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下这个题目，感觉底气不足。记者不好做，比做主持人难，要有拳打脚踢的不凡身手。正因为如此，我才大着胆子把自己有限的几次采访经历称之为记者生涯。

记者“生涯”第一回合

1999年奥克兰APEC峰会期间，正是中国“入世”双边会谈的关键时刻。那次，我也是采访会议的记者之一。

在奥克兰，最受各国记者关注的，除了参加峰会的各经济体领袖，当属中国外经贸部部长石广生和美国贸易谈判首席代表巴尔舍夫斯基(CharleneBarshefsky)了。香港无线、亚视、有线和凤凰的采访小组暗中较劲，你今天拍到了钱其琛，我明天就到饭店门口去堵奥尔布莱特，每天通过卫星传送回香港总部的消息总得有一条是自己的独家新闻。

我很佩服香港同行抢新闻的方法：一个记者举着话筒，和摄像一大早就来到代表团下榻的酒店，守株待兔，反正你早晚是要出门的。只要大人物一露面，立刻叫一声“总统”、“主席”或“部长”。领导人面对传媒，态度总是热情有礼，时间再紧，也不忘走上来同记者寒暄两句，回答一两个问题。这一来，新闻就有了。

我不具备香港同行的耐心和执著，我怕麻烦，做事喜欢直来直去。

我知道中国代表团下榻的酒店，于是，一个电话打到总机：“Hello,Mr.ShiGuangshengplease.”(你好，请帮我转石广生先生的房间。)

当时不过是抱着姑且一试的心情，人家不给转也没什么。偏偏那个接线员连嗑巴都没打：“Justamoment,please.”(请稍等。)电话竟然接通了。

这一来，我倒不知如何是好了，正犹豫着，电话那头响起了一个浑厚的男中音“喂?”

“喂，你好!”我声音颤抖而且满头是汗，“我找石广生部长，我……”

“我就是。”石部长语气温和，没有一丝的不耐烦。

“石部长，您好，我是凤凰卫视陈鲁豫，我想采访您。”我坐在酒店房间的地毯上，背靠着床，电话听筒紧紧地攥在手里，脸涨得通红。

“这两天还不行，我正和巴尔舍夫斯基谈判呢。后天吧，后天谈判结束后，晚上我接受你的访问。”石部长非常爽快。

放下电话，我一转身趴在床边，浑身瘫软。

长这么大，我还从未如此大胆、主动过。这让我觉得不可思议。

我趴了几分钟，又伸手去够电话。我尝到了甜头，想趁热打铁，如法炮制地搞定巴尔舍夫斯基。

“Hello,CanyouconnectmetoMs.Barshefskyplease.”(请帮我转巴尔舍夫斯基女士的房间。)这次我的底气就足多了。

“对不起，酒店没有这个客人。”我的那个Please还没说完，接线生就硬邦邦地打断了我。

“那不可能啊!美国代表团就住在你们酒店，你能再查一下吗?她的名字是CharleneBarshefsky,C�h�a�r�l�e�n�e,B�a�r�s�h�e�f�s�k�y。”我不甘心，一个个字母给她拼写巴尔舍夫斯基的名字。

“对不起，的确没有这个人。”这回语气略微和缓了些，可那一脸的警惕我隔着老长的电话线都看得一清二楚。没准，酒店总机室里还坐着几个FBI的探员呢。

我失望地挂上电话，心里恨恨地想：“美国人真是老奸巨猾!”

两天后的晚上，我如约采访了石广生部长。

至于巴尔舍夫斯基，还是让她跑了。

记者生涯第一回合，一胜一负，成绩尚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