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杂篇·则阳》解读

人的世界里有国家有城堡，动物的世界里也有国家有城堡。有一个蜗牛家族生活在两个国家的交界线上，此地战乱频繁，不时有动物从甲国逃窜到乙国，也有动物从乙国逃难到甲国。蜗牛个体渺小而脆弱，它们的外壳用小石子就能撞碎，然而在如此动乱的年代它们却能够活得好好的。

清晨，蜗牛从轻柔的阳光中醒来，看着天边逐渐亮起，喝着甘甜的露水；中午，蜗牛看着身边的过路人一波一波过去；傍晚，蜗牛随着落日一起入眠。蜗牛们的生活很有规律，幸福而快乐，虽然它们只能在一条小细线里行走。每当它们伸出两条触角，左边一条在甲国，右边一条就在乙国了。匆匆逃亡的动物从国界线的这一边跨到那一边，步履快，步伐大，小蜗牛却从没被踩中而受到伤害。

很多年过去了，两国之间持续争战，尸横遍野，逃亡的动物也随之遭殃。猪牛羊就不用说了，缺少粮食的士兵绝对不会放过它们。猴子在森林里称得上敏捷机灵，可一旦它们被人抓住，身上就会被绑上长长的绳子，被训练做窃取敌方情报的探子。虎豹号称森林之王，也无法幸免，被人用火烧了洞穴，被钢箭射破心肺，皮毛也被人用刀子剥下来，披在身上以示军威。乱箭横飞中，越是体形高大的动物越容易被射中。对于动作灵活的动物，士兵们就用围堵的方法捕获，结果，罗网恢恢，疏而不漏。

最后只剩下蜗牛，它们从没离开过家园，竟然出人意料地活下来了。蜗牛在国界线上代代繁衍，渐渐让整条国界线都布满了蜗牛。突然有一天，一只兔子从甲国前往乙国，路过这里，惊讶道：“天哪，你们占据着边界线不离开一步，没想到竟然能发展得这么好！”蜗牛国王听了很开心。即使是蜗牛，它也有大志，总是想：能不能有机会发展得更好呢？兔子看出了它的心意，笑道：“我正要到乙国的草丛里居住。现在乙国很强大，其他国家没有敢侵入它的，如果你们跟我一起去，住到乙国中心，肯定很安全；并且你也可以跟乙国国君学习一二，他可是位英明的君主。”

蜗牛国王听后，心动了：是呀，如果永远只在边界线上生活，国度总是有限的，不如去辽阔的乙国去，越接近乙国中心就越安全，四面八方的其他国家就算入侵也杀不进来。蜗牛国王于是带着家眷和下属一起奔向乙国。

一路上风景优美。蜗牛国王也看到很多过去的朋友，它们有的结婚了，有的老了，已是儿孙满堂。等到了乙国国都，到处一片繁荣，商品琳琅满目，路人川流不息。蜗牛国王在国都附近的一片树丛里居住了下来。

头一年，风和日丽，草叶肥美，蜗牛王国的子民们安居乐业；第二年就不行了，蜗牛国王突然发现平静的日子没有了，到处都是人来人往、车来车去。原来随着乙国国力的强大，居民的生育越来越多，淘气的孩子常常跑到草丛里嬉戏，抓了许多蜗牛来玩，蜗牛脆弱的生命多有损伤。有好几次，连蜗牛国王也差点被逮住。又过了几年，适逢乙国国王七十大寿要建庆功台，选中了这块风水宝地，施工中蜗牛王国死伤一片。就在乙国皇帝七十大寿当天，一个少年看到了蜗牛国王这只体形异常之大的蜗牛，就抓起来往墙壁上一扔，“啪”的一声，蜗牛国王的外壳被砸得粉碎，风一吹，如灰散去……

