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遇到王东方的时候，她正在大发脾气。
那时候我大学刚毕业，兴许是运气吧，被分配到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一天，头儿吩咐我到省人大去办点事儿，不巧得很，他们正在忙着分鱼。快过年了，分一点外边难得买到的东西，也算是机关的一点福利。既然办不了正事儿，我只好站在旁边，看着他们把鱼分完。
那负责分鱼的人，看样子是个行政处长，真可谓八面玲珑。他一边称鱼，一边忙着跟人打招呼，说笑话，逗得人人高兴而来，满意而归。
“王东方，轮到你了！”有人叫道。
只见一个高佻的姑娘走过来，微笑着把篮子递给行政处长。
她看上去非常漂亮，有一种特殊的魅力，叫人忍不住要多看几眼。尤其是那弯弯的秀眉下面，一对清澈明亮微微带凹的眼睛令人难忘。它们隐藏在浓密的睫毛下，当她微笑的时候，洋溢着一种温柔活泼的生命力。
“你是单身，我特地跟你挑几条小的，免得你一次吃不完。”行政处长好象很关照她似地说。
“小一点没关系，只要能吃就好。”王东方边说边宽容地接过了篮子，她刚抬脚要走，却不小心撞翻了钱秘书的篮子，满篮的鱼泼在地上，激起了一片“啧”“啧”的声音。
“好鱼！好鱼！净是青李鲩！”
“我还从没有见过这么整齐的鱼呢！”
“王东方，你看，比你的鱼强多了！你那是什么啊？净是些鲢子胖头的下等鱼，又小又不新鲜。”
王东方的脸色渐渐地变白了，我真怀疑这些人是故意挑拨，不由得替她捏了把汗。
“哗”地一声，王东方把篮子甩在地上，提着篮底往下一倒，把鱼撒了一地。她指着行政处长说：“你们真是欺人太甚了！你看看，你给我的是什么，给他的又是什么！”
“这又是何必呢？这鱼又不是我的，是给许副主任送回家的，人家都不说，就你是人尖子，受不得一丁儿点委屈。”钱秘书大为不满地说。
“不管是谁的，既然是机关的福利，就应该大家一律平等，为什么当官的要特殊呢？”
“好了，别吵了，我跟你换几条吧，其实我们也有我们的难处啊！”行政处长说。
“哼！”王东方冷冷地说：“狗眼看人低！这鱼我不要了！”
有的人幸灾乐祸，有的人连连摇头，王东方却不再理会他们，扬长而去。
后来，我才知道，她就是大名鼎鼎的“老姑娘”。人们说，她脾气很古怪，人很聪明，才气，论模样，不愁找不到好婆家。不过不知道为什么，别人给她介绍的对象，她一概拒绝。她身边的追随者一大排，她成天跟人家疯疯颠颠，只要谈到婚姻，就请你滚蛋。这还不算，她平时很傲慢，不大理人，大家都住机关的宿舍，都是同事，进进出出时遇到了，点个头，问声好，也算是起码的礼貌，可她从来不跟人打招呼。机关里的妇女们喜欢聚在一块张家长、李家短地议论，她从来也不参与。邻里的夫妻吵了架，大家劝和不劝离，她却劝别人离婚。此外还有许多闲言碎语。总之，她在人大系统是一个常常被人议论的异数。
我觉得这并不奇怪，虽然都快要进入二十一世纪了，大多数中国人却仍旧保留群居的习惯，没有尊重个人隐私的概念。加上人大机关是个闲地方，上班后男人喝茶、看报，女人谈天，总有些人成为谈资，偏她又总是特立独行，我行我素，自然经常成为别人的话题。恰逢省人大代表大会开会，抽各地方的人帮忙，头儿说我刚出校门，应该到大会上去煅练煅练，见见世面，就把我派去了。
我被分到秘书简报组，下组做记录，组长说，我们做完了记录，须整理成简报，然后交给简报编辑。我的简报编辑便是王东方。
可是我却到处都找不到她。第一次参加这种大型会议，听说人大代表都是一些名人，开会都很认真，也很挑剔，脾气也大，我可不喜欢他们发我的脾气，认为我是个不中用的笨蛋，然而我一点经验都没有，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正没着落处，遇到了经常去市人大的陈敏。我象遇到了救星，一把抓住他，要他介绍一下大会工作经验。
他满不在乎地笑了笑，说：“别紧张，其实人大的大会说穿了就是那么回事。那些老头子虽然爱提意见，可是你不理他，他一点办法也没有。倒是你做记录和整理简报时要注意把关，千万不要把那些激烈的攻击性的言论弄到简报上去了。咱们在机关混，只要不出政治错误，别的都好说。”
