访。父亲便与他认识了。他拍摄的许多生动感人的照片，令父亲对他大加赞赏。五台分兵后，沙飞愿意留下来，更让父亲对他厚爱有加。他向父亲提出，要求参加八路军，父亲当即批准，任命他为军区政治部的专职摄影记者。不久，他创作了具有广泛影响的《挺进敌后》《塞上风云》《沙原铁骑》等优秀作品，引起轰动，奠定了他作为革命摄影家的历史地位。

1937年底，晋察冀军区创办《抗敌报》，虽然沙飞当时并不是共产党员，但父亲还是破格任命他为报社副社长兼编辑科长。沙飞不仅把报纸办得图文并茂，他还深入前线，拍摄了大量照片，使更多的人认识了晋察冀边区。

百团大战打响后，沙飞跟随一分区杨成武部亲抵前线采访，拍下《围攻井陉矿区》《工兵爆破井陉矿区》等战斗场面。这些照片后来都成了珍贵的历史瞬间。这时，父亲得知沙飞去了前线，为他的安全担心，着人通知他赶回来，随指挥部行动。事情就是这么凑巧，沙飞赶到洪河漕村，恰逢父亲派一位老乡去石家庄送两个日本小姑娘，他被眼前意想不到的场面深深打动，敏锐地抓拍了《将军与孤女》（即后来中日两国间广为传颂的《聂荣臻将军与日本小姑娘》），以及《被八路军营救的日本小姑娘》《聂荣臻派人把日本小姑娘送交日军》等一组照片。沙飞当时就预言道：“这些照片，现在不算什么，30年后，会发生作用的。”

父亲非常关心沙飞的家庭生活。父亲在延安参加整风期间，偶遇沙飞的前妻王辉，得知他们1936年由于误会而离婚。父亲支持他们破镜重圆。同时在周恩来、邓颖超和我父亲的共同关心下，沙飞明确表示愿意复婚。1945年6月，王辉在延安中央党校毕业后，在父亲的关照下分配到晋察冀工作，二人重新走到了一起。

父亲从延安返回晋察冀后，想到沙飞的两个孩子仍在延安学习，沙飞已经8年没见孩子，非常想念。于是就拍电报，请还在延安的母亲和军区政治部主任朱良才回晋察冀时，顺便把沙飞的大儿子王达理、大女儿王笑利从延安带到张家口，使他们父子团聚。从此，沙飞一家成了我们家的常客。

我从上海辗转回到张家口父母身边后，沙飞带着全家来我们家串门，我清楚地记得，沙飞一进门就说：“恭喜！恭喜！祝贺司令员找到女儿，这真是个大喜事儿呀！”父亲抿着嘴笑。母亲高兴地说：“彼此彼此，你们一家不也团圆了吗？”两家人都沉浸在欢乐中。

十分遗憾的是，解放战争后期，沙飞病倒了，似乎精神上也出现了问题，住进石家庄和平医院。他痛恨日本鬼子，因为他目睹了日本侵略者在晋察冀推行的惨绝人寰的“三光”政策，那种惨烈的场面一直让他如入梦魇。医院有一批国际友人从事医护工作，沙飞对医院用日籍人士想不通，终于在1949年12月15日那天，开枪打死了为他治病的日籍医生津泽胜。这个事件在当时引起轩然大波，尤其是在外籍人士之间，产生了不良影响。华北军区政治部军法处依法判处沙飞死刑，并于1950年3月4日在石家庄执行枪决。

沙飞的遭遇令父亲极为惋惜，极为痛心。许多年里，一提起沙飞，父亲就摇头不语。种种迹象表明，沙飞当时患上了精神病。1982年，有关部门重新审查沙飞的案件，父亲说：当时我不了解他有精神病，如果确有精神病，应予以平反。1986年5月19日，北京军区军事法院重新作出判决：撤销原华北军区政治部军法处判决，给沙飞恢复军籍。随后，北京军区纪律检查委员会作出了恢复沙飞党籍的决定。

消息传来，父亲高兴地说：“解决了好嘛！沙飞是好同志，作了大量工作，是有贡献的。”

父亲一直没有忘记沙飞，没有忘记沙飞对中国革命摄影事业作出的重要贡献。

2004年5月，应沙飞亲属的邀请，我怀着崇敬的心情，出席了在石家庄举行的沙飞塑像揭幕仪式，参观了沙飞摄影展。在展室里，我又看到了沙飞拍摄的父亲与美穗子姐妹的照片。我站在那几幅照片前，久久地望着画面上正值壮年的父亲和幼小的美穗子，感叹着时光流逝，物是人非。是的，逝者已逝，活着的人，只有做得更好，才不辜负先辈的期望和嘱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