蜗牛王国早先的地理位置是很特殊的，在两国分界线这个本是最危险的地方它们却过得很好。因为它们本身能顺其自然。这一点就跟圣人一样，能在混乱的世道中安心生活。

则阳到楚国游历，楚臣夷节向楚王谈到则阳，但楚王没有接见则阳，夷节只得作罢归家。则阳见到楚贤人王果，问：“先生怎么不在楚王面前谈谈我呢？”王果说：“因为我比不上公阅休啊。”则阳问：“公阅休是做什么的？”王果说：“他冬天到江河里刺鳖，夏天到山脚下休息。有人路过问他在做什么，他就说：‘这就是我的住宅。’你要拜见楚王的事情连夷节都不能做到，何况是我呢？我比不上夷节。夷节的为人，没有实德而有世俗的智巧，从不能约束自己做到清虚恬淡，总有用他特有的办法巧妙地跟人交游结识，在富有和尊显的圈子里沉迷，使德行有所毁损。像冬日里受冻的人盼着温暖的春天，像中暑的人求助冬天冷风带来凉爽。楚王的为人，外表高贵而又威严，对有过错的人像老虎一样不会给予一点宽恕。如果你不是特别有才辩，且德行端正，又怎么能够使楚王折服！连夷节不能说服楚王，而我连夷节都不如，找我又有什么用呢？那些圣人潜身世外，却能使一家人忘却生活的清苦与贫困，当他们通达时，也能使王公忘却爵禄而变得谦卑。对外物，他们与之和谐共处；对他人，他们乐于沟通而又能保持自己的真性；有时候一句话不说竟也能用中和之道给人以满足，跟他们走在一块儿就能受到感化。父与子的关系都各得其宜，而以清虚无为的态度看待周围的人。圣人的想法跟一般人的心思差距甚远。所以，要使楚王信服还得去找公阅休。”

王果所说，不仅指圣人的出世态度与常人的差距，还指圣人对身边事物的感染，是一种精神支柱、一种榜样的力量。圣人通达于人世间的各种纷扰和纠葛，周遍而又透彻地了解万物混同一体的状态，却并不知道为什么会是这样，这是出于他们的本性。回返真性，虽然有所动作，却没有忘记把师法自然作为榜样。忧心于智巧与谋虑，因而行动不宜持久。

生来就美的人，别人给他镜子他才知道自己的美，如果没有人告诉他，他也就不知道自己比别人美了。好像知道又好像不知道，好像听见了又好像没有听见，他内心的喜悦就不会有终止，人们对他的好感也不会有终止，这是出于自然的本性。这就像圣人关爱民众，别人称他为圣人，他就会以自己能关爱民众沾沾自喜；如果没有人告诉他关爱民众是值得表扬的行为，那么他就只是一直爱着民众而已。好像知道又好像不知道，好像听见了又好像没有听见，他给予人们的爱就不会有终止，人们安于这样的抚爱也不会有终止，这就是出于自然的本性。

看事情要看本质。当你面对祖国和家乡，心情就会舒畅。就算由于远近高低的丘陵草木的遮挡而模糊不清，但你心里还是十分欣喜的。因为这是你的家乡，你回到了这里，站在有归宿感的土地上，所以你心满意足。蜗牛国王总认为自己要做一些事情才能证明实力，它不知道现有的状况已经证实了它的管理水平，一心只想着去争取更高的、遥不可及的目标，于是就向灭亡靠近了。

《则阳》里用长梧封人与子牢的对话来说明成事的两大要素：一、做好自己；二、为自己成事创造条件。长梧封人对子牢说：“你处理政务时千万不能卤莽，治理人民不要乱来。过去我种庄稼鲁莽而草率，锄草的时候我随意乱来，结果它长出的籽实就少，这是反过来报复了我。第二年我改变方法，深耕细作，禾苗繁盛，收获时籽粒饱满，我也就一年到头能够吃上饱饭了。”庄子借用劳作提出人民意识对统治的反作用力，庄稼会报复种田人，我们也要看到关系成败的要素：没种好庄稼，收成肯定不好；单种庄稼，不去锄草，没创造良好的条件，收成同样好不了。所以，当我们本身有实力、很自信时，更要为自己创造条件。英雄无用武之地，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正是这个道理。

《则阳》又一次说到否定之否定，借蘧伯玉的故事说明人们的是非观念不是永恒的，认识也是有限的。蘧伯玉活了六十岁，而六十年来他对世界的看法与日俱新。年初时认为是对的，到了年终时又转而认为是错的；不知道现今所认为是对的，后来还会不会认为是错的。用肉眼去看万物，能感觉到它们的产生却看不见它的本根，能感觉它们在世界上出现却寻不见它的门径。人们常常尊崇自己的才智所能了解的知识，却不懂得凭借自己的才智起初不知而后才知，这不是人生的最大疑惑吗？

