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春-陈鲁豫·心相约

�我和寒春不会成为朋友。在她看来,我太娇气,太不革命了。而在我眼里,她和我们这个时代又似乎隔得太远。但我由衷地欣赏她的执著。

我上小学的时候就听说,有一对美国老夫妇,男的叫阳早,女的叫寒春,他们住在北京郊区,养奶牛。当时我想,没准我喝的牛奶就来自他们的农场呢。20年后,2002年的春天,我来到阳早和寒春位于昌平的家。不巧的是,男主人住院了,只有老太太寒春一个人在家。

那天,北京正刮着沙尘暴,寒春的小院子在肆虐的风沙中显得安静极了。一走进院门,我就闻到一股菜香、烟味、泥土味混合在一起的气味。冬天最冷的时候,家里不常常开窗,时间久了,屋子里就有这样一种味道。

寒春的房子是北方常见的平顶砖房,一排,大概有三、四间,门前是一个细长的过道,摆着两三盆植物和一棵大白菜。

寒春的院门从来不上锁,房门我看了,倒是挂了把铜锁,可钥匙就那么大大咧咧地搁在窗台上。对她来说,中国人都是朋友,不需要提防任何人。

寒春80多岁了。她头发花白,驼背,头上永远戴一顶五、六十年代比较流行的蓝色干部帽。我到她家的时候,她正埋头喝棒茬粥,灰兰色的眼睛和高鼻子都被青花碗挡着,只有身上一件大红衬衫才显出一点美国老太太的样子。

寒春看到我,完全没有初次见面的热情或拘谨。她抬起头,淡淡地扫了我一眼,就接着喝她的粥。

她的家很乱,到处都灰蒙蒙的,好像平常没人打扫。屋子里的陈设已经不能用简朴来形容了,因陋就简也许更恰当。她的书桌就是两堆砖头,上面再铺一块木板,感觉用脚一踹就会塌的。所有的家具都来自60年代,除了地上80年代的地板革和一台90年代的彩电。电视开着,老太太在看新闻,她看的是BBC。

“怎么不换张桌子呢?”我很好奇。

“桌子挺好!”寒春撇了撇嘴,有点不高兴。

我猜,我在她心目中的形象一定不够好。我有点后悔,那天的妆化得好像太浓了。

谈起来中国的原因,寒春一下子兴奋起来,好像又回到了激情燃烧的革命年代:“我崇拜小米加步枪,我要亲眼见见小米加步枪的力量。”

1945年,寒春的哥哥韩丁受斯诺《西行漫记》的影响,来到了中国延安,解放区热火朝天的革命生活使他受到很大震撼。回国后,韩丁把自己的见闻告诉了同学阳早,并鼓励他到中国去看一看。

阳早欣然前往,而他的未婚妻寒春此时正在芝加哥核物理研究所攻读硕士学位,并参与美国一项名为“曼哈顿工程”的原子弹研究。1945年8月,美国用原子弹先后轰炸了日本的广岛和长崎,寒春陷入了巨大的痛苦之中。看到人类遭到屠杀,她再也无法坐下来思考抽象的科学理论,1948年,寒春决定追随阳早,前往中国。

在延安的窑洞里,他们结婚了。那是1949年。寒春并没有热烈地爱过阳早,他们是同志、革命伴侣,然后才是夫妻和爱人。我想问寒春,革命了一辈子,却没有轰轰烈烈地谈一场恋爱,会不会觉得遗憾。想想,又认为自己太主观,谁说他们没有爱情。对于寒春和阳早来说,也许,革命就是爱情。

和寒春说话有一点我非常不适应,她常常会提到一些中国人已经多年不用的词汇,比如:大鸣大放、阶级斗争、要文斗不要武斗,她说起这些却很自然。

寒春认为20世纪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中国革命,她赶上了,实在幸运。对她来说,中国是自己的国家,所以她不喜欢别人把她当外国人来看,但她对文革的看法实在和中国百姓相去太远。回顾文革,寒春说,“真有意思。”

也不怪她,那10年,她只看到了大字报,听到了人们高喊的革命口号。她没有看到残酷,只感受到激情。

我和寒春有关文革的一段对话,充分显示了我们不同的性格、文化背景和斗争精神。

寒春:“(当时我们外国人)写大字报,也去看别人写的大字报,到处跑,很好的。那时候消息灵通,哪里有了好的大字报,大家都去看。我们还在友谊宾馆游行。”

鲁豫:“你不觉得当时的一切都非常混乱吗?”

寒春:“不,一点也不混乱,特别好。就是要群众都起来。现在美国政府有一些人干的事不能见光,如果美国也这样,发动群众去造反,那就了不得。”

鲁豫:“但是我们中国人现在回头看那一段,觉得非常混乱。”

寒春:“你说毛主席搞这个不好?好家伙!”

和寒春在一起,我有时会说到中国人、外国人什么的,这让她很不高兴。

鲁豫:“我不明白,为什么外国人见到毛主席也会激动得又叫又跳?”

寒春(一脸不耐烦):“这不是中国人外国人的问题,这是一个阶级感情的问题。”

寒春很直率,她说不喜欢现在,因为大家都忙着挣钱,没人去革命了。就像她的3个孩子,寒春对他们有一个形象的比喻:鸡蛋。意思是说他们的模样是美国的,内心却是中国的。他们曾经也一心一意要做又红又专的革命青年,后来在80年代有机会回到了美国,如今都已在当地成家立业,这让寒春意识到,他们不会回来了。

采访结束后,我们和寒春去一家小餐馆吃饭。寒春的胃口很好,她吃肉、吃菜、还吃了一大碗米饭。临走前,她向服务员要了几个饭盒,把剩下的菜打包带走。

我和寒春不会成为朋友。在她看来,我太娇气,太不革命了。而在我眼里,她和我们这个时代又似乎隔得太远。但我由衷地欣赏她的执着。她是一个纯粹的理想主义者,一生都在追求自己的理想,无怨无悔。我钦佩这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