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平掏出照片：“你看，我带国家队的时候，老成什么样了。”

�为什么优秀的女人在情感上总要遭遇挫折呢?

�知情人都说，可惜了，这份感情是被“忙丢了”。

1998年冬天，老女排在深圳举办10周年聚会，我和文涛主持了那次活动。那天，我见到了少年时代崇拜的女排队员，激动得不得了。那也是我第一次见到郎平。她穿着一身国家队运动服，没有任何修饰的短发直直地披在耳边，人很瘦，一副开开心心的样子，和女排比赛时凝神坐在场边的她不太一样。

再见郎平是时隔4年后的2002年8月，郎平做客《鲁豫有约》，采访地点选在北京友谊商店附近的一家西餐馆。我猜，餐馆老板之所以那么痛快地答应白天不做生意，把地方腾给我们拍节目，多半是因为郎平。

4年没见，郎平瘦了，时髦了，年轻了。她穿了一件粉色的短袖衬衫，长到肩头的直发用卡子别在耳后，清清爽爽的样子充满了朝气。我说她看起来特别健康，哪像当国家队教练那会，气色差得令人担心。郎平一边点头，一边从钱包里掏出两张照片：“你看，我带国家队的时候，老成什么样了。”

我仔细端详了一下，一张是郎平回国执教前拍的，脸色红润，神采飞扬；另一张是一年半后，她结束国家队教练生涯之前的照片，人瘦得两个眼睛都凹了进去。我笑她：“这可以给减肥产品做广告用，减肥前和减肥后。”

离开中国国家队主教练的位置后，郎平一直在意大利的一家俱乐队执教。那儿的收入高，可自由支配的时间也多，她可以更多地陪伴女儿白浪。只是近年来意大利经济不好，她所在的俱乐部也面临着财政困境，郎平去年一年的工资还拖着没发。

“他们要是不把欠我的钱还我，明年我就不和他们签约了。”郎平轻描淡写地说。

我有预感，她生命中关于排球的一章就要翻过去了，今后，她将过一种崭新的生活。

“能谈谈你的感情生活吗?”我暗暗地希望郎平能告诉我，和白帆的婚姻结束后，她又找到了新的幸福。

“没有。”郎平回答得很干脆。

“爱你是需要勇气的。因为你太出色、太成功了。”我心里有些发毛，为什么这么优秀的女人在情感上总是要遭遇挫折呢?

“是挺难的，他得比我大吧，得比我成熟，还得比我高!”郎平一脸认真。

“你要求太多了吧，别的好说，要个子比你高的，上哪儿找啊!”我们俩都乐了。

郎平曾经有一个身高1�96米的美国男朋友，他是学政治经济学的博士生，特别喜欢体育。可惜，这段感情没能开花结果。知道内情的人都说，可惜了，这份情是被“忙丢了”。

当时，郎平义无返顾地回国接下了已经走下坡路的中国女排，她和“1�96米”因此分隔两地。一份本来有可能瓜熟蒂落的感情就这么没了。

也许是过去了一段时间的原因，郎平看得很开，倒是我还有些耿耿于怀：

“可是，他怎么就不能等呢?”

“他有他的想法。不过，他如果不能等的话，也就算了。”

在采访间歇，我和郎平说了不少悄悄话。因为是悄悄话，所以不适合播出，也不适合发表。我只能说，有一点我深信不疑，像郎平这么出色的人，一定会有美满的归宿，也许道路有些曲折，但前途绝对光明。

郎平在北京从不逛街，因为还不够别人看她的呢。我笑她：

“谁让你这么高，到哪都没处躲没处藏的。”

“可不是吗?不光站着，连躺着都有人认识。前几天我在天坛医院作了个小手术，护士把我从手术室里推出来的时候，我戴着帽子，身上盖着被子，就这样，走廊上还有好几个病人，都打着点滴呢，举着吊瓶指着我大叫：‘看，郎平!’”

我能想象那个场面，换了是我，也会兴奋地指指点点：“快看呐，是郎平!”

采访结束后，郎平惊喜地发现餐馆里有哈根达斯冰激凌，她挑了草莓口味的，边吃边期待地问我：“你也来一个吧!”那样子，就像中学时两个要好的女生互相怂恿着吃零食一样。于是，我也要了个草莓口味的，和郎平面对面坐着，吃冰激凌。

郎平很关心地询问了我的生活状况，说来很怪，我是一个和人交往相当慢热的人，但她身上有一种亲和力，让我很自然地把只有最亲近的朋友才了解的有关感情的事告诉了她。

对郎平的访问，我表现得十分感性，尤其在节目的结尾，我说：“我和我的同事们都认为，郎平真是个好人。”这个评价很主观，很自我，但我自信，这不仅仅是我的看法，也是无数中国人的看法，因为郎平的勇气、毅力和无私曾经深深地感动过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