“真得谢谢你，你不说我还真不知道，还有这一层秘密呢。”我真心地说。
他拍拍我的肩膀，微笑着地说：“机关的名堂多着呢，慢慢学吧。”
那是一个多事之春。胡耀邦刚刚逝世，北京传来学生游行的消息，我们这里也有学生游行，还有学生到人大、政协会场外要求会见会议代表。
代表们虽然没有出去跟学生直接谈话，可是许多人都很关心学运。有些人的发言谈到学运的问题，说前几年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处理太过火，影响了学生的爱国热情，弄得学生们对国家的前途灰心失望，振作一点的，有点报负的，忙着考托福出国，颓废的就寻欢作乐，成天谈恋爱，打麻将，跳舞。代表们希望以后政府处理学运要慎重，要注意保护学生的爱国热情。还有一些代表发言涉及到文教、科技、工商等各方面存在的问题和不正之风，有的批评还很尖锐，直接涉及到一些省委的主要领导。这些我都用心地作了记录。
晚上编简报时，我看着记录稿发了愁。凭良心说，我真的希望这些内容能发出去，如果代表们的意见能真正起到一点作用，对国家民族都有好处。可是我又不能不考虑陈敏的话，兴许他说的是真的呢？我可不愿意刚到机关就得罪了头儿。我还想好好地混一混呢。
我拿着记录稿去找王东方，可她还是不在。我只好又去找陈敏。
走进他的房间，只见他正在看一个内部录像，一对男女正在那里赤身裸体地寻欢作乐，也不知他是那里弄来的。
他一边招呼我坐，一边邀请我一起看录像。他看我忐忑不安的样子，笑笑说：“别紧张，这是省公安厅扫黄时没收的录像带，我借来只不过是想见识见识，你放心，没人会抓你。”
虽然他这么说，可是头一回和一个单身的男人一起看这种录像带，我还是心里惶惶然。
他也不勉强我，把电视关掉了。
他翻了翻我的记录，说：“你注意到没有，这次的学运这么大的规模，我们省里参加游行和静坐的也不少，为什么省报和市报都只字不提？我估计这是省委的意见。我们要跟省委保持一致，才不会犯政治上的错误。你应该删掉关于学运的内容。那些直接批评省委领导的言论，最好也不要发。一般性的批评不正之风可以保留。还有一件事你千万要注意，凡是遇到领导同志的名单，先后次序一定不要弄错了，否则你就闯大祸了。如果你把该排在前面的，放到了后边，老头子会大发雷霆，一个电话打来，从此你在机关被打入冷宫。可是如果你把该放在后面的排在了前边，万一老头子真以为他突然升了官，兴奋过度，搞成脑溢血或是中风，那可糟了，是吧？我们凭良心做事，不能害人性命，对吧？”
他微笑地看看我，我似懂非懂地连忙点点头，他满意地接着说：“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其实参加人大会议啊，只需要用一分的精力为代表服务，可是你得拿出五分的精力为党内的领导效劳，还有四分呢，可不能太亏待自己，应该好好享受豪华宾馆的一流服务，多看几部内部电影，多吃一点美味佳肴。这样做下去，我保你官运亨通。”乘着他说话的工夫，我赶紧整理简报。听到他这些闻所未闻的奇谈，我忍不笑起来。他一看我高兴，就更来劲了，说：“这可是我在机关工作多年才悟出的真理，你千万不要告诉别人。我是看你人不错，才告诉你这些，要是王东方那怪物啊，我才不教她乖呢！”
提起王东方，我倒想起来了，该问问她的下落，不然我的简报编好了也没处交啊。没想到我不问则已，一问他就变了脸色，哼了哼鼻子，说：“谁知道她的行踪呢，她一向是独往独来惯了的。她以为自己多么清高呢，以为自己是陶渊明，别人都是庸俗不堪的蠢货。其实她这种人我见得多了，念了几年大学，自以为了不起，众人皆醉我独醒，还想改造社会呢！哼！不栽跟头才怪呢！”
“那我这简报怎么办呢？”我不禁着急起来。
“这你放心，她会来的。她对工作倒是挺认真的，认真得让你难受呢！说不定这会儿她正等着你呢！”
我一听，赶紧抓起简报稿就跑，陈敏在我身后哈哈大笑。
刚跑进我的房间，就看见王东方坐沙发上，正在跟几个县人大的工作人员聊天。他们好象聊得挺高兴，不时发出开心的笑声。
她今天的打扮很出众。齐肩的披发，在两边编成两条小辨，身着一件淡紫色的蝙蝠衫和一条褪了色的牛崽裤，显得清纯、洒脱，不过在大会这青蓝色的人海里，却有点格格不入。
看见我进来，她热情地站起身，主动地跟我握手，说：“我叫王东方，是你的简报编辑，你的简报都整理好了吧？”
