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爱德

我们摸着黑走在一条土路上，一边接受着两个记者的采访:RichardSpencer来自《伦敦每日电讯》，OliverAugust来自《泰晤士报》。他们坐着出租车花了大半天时间才找到我们。我们在日落时跨过省界进入到陕西，现在离吴起只有不到三天的路了。我记不清谁问了一句:“在路上走的这一年你们都有什么收获?”

我首先告诉他们一些最简单、最显而易见的事实。

“我们知道了25000里长征并不是25000里，”我说，“而是12000到13000里。”所有人都笑了。“所以长征没那么长了。”Richard说。Oliver想出了一个有意思的标题。“哈，‘不那么长的长征’。”翻译成中文听起来不算太吸引人，而从英文字面上讲，这是一个非常幽默、打眼的标题。

谈话又转到我认为比较重要的主题上。我一开始就知道长征不是25000里。那时我想大概有18000里吧。我很高兴我搞错了。12000里已经够远了，我走完了长征，对红军的敬仰之情不仅没有因为实际距离的缩水而减少，反而增强了。

我想毛主席肯定有比算计每天走了多远更重要的事情可以做。精确的测量没有意义，只有斤斤计较的人和官僚才会在意。长征是一首壮丽的史诗，英勇、牺牲和忍耐贯穿它的主旋律，它有10000里还是100000里已经不重要了。毛主席选择25000里作为红军奋斗精神和胜利的象征。因为是毛主席说的，这个数字就成了历史传奇的一部分，大多数人已经把这种传奇当做无可争辩的事实。

“长征不那么长”，这吸引眼球的标题传遍了全世界。它曾经位列雅虎新闻点击率前5名。我们上网时，发现全世界各种报纸上有关这个主题的不同报道大约有100篇。《印度时报》的一篇社论讽刺乔治·W·布什在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问题上的谎言时，居然也提到了它。“接下来还会有什么?”《印度时报》说，“不那么长的长城吗?”

其实，西方记者还是给我们留了情面。除了噱头十足的头条标题，他们本还可以轻而易举地把文章的主题定性为“揭穿长征神话”，从而把长征的行为贬得一钱不值。但主要媒体还是或多或少地引用了马普安和我的话来阐述我们对长征真正的看法:考虑到红军的成就以及它在历史和文化方面的重要地位，距离的问题已经无足轻重。记者的玩笑无伤大雅，而全世界最后都会明白长征不仅仅是个说法。

中国媒体采取了不同的报道方式。《中国日报》的一位朋友告诉我，他们的特写编辑弃用了我们的文章，因为长征没有25000里这个话题“太有争议”了。新华社报道了我们的事迹，却一句也没提距离的事。唯一一篇记载了距离细节的报道是我们给《北京青年报》的投稿，但这张报纸又加了尾注，说“专家证实”长征确实有25000里。

官僚们也想方设法地驳斥我们。吴起纪念馆的官员们提出了一个论断，说距离变短是因为我们只走新建的大路。其实那些新建的大路远比红军当年走的山道捷径蜿蜒得多，我们如果只走那些道，新长征肯定是更长了，而不会变短。另外一位“专家”说25000里是第一、第二和第四方面军行军路线的总长。这个看似新颖的说法有两个致命错误:第一，如果这三支军队的行军路线加起来，肯定比25000里长多了。第二，毛主席是在1935年10月提出25000里长征的说法的，而第二和第四方面军却是在一年后才在西北完成他们的行军的。就算是毛主席也不可能预见到那么远的事情吧!我一直相信新长征会让人们思考很多事情，比如历史、冒险、勇气、传奇和事实的真相。但我从没想过他们会对并不那么重要的事情如此感兴趣。

那么什么才是重要的?应该是“毛妹”的事情吧。对这件事，我现在的感受要比当初还强烈。如果熊化枝真是毛泽东和贺子珍留下的女儿，她的经历就该是当年、甚至任何一年中最引人注目的故事之一。

家族的传奇和秘密以及命运的反复无常一向让我着迷。我可以想象1935年时的情景:肝肠寸断的贺子珍把自己的新生儿交给别人，并就此永别……我站在曾经发生这一切的村子里，与我一起喝茶、吃黏米饼的可能就是当年那个孩子，她已经苍老，对自己的身世一无所知。关于命运的种种可能与猜测让我迷惑而感动。

到达吴起后我终于可以独自呆一会儿了，我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想起了我的父亲。

我希望他活着，可以和我分享这个时刻。他在2000年10月去世，八个月后我告诉马普安我们应该停止纸上谈兵，要走就开始走吧。我知道父亲肯定会喜欢新长征的。

到吴起前两天，我们在路上接受了路透社电视台的采访。制片人ElkeRohmer问我:“你会再走长征吗?”

