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板微笑着说的话，我永远都记得：“鲁豫说新闻的风格将在中国电视史上占有自己的位置”。

能不用稿子，把新闻说出来吗?

有一天，院长在他的办公室里问我：“公司准备开一档清晨的新闻节目，你来做，好不好?”

那是1998年年初，我正在活蹦乱跳地主持《音乐无限》。

院长的话让我愣了一下。我本能地想拒绝：“开玩笑!大清早那么不好的时间给我，我才不做呢。”

可我还是动心了。沉默过后，我说：“让我考虑几天。”

那一段时间，我一直在考虑转型的事情。做娱乐节目实在和我的性格、兴趣相差太远。要我每天介绍刘德华、黎明的歌有多好听，对我是一种折磨。

“不如，去做新闻吧。”我对自己说。

“可是，新闻节目有什么好做的呢?不就是别人写的稿子，你照着念就完了吗?这有什么意思?”我常常想象当我遇到难以选择的事情，我的脑海里会有两个小人打架。如今，这样的情形真的出现了。

我苦着脸去找文涛：“你得帮我出出主意。”

正是傍晚时分，我和文涛坐在黄埔花园的大排档里，四周一片嘈杂。

“你说，我能不用稿子，把新闻说出来吗?”我鼓起勇气，把自己近乎疯狂的想法告诉了文涛。

“当然可以啊!”文涛专心致志地看着菜单，回答得有些心不在焉。

“可是，万一我说不下去了，没词了，怎么办?”

“慢慢说呗!就像你现在和我聊天一样，也没有稿子，不是说得挺好的吗?再说，咱们哪一次直播是有稿子的呢?”文涛一边说一边招手叫过服务员，抓紧时间点了菜。

“那不一样啊!直播的时候通常是咱们两个人，都处于平常自然的说话状态，说错了也很容易纠正，不会觉得尴尬。做新闻可不一样。”

“有什么不一样的。你跟观众聊不就得了。”文涛点了根烟，深深地吸了一口，眼睛滴溜溜地四下乱转。

“那，观众不烦啊?万一我说得�嗦了怎么办?”

“语言精练点，你绝对没问题。”饭菜上来了，文涛不再理我，低头忙着喝汤。

我夹着一筷子芥蓝愣在那，心里突然有一种起跑前的兴奋和恐惧。

第二天，我对院长说：“好，我做。”语气很是悲壮。

3月31日晚上，老板在尖沙咀一家韩国料理店请内地来的同事吃饭，庆祝凤凰中文台成立两周年。大家忙着烤肉、倒酒、吹牛，热热闹闹地像是在过节。

可我一点胃口也没有，身体在不停地发抖。第二天一大早，《凤凰早班车》就要和观众见面了，也许，我的主持人生涯也将就此终结。

饭桌上没人注意到我的异样。

我不停地看表，如坐针毡。9点钟，我终于忍不住了：“各位，我先走一步了，明天早晨4点就得起床!”

同事们于是七嘴八舌地和我告别：

“祝你明天好运!”

“别紧张!”

“开玩笑，她怎么会紧张呢!”

……

走出餐厅，我站在人来人往的马路边上发呆。晚上9点的香港，夜生活才刚刚开始。可我，从此就要和这缤纷喧哗的夜晚告别了。

回到家，我怎么也睡不着，翻来覆去一直到凌晨1点钟才迷迷糊糊地合上眼。

被闹钟吵醒的那一刻，我真的连上吊的心都有。

凌晨4点的香港一片寂静。

我机械地起床、穿衣、洗漱，始终低垂着双眼，不敢看镜子。刚刚睡醒的脸总是惨不忍睹，更何况没睡醒呢?