我赶紧拿出刚刚整理过的简报递给她，她一接过简报稿，就仿佛忘记了我的存在似的，自顾自地看了起来。
我只好自己看电视。又怕吵了她，就把音量开得小小的。
一会儿，她看完了简报，皱着眉头说：“你这简报太没有内容了。这样的简报代表们可不会满意。你的原始记录呢？”
我一边把原始记录递给她，一边伸辩地说：“是陈敏告诉我应该这样整理的。”
她不屑地说：“难怪这简报象白开水，你别听他的，这人满脑子的官场经，都象他那样啊，中国早完蛋了。这样吧，你不熟悉情况，以后就直接把记录交给我好了。”
我虽然觉得她颇有点霸道，但是想到我每天可以省掉几个小时的劳动，便暗自高兴起来。
可是，事情真的被陈敏不幸言中了。我们的简报很快就惹出了麻烦。
第二天下午，负责简报工作的副秘书长把我和王东方找去谈话，批评我们简报把关不严，他说应该删掉关于学运和直接批评省委领导的言论。
我心里打着鼓，后悔没有按陈敏的意思办。
王东方却满不在乎。她说：“我觉得我没有错。如果有错，也是我一个人的问题，跟白帆没有一点关系。让她走好了。”
副秘书长点点头，说：“其实你不说我也知道，这事只有你才会干。又吃力，又不讨好，这是何苦呢？”
王东方讥讽地说：“讨好的事我不会，谁会谁去做。”
那位素以涵养好而闻名的副秘书长刷地变了脸色，厉声说：“你不要自以为了不起，我走过的桥比你走过的路还多，现在还轮不到你说话！”
王东方从鼻子里哼了两声，便拉着我，离开了副秘书长的办公室。
我还从来没见过谁敢这么公然地顶撞领导，不由得捏了一把汗。我劝她去跟头儿道个歉，免得以后穿小鞋。她却满不在乎地说：“找那麻烦干什么？有的人谨小慎微地过了一辈子，到头来还不就那么回事？我都替他们累得慌。我可不要那样窝窝囊囊地活一辈子，我的哲学是要说就说，要做就做，诽谤、中伤都无所谓，我又不是为别人而活着，我活着为我自己，只要我自己高兴就行了，你说呢？”多么痛快！“我活着为我自己”，我怎么一直没想通这么简单的一个问题呢？为什么从来没有谁这么说过呢？是他们没想到还是他们不愿意说出来呢？我不知道，更不知道该说什么，终于一句话也没有说出来。
我们第二次见面是在这年的夏天，那是“六四”之后，听说王东方虽然受到机关的重点“保护”，没有上街去游行，可是她在机关里大骂李鹏，所以仍旧是重点清察对象。我想起她的家远在河北，本地没有一个亲人，不禁动了恻隐之心，决定去看看她。
我买了一点菜，想了想，她一个人在家，可能情绪不好，说不定很多天都没有好好吃饭了，就又买了一条新鲜的武昌鱼，因为不知道她的地址，所以得先去省人大打听打听。
门房值班的是一个干干瘦瘦的五十多岁的老头子，听见我说要找王东方，就警惕性颇高地打量着我，要我坐下等一等，他自己跑到里边去打电话。他谨慎地关上了门，我只模模糊糊地感觉到他说的是跟我有关的事。
过了一会儿，他走出来，拿出一枝笔和一个本子，说：“你登个记吧，写下你的姓名、地址、工作单位和电话号码。”
我颇有点后悔不该跑到这里来多事，可是如果我拒绝登记，又好象真的有什么鬼似的，不如大大方方地登记算了。
等我登记完了，他才如释重负似地看了我一眼，把王东方的宿舍所在的街道名和门栋号码写在了一张纸条上。
正当我要敲王东方的门的时候，手被抓住了。我懊恼地想，探望朋友还这么麻烦，真是讨厌极了。
“你好大的胆，别人都在避嫌，你却反而往里边跑。”陈敏站在我身后笑眯眯地看着我。
“看看朋友，有什么大胆不大胆的？”
“你不知道，原来她这屋子里啊，总是挤满了人，常常闹哄哄地，现在呢，安静极了，不知道那些人都到哪里去了。”
“很久没有看到她了，也不知她现在怎么样了。”。
陈敏叹了口气，说：“还能怎样呢？大约是在屋子里生闷气吧。我早说过了，她这种人那，迟早要栽跟头，这不，应验了吧？她这脾气要是不改啊，还要吃亏的。你去看看她吧，也许她正需要你呢。”
说完，他就连连摇着头走了。
对于我的到来，王东方颇感意外，霎那间她的眼里显出了一丝欣喜，可是仅仅是一霎那而已，很快又变成了充满怀疑的目光。
她是变了很多了。原来那种傲慢和飘逸都不见了，头发乱蓬蓬的，两眼布满了黑圈，人显得很憔悴，看得出她有好几天没好好睡觉了。我努力掩盖我的惊讶和同情，告诉她，我忽然觉得心情不好，想找个人聊聊天，所以就闯到她家了。她淡淡地点点头。