“不，决不。”我说。

“为什么?”

“因为我们出发的时候，不知道前面的路是怎样的。我完全有理由持乐观态度。现在我对一切都了如指掌，我无法在知道会发生什么的情况下让自己再来一遍。这太难了。”

我说这话的时候毫不怀疑。但回到大城市五个月后，当我不得不再次面对“正常”生活中那些复杂的事情所带来的烦恼后，我又不那么肯定了。我开始怀念路上生活的单纯。我们关心的都是些最简单的事情———食品、住处还有行动———并且我每天的生活轨迹就是一直向前。最主要的，我怀念那种同志般的友情。这听起来太不合时宜，可能有点“共产主义”，但我想不出更合适的词来形容新长征路上的这种关系。

对马普安和我来说，这不仅仅是友谊，它还意味着相互之间的支持、鼓励和忠诚。我们还得到众多朋友和陌生人的支持，他们都是我们在路上的同志，不论是给我们提供住处，还是仅仅给我们发了封电子邮件，他们让我感觉我们都在朝一个方向共同努力着。

这也许是我和长征战士们最感同身受的一点。这种同志般的感受涤荡了我们的烦恼和挫折感，让我们不再惧怕一路上的艰难困苦。倘若Elke现在问我要不要再走一遍，我想说:如果

能再次体验这种感受，也许会的。

肯定会的。

马普安我要重走长征路，并不是要亲身重历当时的一切。再现长征场景十分危险，而且也不可能。虽则如此，我的确还是想去理解红军走长征的感受。说实话，因为病痛的原因，我并没能如预期的那样彻底了解长征和长征人。本书中大部分段落来自爱德。但我相信这段经历使我对自己有了更深的了解。

一个典型的长征者通常要携带“枪和行李，二三十斤，行李不重就1公斤”，老红军陈政办对我说。但坦白讲，典型的长征者根本不存在。在长征中有成千上万的长征者，他们职位不同、部队不同、参加长征的时间也不同。我们选择的是最著名的一条路线———1934年至1935年中央红军走的那条，也是最短最好走的。

我通常要携带的是摄像机和拐棍，外加一个五六十斤重的背包。从这点来说，我觉得自己倒更像三方面军中那些不走运的厨师。

薛德明说:“部队里有人做饭，一个连有个大锅，炊事员背着有50斤，铁的。当时我背一支步枪、手榴弹，有时3个有时2个。有时一天吃一顿，有时没有吃不到。”

典型长征者的饥饿程度远远超出我的想象，就像曾少东将军说的，在饥饿的驱使下，他甚至在战友的粪便中寻找没有消化的稻米。

而我则随身携带应急食品，从没感受过饥饿。这就是我永远也不可能真正了解长征者们的真实感受的两个原因之一，我也因此担心我做的任何对比都可能是对当年长征者的亵渎。

杨劲老红军在采访中说:“每次战斗后，班长、排长、连长要检查刺刀上有没有血，这叫要‘刺刀见红’。因为大部分是白刃战，战士背靠背和敌人拼刺刀。”

这是我无从了解他们的真正感受的另外一个原因:我可以随时休息，但一个真正的长征者却随时要面对一场生死未卜的激战，生还的几率微乎其微，这在我是无法想象的。

想到上面两种情况，我就觉得自己很幸运，因为我不必去真正体味长征是什么样子的。

还有，当然啦，典型的长征者只能穿草鞋，我却一共换了三双结实的远足鞋。

除此之外，我们和真正的长征者还有两个不同点，使他们也不可能理解我们的新长征。

典型的长征者从不需要找路。我问刘华连:“迷路过吗?”他说:“前面有绳子拉着走。”陈政办说:“那时就跟着走，没走错路。”

而我却时时被迷路的恐惧困扰着。这种感觉很难说清楚。也许我可以这样解释:对我来说，新长征途中最好走的路对红军来说却最难———翻越夹金山和过草地的第一天。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在这两段路上，我们难得地请了向导（整个新长征过程中我们只找了四次向导）。

“当红军只有流汗、只有流血，不能流泪。有那么一个口号，‘红军是铁的战士’。为了革命，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死也不怕，又怎么能怕痛呢（指了指伤残证）?肠子都打出来了，照样行军，不然就掉队，就被俘虏了。”

