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10月28日晚上7∶00，我拖着两个无比沉重的大箱子来到香港赤蜡角国际机场，准备乘坐以色列航空公司的班机飞往耶路撒冷。旅行社发出的指南上特别注明，乘以航飞机一定要提前3个小时到达机场。我虽然觉得没必要，可还是乖乖地照办。毕竟，目的地是以色列。

她折磨我整整3个小时

我相信，人的着装颇能反映人的心境。那天，我一身戎装：军绿色卡其布连衣裙，高统皮靴，像极了电视上看到的以色列女兵。

以航办理登机手续的柜台前是两条长长的人龙，一队是以色列公民，一队是外国人，队伍长得令人绝望。还好，我坐的是公务舱，多少有些特权，不用排队。

我正在暗自庆幸，一个以航工作人员走过来用英语请我出示机票和护照。这是一个年轻的犹太女孩，她深陷的眼窝、鲜明的五官轮廓、特别是挺直的鼻子和一头卷曲蓬松的褐色乱发，像极了年轻时的芭芭拉·史翠珊(BabaraStreisand)。

想想真可惜，我没有和她拍张照片，也忘了问问她的芳名。毕竟，她折磨了我整整3个小时。

以下是我们之间最初的一段对话：

问(面无表情地)：“你去以色列做什么?”

答(心不在焉地)：“拍节目。”

问(仍然面无表情地)：“拍什么节目?”

答(开始不耐烦)：“千禧之旅。”(大费周章地介绍了千禧之旅，但故意漏掉了行程中的伊拉克。)

问(她一直低头翻看我的护照，脸上的表情我看不见，但突然变大的声音说明她极为不满我的态度)：“你在以色列准备拍些什么呢?”

答(我的声音也开始冷淡，语气更强硬了)：“不知道。”

问(她从护照上抬起头，目光锐利地看着我)：“那谁知道呢?”

答(我微微地扬起了下巴，挑衅似的迎住她的目光)：“我的同事。”

问(她停顿了一下，好像是叹了一口气)：“他们在哪?”

答(开始气她)：“在以色列。”

问(她不再看我，目光掠过我望向我的身后)：“你在以色列住哪?”

答(我故意把头往旁边歪，去找她的目光，语调逼人地)：“不知道。”

问(她的脸涨得通红)：“谁来接你呢?”

答(拿腔拿调地)：“不知道。”

问(几乎崩溃，但仍然死扛)：“你在以色列会呆多长时间?”

答(我都不忍心了)：“不知道。”

……

我们这段剑拔弩张的对话进行了40分钟，我始终是一问三不知，不是我不合作(我的确是不合作)，我实在是什么都不知道(天地良心，这是真话)。女孩认定我虽然极不友善，但并没危险。第一关盘查我总算通过。

女孩把护照、机票还给我，转过身，用背对着我说了一句：“跟我来”，就自顾自地走了。

我愣了一下，意识到前途叵测。但事已至此。我也只能硬着头皮上。我推着行李车一路小跑跟在女孩的身后，在我看来，她的背影写满了复仇二字。

“我刚才对她那种态度，她一定想把我关到小屋里单独盘问吧?算了，大不了误飞机，什么鬼地方，哭着喊着求我去我还不想去呢。”我一直胡思乱想。

我跟着她左拐右拐走出候机大厅，来到了停机坪上。一辆7座面包车正停在我的面前。女孩伸出右手，做了个请上车的手势。我心一横，抬腿就上了面包车，我的箱子和巨大的双肩背包就堆在行李车上，我连看都不看。我心里有数，护照机票都在我手里，钱和信用卡我放在了小布袋里，袋子是我花了5块钱人民币在大理洋人街买的，我去哪都拿它来装“巨款”，挂在脖子上。有了这几样旅行必备的东西，其他的，真要丢了，就看本小姐心情如何了。心情好，丢了就丢了；心情不好——比如现在，那我一定把航空公司告得倾家荡产。

我沉着脸坐在车上，一动不动，余光能看到女孩和从车上下来的司机在奋力搬我的箱子。

车子在停机坪上转了一大圈，停在了一排外表好像飞机检修库的平房前。

平房里热火朝天地挤满了人。

我铁青着脸冷冷地扫了一眼屋里的人：七、八个高大魁梧的以航工作人员，还有十几个和我一样已经疲惫不堪、听天由命的外国旅客。

女孩丢下我，和一个长得挺像内塔尼亚胡的以航同事嘀嘀咕咕地讲起了希伯莱语，“内塔尼亚胡”不时地向我这里看上一眼。我直直地站着，脚边不知什么时候堆满了我的行李。

“内塔尼亚胡”微笑着向我走来，“Shalom!”(希伯莱语你好的意思)他冲我点了点头，弯腰拎起我的两个巨无霸箱子，转身放在了一张比乒乓球台还要宽大的桌子上。

“芭芭拉·史翠珊”不知从哪端出两个硕大的透明塑料箱，倒进开水，滴两滴泡泡浴完全可以舒舒服服地泡个澡。她把澡盆也放到了乒乓球台上。

我饶有兴味地看他们忙着，想知道这葫芦里到底藏着什么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