她的房子是两室一厅的，陈设很简单，并不象一般的女孩子那样花花绿绿。除了桌椅之外，最醒目的是书柜。她的书柜特别大，占了一间房的整整一面墙，里面装满了书，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几乎都有，还有一些哲学、自然、地理之类的书。写字桌上、地板上，也到处是书。它们跟主人一样，无精打采地，懒懒地躺在那里，任凭风吹得哗哗地响。
我一边做菜一边谈着天。她懒懒地，勉强地应酬着。
菜做好了，一碗清蒸武昌鱼，一碗蕃茄炒鸡蛋，一碗榨菜干子炒肉丝。
看见有吃的，王东方兴奋起来了，拿出一瓶雷司令白葡萄酒。
我们慢慢地聊着，吃着，喝着，王东方的脸上渐渐飞上了两朵红云，话也越来多了，谈得越来越投机了。
“你怎么在机关里骂李鹏呢？那不是飞娥投火吗？”我问。
她无声地苦笑着，说：“哪能呢？我再洒脱也不会傻到那个地步啊！机关政治学习，要求人人表态，跟党中央保持一致，我也随大流表了态。散会后，办公室的几个同事聚在一块儿发牢骚，大家都骂李鹏，我也骂了几句，这也是常有的事，没想到居然有人去汇报，更没想到汇报的人是我平时最信任的朋友。我真是傻透了。居然没想到提防那些办公室里的同事。其实我早该料到的，这也是一种中国特色，只要当权的一声令下，总有人当应声虫。损人利己的事情有人做，损人不利己的事也有人做，谁叫我总是过于天真，永远有上不完的当，吃不完的亏呢？”
她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
这时候，楼梯上传来纷杂的脚步声和笑闹声。王东方吐了一口长气，说：“闷了许多天了，我去把他们叫进来，大家一块儿热闹热闹。”
她出去之后，楼梯上谈话的声音便越来越低了。不一会儿，那声音变越来越远，渐渐地消逝了，良久，却又猛然爆发出一阵轰堂大笑。
王东方铁青着脸走了进来，她恍恍惚惚地走到桌子跟前坐下，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我很后悔先前没有阻拦她，劝道：“别放在心上，那只不过是一些墙上的芦苇，风吹两边倒的东西，不值钱的。”
想不到这句话引发了她的心病，眼泪突然地从她的眼圈里涌出来，她咬了咬嘴唇，可是终于没有忍住，哭出声来，开始是强压住的哽咽，渐渐变成了歇斯底里的嚎啕大哭。那声音，象一只受伤的母狼在深夜的雪地里哀嚎，充满了铭心刻骨的痛苦和悲哀。
我轻轻地拍拍她的后背，说：“哭吧，纵情地哭吧，哭出来你会觉得好受些。”
过了很长时间，她才止住。带着满脸的泪痕，她有点不好意思地说：“现在我觉得好多了。你不知道，我一个人的时候，哭都哭不出来呢！”
“一个人是挺很难熬的，如果你有个温暖的家，你就会觉得好一些了。至少你有一个哭诉的对象吧。你这么好的条件，为什么不找个合适的人，成个家呢？”我忍不住唐突地说。
她的眼圈又红了。她边擦眼泪，边沮丧地说：“成个家，我又何曾不想呢？都说我挑剔，其实我那一点挑剔呢？别人的条件一大堆，什么身高多少，体重多少，工资多少，学历高低、工作条件好坏、住房大小、父母能否倒贴等等，数都数不清呢，倒没有谁说挑剔。可我呢，只有一条，就是两人真心相爱，这只不过是最起码的要求吧，倒被说成挑剔，你说公平吗？我不愿意跟我不爱的人结婚，就这么简单，你说这算挑剔吗？”
她扬起头，重新拿起杯中的酒，一饮而尽，说：“你知道一个三十多岁的老姑娘，最怕的是什么吗？是自己内心的孤独感和青春将逝的恐惧。当我彻夜难眠的时候，我独自听着窗外的风雨声，我希望怀中抱的不是一只枕头，而是一个有血有肉的男人。我通宵达旦地看书，喝酒，常常要借着酒精的麻醉才能入睡。如今年龄一天比一天大，希望一天比一天小，我真害怕我这一辈子还没尝到爱情的滋味就死去。记不清是哪一个作家了，在自撰的墓志铭上写道：‘生活过，恋爱过，写作过。’多好啊，那才叫人生呢。我要有他那样的经历这一辈子就满足了。可是我至今还不知道我所爱的人在哪里。”
“你不是有众多的追求者吗？”我奇怪地问。