这是杨劲老红军参加长征的原因，也是长征在他记忆中的模样。一个典型的长征者参加长征，是因为他别无选择。然而我可以选择:每一步都可以选择。

我要试着说说自己对长途跋涉的感受。

经过站在田里的一个农民时，我说:“你好!”但奇怪的是，他没有听见，也没有看见我。他的思想好像处于游离状态，只是埋头干活。这种“灵魂出壳”的状态真是令人艳羡!长征刚开始时我的身体感到隐隐的悸痛。最初，我观察并思考着身边的一切，然后开始审视自己，并沉溺于绵延不绝的遐想之中，对身边的事物逐渐视而不见，最后目光呆滞，面无表情。

隐隐的悸痛持续着。跟不跟爱德走没有什么区别。爱德不可能把我从疼痛中拯救出来，我也无法帮助他。疼痛的身体禁锢了我，以至于灵魂渴望从中脱离。

隐隐的悸痛持续着。我陷入潜意识，沉浸在上口的歌曲和挥之不去的记忆中。我在现实和自我间游弋。我听不见自己真正的脚步声，只有头脑中有节奏的足音。只有足底长了水泡必须放轻脚步的时候，我才能意识到双脚的存在。

隐隐的悸痛持续着。背包吱吱作响，拉着我的背和肩膀向下坠。我吃力地拉着肩带，系紧腰带，希望找到合适的位置和松紧度，让肩背的疼痛减轻一些。但我不是在真空中的宇航员。总是短暂地舒服了一会儿，就又挣扎在无边无际的疼痛中。

夜幕降临时，爱德终于爬到了山上的马路边，他看上去那么垂头丧气，那么落魄。他大口饮着我背包里的水，自己的一个小时前就喝完了。我们只剩下1公升水了，却才下了一半山，到最近的栖身地、最近的食品和最近的床可能还有8公里，也可能是10公里，12公里，谁知道呢?幸好不远处有一条河，我们倒是死不了。天气逐渐凉了。我们浑身布满厚厚的汗渍，夜晚来临的时候感到彻骨的寒意。一路急行军赶到这儿，我们顾不上卸下背包就躺倒在地，仰望苍穹。我看到一颗流星划过天空，许了一个愿，希望能有份可靠的地图，希望当地人能给些可信的建议，希望知道在这样跋涉了一天后，我们还要再走多远的路，8公里、10公里还是12公里?我们总是可以选择放弃，或者只是歇一会儿，睡一觉。这就是夜间行路异常艰难的原因。眼皮似乎有千斤重，内心无限渴望能坐在温暖炭火旁的摇椅上，永远都不再起来。这一幕发生在许多长征者的身上，那是死亡的一幕。因此两个人长征，互相提个醒，总比一个人要好。

“来吧，我们最好接着走。”爱德说。我们轮流扮演教官的角色。这个角色对我们来说都具有挑战性。有时我感到爱德给我留了面子，他看出我心中的反抗，不想把事情激化。有时我看见他可怜兮兮地蜷缩在背包上，但不得不让他起来继续走。然而，即使面对接踵而来的打击，我们还是站起来，去面对新长征的下一步。痛苦永无止境，只有长征者才能知道他能承受的最大极限是什么，要多少困难才能够将他彻底击垮，永远也站不起来。我想，仅有一次，我在曲靖生病的时候就几乎被击垮了。那种感觉，只要我活着，就永远不想再体验。真正使我坚持下来的原动力，应该是关于蛮荒时代人类祖先如何挣扎求生的一些模糊记忆。

大约320万年前，南猿演化成了第一个具有人类特征的猿。某些科学家认为他们弥补了人类演化史上“缺失的一环”。

南猿与人类相近的特征并非那只有人类1/3大的大脑，也不是他们毛绒绒的皮肤，他们只是做了一件别的猿类都没有做的事，直立行走。从字面意义上讲，他们迈出了人类的第一步。

南猿随后进化为两种已知的人类，尼安德特人是其中一种。如果在3万年前你也许认为他们更应该存活下来，因为他们更强壮，体格更魁梧，可能还更善于狩猎。

但尼安德特人却不懂迁徙的道理。他们整年都呆在同一座山谷里，在不深的山洞里躲避严冬的侵袭。冰河时代来临，他们只有坐以待毙，我想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他们不是好的行者。

另外一个分支是我们的共同祖先，他们在冬天迁往南方。于是我们得以存在，并统治今天的世界。我内心深处的一些东西告诉我这是完全正确的。行走是我最基本、最自然的生存本能。我渴望行走。行走使我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