《则阳》中通过柏矩游齐之所见，批评当世君主为政的虚伪和对人民的愚弄。柏矩向老子求学，说：“我希望能去天下游历。”老子说：“算了吧，我告诉你，游历天下跟呆在这里一样，没什么区别。”柏矩再次请求，老子问：“那你打算先去哪里？”柏矩想了想，说：“我想先到齐国。”

柏矩到了齐国，看见一个犯人正被拉着抛尸示众。柏矩推推尸体，把他摆正，再解下朝服覆盖在尸体上，接着他嚎啕大哭起来：“你呀你！天下出现如此大的灾祸，偏偏被你先碰上了。天天说，不要做强盗，不要杀人。世间一旦有了荣辱的区别，天下各种弊端就显示出来了；财货日渐聚积，然后各种争斗也就表露出来。如今树立那些人们所诟病的，聚积着人们所争夺的，使得人疲于奔命，想要不出现这样的际遇又怎么可能呢？古代人君，把功劳归于百姓，把过失归咎于自己。所以，那时候的社会，只要有一个人受到损害，君主便责备自己。如今却不是这样的，君主隐匿着真相而责备人们不能了解，制造种种困难却归罪于百姓不能克服，增加过多负担却指责别人不能胜任，把路途安排得遥远却谴责人们不能达到。百姓耗尽了智慧和力量，实在没有办法了，就用虚假来应付。盗窃那样的行为，要是真要怪罪的话，最应该责怪的人是谁呢？”

从这段对话看，仁义是一种评判好坏是非的标准，没有仁义之前世间也是如此运转。一个社会的原生态不会因为一个制度的出现而改变。有了仁义，人们知道了什么是罪恶，看到了世界是如此罪恶。以前大家不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不会推卸责任，君王也会从自身分析失败的原因；有了仁义后，君王们推卸责任就容易多了。

在之后关于宇宙观的言论里，庄子对“社会契约”的形成进行了分析。少知向大公调求教，问：“什么是丘里之言？”大公调说：“所谓丘里，就是当你聚合十个姓上百个人而逐渐形成的共同习俗，结合差异形成混同的整体，离散整体而又划为不同的个体。如今指称马的上百个部位都不能获得马的整体，而把马拴缚在眼前，大家就一目了然。所以说，山丘要积聚卑小的土石才能成就其高，江河汇聚细小的流水才能成就其大，伟大的人物并合了众多的意见才能成就其公。所以，从外界反映到内心的东西，自己虽有定见而不执著；由内心向外表达的东西，即使是正确的也不故意跟他人抬杠。四季具有不同的气候，大自然并没有对某一节令给予特别的恩赐，这样年岁的序列得以形成。各种官吏有不同的职能，国君没有偏私，这样国家得以治理；文臣武将具有各不相同的本事，国君没有偏爱，因而他们各自德行完备。万物具有各不相同的规律，大道对它们也都没有偏爱，不去授予名称以示区别；没有称谓因而也就没有特定强求的作为，没有作为因而也就无所不为。时间顺序有终有始，世代有变化。祸福在不停地流转，出现违逆的一面，同时也就存在相宜的一面；各自追逐其不同的，有所端正的同时也就有所偏差的。就拿山泽来说，生长出的各种材质都有用途；再看大山，树木与石块处在同一块地方。”

庄子借丘里之言说道，我们在此却看到了他对社会契约的定义：一定数量的人群，经历很长一段时间形成的为所有成员都接受的一些准则。例如马的形象、马的特性，其实都在大家脑海里有印象，只有被大家共同认识才能互相交流。