“啊，你管那些叫男人吗？！刚才你都听见了，他们没有一个真心爱我，那只不过是一些被阉割过的不会叫唤的公鸡！这些人在机关里呆得太久了，人的功能都蜕化了，连动物的本能都蜕化了。他们到我这里来，只不过是因为他们实在是无聊，没地方可去，我之所以容纳他们，只不过是想赶走这屋子里的冰凉和寂寞罢了。如今倒好，连这种自由也被剥夺了。”
我不由得叹了一口气。我实在是不知道女人怎样才能不受环境的影响和舆论的压力，找个值得自己爱的男人。至于什么样的男人是个好男人，我也很模糊。大约不过是脾气好，有个好工作，有钱，不乱搞女人之类的吧。我很小的时候，我妈就不停地念叨这些了。不过我想也许我能理解王东方，毕竟我们是同时代的人，又都在大学中文系里泡过几年。记得有一位同学说过，如今大学里的姑娘们个个都是简爱，可惜没有那么多的罗切斯特。我也不知是她们对爱情的理想不切实际，还是男人都出了毛病，总之他们的恋爱和婚姻多数都不顺利。眼前的王东方，美丽得令男人见了动心，女人见了嫉妒，还有一个人人羡慕的好工作，可她却活得一点不轻松。看着窗台上那被风吹的哗哗乱响的《第二性女人》和《查太莱夫人的情人》，我忍不住说道：
“其实啊，我觉得在这个世界上，人不能太聪明，也不能看太多的书，那些尼采、萨特、弗罗依德之类的书也不能太相信，一个人要想过得快乐啊，就不要有独立的思考，不要有太认真的是非观念，人云亦云就好。我说你还是把那些书都扔进废纸堆，跳出政治的漩涡，重新振作起来，睁大眼睛，找个好婆家吧。”然而她生气了，重新露出那种傲慢的神情，自顾自地看起电视来。我无可奈何只好告辞了。
渐渐地，我在机关也混厌了。机关里的人们，虽然月薪只有一百元左右，可是个个都很满足，似乎大人物脚下的一条看门狗也能沾几分仙气。大家平时脸色蜡黄地在公文里打转，只要看见了头，不管是一个大头、小头、还是小不点的头都要恭恭敬敬地站起来，汇报一番。头儿放个屁，我们也要里里外外地跑断腿。有时候，头儿心情不好，表示不满地哼了几声，虾子兵们也要提心吊胆地揣摩半天，担心自己会失掉下次调级的机会。
我的确是厌倦了，因此对于头儿的话，不再无条件地执行了。如果是聪明的命令呢，我还愿意效劳，愚蠢的命令呢，就对不起，您另请高明吧。可惜的是，我们的头儿迷糊的时候多，清醒的时候少，能够令我心悦诚服，为之效劳的命令更是了了无几。
于是我也得了个清高的名声，行动就有人议论。不跟那些女同事说东道西，就成了孤芳自赏，脱离群众。上班正经埋头干公事，说我想往上爬；下班练健美，说我想保持身段，待价而沽；穿得漂亮一点，说我过于讲究，穿得马虎一点，说一个小姑娘怎么一点儿也不讲究。还有许多别的，多得我都记不清了。我这人是比较怕事的，一向很注意影响，只好委屈自己，处处小心谨慎，免得给人落下话柄。结果我看见人就微笑，任何人喊我帮忙我都效劳，成了最好说话的大忙人。一天干下地，累得我腰酸腿疼，心里窝着一肚子的火，真是有苦说不出。
这时候，王东方给我来了一封信。她连电话都不跟我打，这会儿不知为什么要跟我写信，我困惑地打开信。
我第一眼看到的是张大红喜字请帖。
我没想到她会结婚，更没想到她也会大办婚事，而且用这种很俗气的大红请帖，这跟她的脾气太离谱。
“也许你会觉得奇怪，突然接到我的信。
有些事电话里说不清楚，何况是机关的电话，周围老是有人。
我认输了，失败了，在人生的旅途上。
他们每天都跟我谈话，要清除我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说我的言行，我的举止，无一不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反映。我还从来没想到，我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有人记在心上，检举出来，作为批判的材料。我知道，这是我平时得罪的人太多，说话太直率，就有人借这个机会找我算帐。我也知道了，那出卖我的犹大，只不过是为了在竞争副处长职位时处于不败之地，不惜把我捧到砧板上，任人宰割。
我从没有意识到，我竟然这么一钱不值，一个小小的副处长职位就可以把我卖了。
罢了，我终于明白了，过去的一切，我都错了，我翻然悔悟了。
你说对了，凡事不要有主张，人云亦云就好。
别人能活，我也能活，别人能做，我也能做，我并不比谁笨。
