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春江》出版之前(代序)-春江

《春江》曾在台湾、新加坡、欧洲等地连载,是我的第三个长篇小说。比前两本《我们的歌》和《落第》是短了许多,题材也全然迥异,虽说故事的发生现场部分在国外,内容却不是描写留学生生活的“留学生文艺”。

很多读者问我:为什么要创造像刘慰祖那样苦恼的人?也有读者告诉我:他的历史包袱背得不比刘慰祖轻,他无祖可慰,而想去流浪。

其实刘慰祖并不是我特意去创造的,他只是活在我们中间的一个。苦恼的现代人随处可见,即或面上不苦恼,心里也活得不轻松。过去的历史,当今的现实,汇合成的巨重,是知识分子们精神上最大的压力。时代带来的真实现象,我们不能视而不见,必得亮出来仔细看看了。

年长一辈的知识分子,看过大山经过大海,曾身临其境的体验过。无论外界的影响如何,仍多能保持理智中的冷静,有自己确信的标准,不致因一股风一阵浪,或几颗抛过来的石块,迷失在不辨方向,攀附不着边缘的迷茫中。

像《春江》中的主角刘慰祖那一代青年,在平稳丰裕的环境里长大,被呵护得像缺乏防菌能力的婴儿,思想中被灌输的尽是年长者认为健康的东西。年长者只告诉这些不谙世事的人光明与美好,摆出慈祥睿智的面孔叫他们崇拜、歌颂,却把实际上存在着的阴暗和丑陋紧紧掩盖,藏起真正的生命历程,不让年轻人知道他们的长辈也年轻过,懵懂过,犯过错误和荒唐过。

于是,这些青年人活在纯美的假象中,看到的是一片祥和温馨,充满道德的庄严,没有风沙没有流血,崇拜的偶像是百分之百的完人。他们的心地是纯洁的,思想是纯净的,视野是碧绿而充满生机的。世界在他们的心目中是完美无缺值得赞颂的。这一切,全是教育的赐予。

但是他们终要长大,要走出那个呵护着他们的玻璃盒,进入广大天地,接触各式各样的人,听闻各种各类的传闻闲语,看到各门各派的记述资料。这些东西像细菌,侵入他们没有防菌能力的躯体。结果是:美丽甜蜜的世界逐渐褪色,甚至毁于一旦。

思想健康坚持信仰的固然有的是,然而在理想世界破灭,偶像沾上污迹后,改变整个人生观的也不少,有的在失望中消沉,有的突然变成了偏激分子,有的犹疑拿不定主意,既割舍不掉长久以来所爱和所崇拜的,却又痛苦于被欺骗的感觉。

是这些青年人信心不坚意志薄弱吗?我想不能那么说。因为错不在他们本身,而在负教育责任的年长者。这情形正是一般人所说的:我们的青年在思想上没有打防疫针。没打防疫针的,就容易被传染上重病,或在重病中死去。

我遇到过很多没打过防疫针的青年,刘慰祖不过是其中的一个典型。当刘慰祖的圆满世界破灭后,历史的包袱立刻重重的压在他的脊背上,使他在重压中迷失,对整个人间愤怒,成了一个“愤怒青年”。

我对刘慰祖之辈的青年是同情的。因为我知道,在愤怒面目的后面,更多的是痛苦。愤怒青年没一个是快乐的,可说几乎个个是痛苦的。

如果我们不否认确实有刘慰祖这样的青年存在着,就要设法避免造成更多的刘慰祖。

历史的包袱是很多知识分子精神上的负担,无奈历史又不能抹煞或回头,而改过的新面貌该受到欢呼和信任。因此我们必得挣脱历史的压力。丢弃那个沉重的包袱,否则我们将永远活在历史的阴影里。

倘若我们真爱我们的青年,就要给他们打防疫针。

防疫针怎么打?以什么做疫苗?负责教育的明公们自然有所定夺。

我在国外接触的青年人极多,有多次与他们集会座谈的经验,印象是他们多半纯洁赤诚,努力向上,爱国家爱民族。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痛苦——对他们出国后听到的一些说词,某些在他们懂事以前发生的种种事件的真伪,令他们感到怀疑,甚至有完美世界出了裂痕的遗憾。我对他们的安慰是: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地方,也没有十全十美的人,犯过错误的,只要确实改正了,我们就要看他的新面貌,不要总挖他的旧墙角。人不能从过去里走出来是很悲哀的。希望在前面,不在后面,人要创造历史,不要被历史埋葬。原谅是高贵的美德。

结果证明:诚恳的解释可以卸去他们心上的包袱,真心的鼓励能够让他们感到自身责任之所在。

因此我认为:文过饰非,遮遮掩掩,华词美句,或一些呆板的教条口号,都不是有用的疫苗,真正有用的疫苗是诚恳与彼此之间的了解。不如坦率的告诉青年人:我也年轻过,也做过许多错事,但过去的已经过去了,我已在错误中学得了经验,你看到的,今天的我就是个什么样的我。

如果刘慰祖早被打过这样的防疫针的话,或许就不会那么痛苦,那么长久的迷失。刘慰祖只是个象征,其他的人物,甚至这个短序中的“年长者”之类的,也是象征。到底象征些什么?由聪明的读者们自己去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