刷牙时，我还是偷偷地瞟了一眼镜子，我的样子果然可怕。

4∶30，我走出家门，外面仍是一片漆黑。公司离我住的地方很近，慢悠悠地晃过去也不过5分钟。凌晨时分的街道在路灯的映射下显得格外静谧，真没想到，香港还有这么沉静的时刻。平常熙来攘往的人行道上此刻只能听到我的皮鞋踩出的咔咔声，一股淡淡的海腥味从不远处的维多利亚港湾飘过来，我深深地吸了一口微凉潮湿的空气，心境渐渐地平静下来。

来到公司，眼前热闹的景象吓了我一跳。

演播室的门开着，技术人员进进出出地正忙着调灯光、查线路。毕竟是《凤凰早班车》的首播，大家心里都没底。

我有点紧张了。

直播前的一个星期，我曾经和《早班车》的工作人员一起演练过两次。结果是一塌糊涂。

我的老板有一个很好的创意：香港每天有十几份早报，内容丰富、及时，可以补充早间电视新闻报道的不足，又能为各地观众尤其是内地观众提供一个了解香港的窗口，建议在《早班车》里引用报纸内容。于是，如何在电视上“读报”就成了我演练时的重点。

第一次演练前，我跑到报摊对摊主说：“把每种报纸都给我来一份。”

到了办公室，我把所有的报纸摊在桌子上，才发现精明过人的报贩子把《朝日新闻》、韩国、菲律宾报纸一股脑都卖给了我。

两个小时后，我恍恍惚惚地从报纸堆里抬起头来，突然意识到，我看得太过投入，完全忘了看报纸的目的是为了“读报纸”。

第一次演练，以我对着镜头张口结舌而告终。

第二次演练前，我一再告诫自己：报纸别看得太入迷，忘了自己该干什么。

这一回，我吸取了前车之鉴，拿出了记忆力好这个杀手锏，把每一家报纸上的头版新闻都背了下来。可是，导播急了：“鲁豫，你念一份报纸就用了5分钟，我们整个节目的时长只有半个小时啊。”

“怎么办，我完全找不着在没有稿子的情况下，说新闻的感觉。”这就是4月1日凌晨4点35分，我看见公司里忙忙碌碌的直播景象时，内心惶恐。

我恨不得临阵脱逃。

不过，害怕归害怕，我知道，到了真正直播的时候，一切都会好起来。

7∶15分，我走进了演播室。

从化妆间到演播室，要经过一条窄窄的走廊，50多米，还有个拐弯。平时，我总是连跑带颠地，常常和从另一个方向拐过来的同事撞个满怀。可今天，我迈着四平八稳的台步慢慢地朝演播室走去，连头都不敢晃一下，生怕动一动就把刚刚记住的新闻忘掉。

直播马上就要开始了，我站在摄像机前，嘴里还在念念有词。

这时，老板和院长走了进来，两个高大魁梧的身影在我面前一站，小小的不到20平方米的演播室显得更狭窄了。

他们俩你一言我一语地给我做战前动员：

“别紧张!”“没问题!”

我已经进入了直播状态，对周围的一切都视若无睹。看见老板和院长，也没什么反应，仍然呆呆地在那自言自语，像个精神病患者。

7∶30分，《凤凰早班车》准时开播。

半小时后，直播结束了。老板立刻召集所有主创人员开会。

我先去化妆间换了衣服，才端着咖啡杯一溜小跑地冲进了会议室。我急不可耐地想听到别人对我第一天直播的评价。

推开会议室的门，我的眼睛立刻被明亮的光线晃得闭了起来。早晨8点钟的阳光正穿过会议室的落地玻璃窗，暖暖地照在每一个角落。

原来，天，早已在我忙碌之间，悄悄地亮了。

老板微笑着看看大家，说了三句话，我永远都记得：“《早班车》很成功!鲁豫说新闻的风格将在中国电视史上占有自己的位置。鲁豫，就这么做!”

开完会回到家，我在客厅里站了5分钟，一动不动。

我突然觉得后怕：“如果刚才的直播我做砸了，可怎么办?”

这么一想，几天来的压力、焦虑、睡眠不足一下子全反映出来了。我站在屋子中央，放声大哭。

等情绪平复下来，我走进洗手间开始卸妆。我一边抽抽噎噎地擦着哭花的双眼，一边喃喃自语：“我做成了。”

这一来，眼泪又哗哗地流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