我向领导承认我错了，从今以后，我要坚决地跟党中央保持一致，不管是什么样的党中央，甚至不管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我不再说怪话，风凉话，也不再骂官倒、贪污腐化、拿国家的钱，肥私人的腰包。生活上，向大家学习，别人穿红的，我决不穿绿的，别人结婚，我也结婚，彻头彻尾地重新做人。
我要结婚了，是一个同事介绍的，他以前结过婚，后来不知为什么离了。是省长的秘书，你或许知道，秘书官不大，权不小，如今，人人都羡慕我了呢！
你也愿意来凑凑热闹吗？”
我为她的改变感到高兴，毕竟她在政治上得到了解脱，而且有了人人羡慕的归宿。可是我又没来由地感到悲哀，为她，也为自己。
又过了几天，到了王东方结婚的日子，许多同事都去捧场了，原来这省长的秘书跟许多人都是很熟的，我素来怕人多，所以就没有去。
这之后的许多天，人们都在谈论婚礼的排场。
婚礼在省委礼堂举行，由省政府办公厅主任主持，省长和省政府秘书长都参加了婚礼。此外，还有许多的省市要员，据说省委礼堂门口停满了红旗的、奔驰的、皇冠的高级豪华轿车。
人们兴高采烈地赞扬新娘的美貌，新郎的潇洒，那些未出嫁的丫头们，纷纷羡慕新娘的好运。
一种怅然若失的感觉却常常爬到我的心头，同事说我是妒忌她的好运，我却觉得不尽然。因为我说不清我是应该羡慕她呢，还是应该为她感到悲哀。从她身上，我感到对自己未来的担忧。不过我又有几分庆幸，她总归可以住进宽敞的楼房，狐假虎威一番了。
时间过的真快，不知不觉过了五六个月。这期间我们单位搞了一次民意测验，说是作为干部调级的依据。我因为勤快，不得罪人，所以人缘好，大家都说我可以提副科长，我也暗自感到宽慰，心想我这一年的辛苦也没白费，真是公道自在人心。没想到调级结果下来，没有我的份，倒是那些民意测验反映不佳的首长的秘书们个个都调了。我在沮丧之余，想起了陈敏告诉过我的，应该把主要精力放在跟领导搞关系上，我怎么都忘记了呢？不过王东方不是嫁了一个好老公吗？为什么不去求求他呢？只要她的老公打个招呼，我弄个把副科长不是小意思吗？
听说去省委那些干部家里，最好先打个电话，我也不能免俗。如今她已是今非昔比了，不能随随便便就闯进去。
电话打通了，她说很高兴见到我。那口气淡淡的，说不出是真心欢迎呢，还是一般的应付。管它的，去了再说吧。
现在跟她送礼的人多了，大约一条武昌鱼是不足以引起她的兴趣的，我想了半天也没想出合适的礼物，最后只好决定空手去算了。
走进省政府那幢绿树环绕的宿舍楼，一打听，就有人主动领我去她家。
看起来王东方没什么变化，只是显得更加清高孤傲的而已。她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正在跟人谈话，在清晨的阳光照耀下，脸色显得略微有点苍白。
看到我进去，她点了点头，示意我到书房坐下，自己继续跟那人谈话，摆出一副急于结束谈话的样子。
我发现她这新居其实不新，不过是两人原有的家具拚起来的，看上去显得不怎么协调。除了王东方的几个书柜之外，还有几件大约是七十年代样式的老家具，一律是黑红色的国漆的，件件四平八稳，虎视耽耽地注视着屋子里的一切。
王东方的书柜还是装满了她的那些书，只不过让出了一半放了一些马列著作和毛泽东选集和一些政治学习材料之类的东西。王东方的书放得很挤，好象那些托尔斯泰、巴尔扎克在马恩列斯毛旁边待着不舒服似的。
我正独自地胡思乱想的时候，外边谈话的声音越来越高了。
“这个钱我无论如何也不能收。你带回去，告诉你们县长，以后再也不要送钱送物来了，至于你们县里的事，你们该找谁就找谁，以后也不要往我们家里跑。我不管王洪的事情，也不会给他吹枕边风，你们要找他，只管上他的办公室，莫把我的家变成了个受贿的黑窝。”这是王东方那不耐烦地声音。
“好大姐，看我苦苦求你的份上，你就收下吧，要不然我回去县长又要说我笨，不会做事了。你收下，王洪肯定不会说你，说实话，这事儿他知道，要不然我也不敢来。”
“这就奇怪了，他出差了半个月了，怎么知道你们要送礼呢？你说出个道理来，我就收下，不明不白的钱，我是不会收的。”
“我可以告诉你，不过千万不要说是我说的。前几个月，有一个外商到我们省投资，想建一个年产量3000万吨鸡肉的现代化养鸡场，选点的时候，各个县都争，我们县本来是个穷县，交通又不方便，本来轮不到我们，可是王洪帮我们说了话，省长就同意把养鸡场建在我们县里了，这不是我们的大恩人吗？”