接下来，庄子将道的概念延续，探讨了世界，这和《齐物论》里有关物种起源的一些观点很接近。

少知听完对丘里之言的解释，问：“既然如此，我把丘里之言直接当成道，可以吗？”大公调说：“不可以的。倘若我们现在计算物的种数，肯定不止一万，而我们只有把它称作万物，用数目字最多的词语来称述它。天和地是形体中最大的，阴与阳是元气中最大的，而大道却能把天地与阴阳相贯通。因为它大就用‘道’来称述它，已经有了‘道’的名称，还能够用什么来与它相提并论呢？假如用这样的观点来寻求区别，就好比狗与马，其间的差别也就太大了！所以说道不能只用丘里之言的概念去解释。”

少知又问：“四境之内，宇宙之间，万物的产生是从哪里开始的呢？”大公调说：“阴阳相应、相消相长，四季更替，相生相衰。欲念、憎恶、离弃、靠拢，接连兴起，雌雄性交合亦是常有。安全与危难相互变易，灾祸与幸福相互产生，生死聚散因此形成。从这些现象的名称与实际都能理出端绪和其精细微妙之处。随物变化的次序总是遵循着一定的轨迹，有了终结就有开始，这是万物所共有的规律。言语所能致意的，智巧所能达到的，只限于人们所熟悉的少数事物罢了，这样的描述还超脱不了人的局限。而体察大道的人，不追逐事物的消亡，不探究事物的源起，因为这是语言没有办法归纳和修饰的。”

少知又问：“季真所说的‘莫为’，接子所说的‘或使’，这两家的议论哪一个最合乎事物的真情，哪一个又是偏离了客观规律？”大公调说：“鸡鸣狗叫，这是大家都能看到的现象；可即使具有超人的才智，也不能用言语来解释它们为什么会叫，同样也不能臆断它们以后将会怎样。我们用这样的道理来加以推论和分析，其精妙无以伦比，浩大不可围量，无论是‘或使’——事物的产生有所支持，还是‘莫为’——事物出生于虚无，两种看法各持一端，均不能避免为物所拘滞，因而最终都只是过而不当。‘或使’的主张过于执滞，‘莫为’的观点过于虚空。有名有实，这就构成物的具体形象；无名无实，事物的存在也就不可靠。可以言谈也可以测度，越是言谈距离事物的真实也就越疏远。没有产生的不能禁止其产生，已经死亡的不能阻挡其死亡。死与生相距并不远，其中的规律却是常人所不易察见的。事物的产生有所支使，还是事物的产生全都出于虚无？两者都是因为疑惑而借生出的偏执之见。我观察事物的原本，事物的过去没有穷尽；我寻找事物的末绪，事物的将来不可限止。没有穷尽又没有限止，言语的表达不能做到，许多物象具有同一的规律。而‘或使’、‘莫为’的主张用言谈各持一端，又跟物象一样终始。道不可以用有形来表达，也不可以用无形来描述。大道之所以称为‘道’，只不过是借用了‘道’的名称。‘或使’和‘莫为’的主张，各自偏执于事物的一端，怎么能称述于大道呢？言语圆满周全，那么整天说话也能符合于道；言语不能圆满周全，那么整天说话也都滞碍于物。道是阐释万物的最高原理，言语和缄默都不足以称述；既不说话也不缄默，评议有极限而大道却是没有极限的。”

历代学者对这一段的翻译有些含糊，这里我们来归纳出几个要点：

一、认识上要包容。如果我们要吸纳别人的意见，就要有自己的主见而不能有固执的成见；如果是自己感悟到的观念，就算是正确的，也不能因此而拒绝别人的意见。二、大道是抽象的，是最高的抽象，没有一般名词所具有的确定称谓。宇宙是运动的，安危相互转换，祸福相互转化，缓急有韵律，聚散有定。这就是名与实之间的纲纪，也是对精微世界实体的一种标记方式，道存在于运动当中。三、我们可以用语言指称和意会事物，认为天地万物都是某个人创造和驱使的，就会得到实质性的观念；认为天地万物是自然而然，从来如此，没有造物主在背后遥控的，就能得到抽象的观念。这两种观念没有对错之分。万物本原是无限深邃的，万物的未来也无法预计，都是追不到尽头的。

《则阳》中的世界观、宇宙观在当时是一种进步。正因为这样，我们明白了生命中的轻不一定就是轻，重也不一定就是重；有不能承受的轻，也有无法抓住的重。人生苦短，万事不必太执著，苦苦相逼不如相忘江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