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了，只能一个劲儿地向上爬。山坡很陡，植被茂密，一眼望不到一块平坦的地方。好在，上面有一块砍竹人开辟的宿营地，太阳快要收起最后一抹光线时，我们瘫倒在那里。

还没喘过气来，马普安就拿出了录音笔。“最新情况:第三天，10月18日，哦，我们现在位于中国一个偏僻农村的半山腰，迷路了……”

“我们没有迷路。”爱德说。

“没错，迷路了。”马普安自顾自地说下去，“又累，又饿，被虫子叮得体无完肤，衣服臭烘烘、粘乎乎的，扎满了刺。山里说不定会有野猪和蛇……。”

爱德在一旁插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们先搭帐篷，我可以做一顿好吃的素食咖喱大餐，然后用卫星电话给北京（家里）报个平安。明天清晨，当太阳将我们从这座森林中唤醒，一切都将十分美好。”

爱德过于乐观的态度让马普安十分恼火，他气冲冲地踩着地上的竹片去找水。爱德拨通了贾霁的电话。

“有什么消息吗?”她问。

“我们在祈禄山呢，一切都很好。”爱德言不由衷。

在接下来的24个小时里，我们没有见到任何其他人。突然两个农民沿着山坡向我们走来，他们肩上扛着一根扁担，两头悬着装得满满的粮筐，每筐都足有15公斤重。

这两个农民———邱九龙和他的妻子杨将修———刚从祈禄山的市场上买粮食回来。邱九龙一直在笑，他答应带我们走到祁禄山。路很近，他说，先吃早饭怎么样?

没有比这更好的主意了，我们说。

邱九龙的农舍是江西这一带典型的民居，垒墙用的泥砖取自当地的肥沃红土，房子的前后都涂着一层厚实的白灰，远看颇有法国乡村的韵味。这一带所有的房子都与邱九龙的房子相似，这真是一幅别致的画面。

我们的早餐是松脆的炸土豆、甘薯、大蒜和红辣椒酱、一种类似于扁豆的蔬菜，还有一些腌野菜。稀的是蜂蜜水，这还得感谢邱九龙家屋檐下的蜜蜂。

邱九龙问我们:“你们来这儿干什么?这儿没什么好玩的。”

爱德说:“我们不是来旅游的，我们要重走长征路。”

“噢，长征。你们为什么不坐车?”

“我们不坐车。我们要走路去。”

“走路?!你们的精神可嘉!”

“红军来过这儿吗?”马普安问。

“是的，红军从这附近走过。祈山上有一座长征纪念碑，红军从这里沿着盘古山脉走到祈禄山。我们有时到那儿采蘑菇。吃完早饭我可以带你们去。要不你们就在我们这儿住一天吧?可以过了夜再走。”

“非常感谢，但我们已经晚了，”马普安说，“我们今天必须赶到祈禄山。”

“纪念碑离这儿就两个小时的路，”邱九龙说，“我们可以去那儿看看，然后我送你们到祈禄山。”

马普安对邱九龙异乎寻常的热情有些怀疑，除了带我们到祈禄山，他似乎愿意为我们做任何事情。不过，只要两个小时……去就去吧，反正不会有什么损失。

我们的脚上挂满了蔓草。石头路渐渐被土路取代，然后根本就没有了路。还好，邱九龙和他10岁的儿子禄生用砍刀为我们劈出一条道通往山顶———我们前一晚曾在这座山上宿营。

“看，我们没有迷路，”爱德说，“我们一直就在沿着长征的路线走。”禄生还给我们带了蜂蜜水，他和父亲却一滴也不肯喝。天气又潮又闷，我们大口喘着气，爱德尤其无法忍受这样的湿热。

“我们歇会儿吧。”爱德上气不接下气地说。他贪婪地吮吸着禄生带来的柑桔。那是禄生从他父亲种的树上摘下来的———他家的田地边只有这么一棵树。爱德吃完一个桔子又去拿第二个。

这是他吃过的最美味的柑桔，香甜中略带些酸味。邱九龙咧嘴笑着，说这全是土地的功劳———非常好，根本不需要施肥。

“我听老人说，长征队伍经过这里时，路太窄，一些红军战士只能从稻田里走，出来的时候浑身沾满湿土，真的成了‘红’军了。”

“邱先生，你看路还远吗?”马普安问。

“不远了。”

“到底多远呢?”

“现在不远了。”

噢，现在不远了，谢天谢地。

看起来好像只要说中文，一辈子都会以这种模棱两可的方式对话。就像一位北京朋友对我们说的:“中文表达很模糊，有时就像在写诗。”

在邱九龙那“充满诗意”的淳朴方言中，“两个小时”往往意味着“至少八个小时”。

祈山爬了一半时，邱九龙郑重地告诉我们，今天下午到不了山顶了。回家的途中一直在下雨。

“晚上住我家吧!”邱九龙说。我们已全身湿透，太阳就要落山，马普安愁眉苦脸的，我们只好采纳了邱九龙的建议。

圆饭桌旁摆着一台陈旧的黑白电视机，萨达姆·侯赛因的脑袋撑满了窄小的屏幕。他正在庆祝公民投票使他获得又一个七年的任期。紧接着电视上又出现了乔治·W·布什的身影，还有美军的航空母舰，一切都预示萨达姆好景不长了。

但是邱九龙对电视里的政治问题不感兴趣，他只想和我们聊聊他家电视机本身牵扯的“政治”问题———首先就是供电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