“那也犯不上送钱来啊！”王东方摇摇头说。
“别急，你听我慢慢说。这次王洪跟省长一起又到了我们县，他无意中提起结婚花了不少钱，手头很紧，当时我们县长就拿出三千元钱，说是给你们结婚的贺礼，可是王洪无论如何也不收，扯了半天，他只是说让我们有空到省城你们家里坐坐，看看他的新婚夫人。我们捉摸着，他是省长秘书，不方便收受礼物，还是送给你比较好，你又不是党员，不必怕什么纪律检查之类的事，谁家没有个朋友，没有个亲戚六眷的呢？即使是查起来，只不过是夫人收了一点礼物，小意思啦。本来早就要送来的，可是县里的轿车没有汽油了，拖了一个星期，好不容易才弄到汽油，来晚了，你可别见怪，好歹求大姐收下，一来我好交差，二来我们以后有什么事才敢再开口。”
王东方冷笑了一声，说：“原来是这样，你们都做好了笼子，让我钻，把我当了见财起心的小人了。你不知道，我这人有个怪毛病，不是我自己挣的钱，用起来意思不大，莫说是三千，就是三万，在我看来，也跟草纸一样。不用多说了，赶快回去吧，你们是个穷县，三千元可以管十个老百姓一年的口粮呢！拿回去吧，把钱用在该用的地方。”边说，边连推带哄地把那小青年送走了。
她把我领进客厅坐下，问我想喝咖啡还是茶，或是香槟、啤酒。
“你还在喝酒吗？为什么不戒掉呢？”我看着满桌子五颜六色的液体问道。
“对了，为什么不戒掉呢？”她自己问自己。
“我还以为你换上了全套现代化的新家具了呢？人人都羡慕你，说你交了好运。”
她从鼻子里哼了两声，说：“他这个人很守旧，喜欢这种老式的家具。我虽然觉得这黑鸦鸦的东西压得我喘不过气来，可我又没兴趣跟他去争论，也没有力量去改变现状。人人羡慕我，机关里还送我了一个副处长，可我是哑巴吃黄莲，有苦说不出啊！他这个人，表面上满嘴的马列，其实一肚子的自私自利的小算盘，是个典型的新官僚。我跟他没有一点共同语言，在一起呆着一点意思也没有，唯有‘躲进小楼成一统’，这酒和书自然成了我的护身符，它们能使我忘记一切，保持我的清白。我真是不明白，人生究竟是为了什么，我为什么要结婚，我觉得自己似乎是被某种社会潮流和社会习俗推着走到了这一步，如今，我还是被这种社会潮流和习俗所垄断，被裹胁着一步一步走向深渊。”
她倒了满满的一杯酒，一饮而尽，然后厌烦地推开那些酒杯和酒瓶，说：“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很胆怯。想到我的一生，我的将来，我常常不寒而栗。我觉得每个人在这社会中，都象一个正在吐丝的蚕，被强迫着吐出一层层的丝，把自己团团裹住，我不自量力，以为可以凭自己的能力，挣脱这茧壳，结果就象一个带手拷的囚徒，越挣被手拷锁得越紧。”
她挥了挥手，好象要摆脱什么似的，说：“好了，不要谈我的事了，谈谈你自己吧。有男朋友了吗？希望你能找个真心相爱的人，不要象我一样，把自己的幸福葬送在婚姻的枷锁中。”
“男朋友嘛还没有，可是弟弟要结婚，找不到房子，想住在家里，妈妈也支持他，每天不停地唠叨，似乎家里就多了我一个似的，看来我也到了该结婚的时侯了。”
“我不懂，为什么中国人就不能容忍独身和未婚同居呢？至少每个人都应该有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权力啊。”王东方困惑地说。
“大约是因为人口太密，留给每个人的空间太小的缘故吧。”我琢磨着说。
说到人与人的空间，我想起了单位的人关于我的评论和我此行的目的，于是我一五一十地把情况告诉了她，最后特别强调了这次干部调级的不合理。
她笑了，开玩笑地说：“看来你也是无事不蹬三宝殿，跟那些到这里来的人一样，是有所求的。”
我只有苦笑。
“别着急，我相信你说的话都是真的。”她并没有在乎我的不快。自顾自地接着说：“如今官场的黑暗是有目共睹的，可那些人偏要披上冠冕堂皇的外衣，找出种种理由掩盖营私舞弊的真相，真是又想当婊子，又要立牌坊。做了见不得人的事，还要强迫别人歌功颂德，真要命。还不如那些江洋大盗明火执杖地来得痛快呢。这样吧，他们怎样对付我们，我们也怎样对付他们。我今天就跟王洪说一下，让他跟你们的秘书长打个电话，放心吧，肯定很快就能办好。”
从她的家里出来，我已经饥肠辘辘了，她没留我吃饭，大约她对做饭没什么兴趣，看得出，她是在混日子，过得勉强得很。
没想到王东方还真有点两肋插刀的精神，一口答应了帮我解决调级的问题。至于这究竟这属于仗义直言还是不正之风呢，我也懒得去想了，管它白猫黑猫呢，能逮住老鼠就是好猫，这不也是真理吗？
果然没有过多久，我就被提拔为副科长了。我妈看我升了官，也很高兴，不再唠唠叨叨地要我赶快找婆家了。
一晃两年过去了，我的婆家还没影子，倒不是我太挑剔，实在是没什么机会。机关里的同事多数都结过婚，剩下一二个王老五实在是对不起观众，我总不能找一个谁都不要的老鳏夫吧。这期间我们机关又给我调了一次级，升成了正科长，看来王东方的老公还真有点本事，一个招呼居然管了两年多。机关里常常有人问我，我和王东方是什么关系，我说是朋友，他们还不信，似乎还有更深一层的关系，我只好笑一笑，也不置可否。
一天晚饭后，我正在看电视，王东方突然来了。
她的头发乱蓬蓬地，脸色惨白惨白，吓了我一跳。她说想跟我单独谈一谈。我看了看妈妈，就跟她一起出了门，朝江边走去。
天还没有完全黑，隐隐约约能看出江边的野草和远处三三两两的人群。
“我心里觉得烦，想找个朋友说一说，不然我会闷死的。”她的声音里带着苦涩。
我没有吭声，只是静静地看着她。我知道，此时她所需要的是倾听。
“我准备离婚。”
“我早料到了，象你这样的人，怎么可能去维持那样一种婚姻呢？不是自己糟蹋自己吗？”
“我曾经以为我可以维持。但是我错了。”
她走上了江堤，在一块石头上坐下。接着说：“我以为我敢于为了自己而活着，不怕别人说什么，能够我行我素，独往独来，其实我摆脱不了世俗的偏见和诱惑。我的自尊和骄傲令我不愿意在机关里仰人鼻息，于是我嫁给了一个有权有势的人，一心想显示给人们看，我不比别人笨，只要我愿意，我也能做一个人人羡慕的人上人。没想到这种一时的软弱把自己推入了无底的深渊。”
一阵阵江风吹过来，带来些许寒意。她把身上的衣服裹紧了一些，又说：“我忍受不了他的虚伪和油滑的官场作风。他也受不了我的直率和坦诚。”
“刚开始，我努力改变自己，使自己适应他，适应那种对于我来说是新的，其实是旧的，中国社会沿袭了几千年的生活方式。可是没过多久，我就发现我做不到。我看不惯他那作派。机关里人际关系复杂，人与人互相倾轧，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吞了你，他如却鱼得水，惯于呼风唤雨，挑拨离间，落井下石。”
她摇摇头，似乎要抛掉什么念头一般，说：“其实我并不象你想象的那么清高，我知道，如今，他是我立足于这个社会的靠山和基础，我要想在这个社会上活下去，就不能太认真，自己毁掉自己的立足之地。中国有太多的王洪这样的官僚，我要是处处跟他过不去，也等于是跟自己过不去，我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过日子。我甚至试着同流合污，可是我做不到。我太天真，还无法泯灭那个被人们称作良心，却从不把它摆在正确位置上的东西，我忍受不了我内心的自责。这种痛苦比世人的轻视更令我难以忍受。万般无赖，我只好退而求其次，我仅仅求洁身自好，说难听一点，只要有一小块平静的空间，让我能够苟延残喘也就行了。可是连这一点点要求也被他说成是我的不切实际的幻想。他肆无忌惮地粗暴践踏我赖以生存的一切精神支柱。他有极强的占有欲，他要统治这个家的每一寸空间。他不经过我的同意就检查我所有的往来信件，翻阅我的日记。他限制我，不让我听音乐、看书、看电影。他讥讽我的朋友都是一些没用的书呆子，要我按他的需要去讨好某某的妻子，跟某某领导跳舞。我试着跟他谈，试着在我们中间划出一块互不干扰、互相尊重的个人空间，可是他不同意，一谈就绷。我不死心，找机会再谈，他却丝毫没有让步的意思，反而责怪我不懂的人情世故，生活在虚幻的海市蜃楼中。到后来，我渐渐心冷如灰了。我们之间越来越冷淡，都觉得对方是家里多余的人，有时一连几个月一句话也没有，可他仍旧要在众人面前竭力装出得亲亲热热的样子，晚上仍旧要满足他那无厌的性欲。我不能明白，既然两个人如同陌路，他怎么能够象畜生似地在我身上寻求性满足。”
“一天半夜，他回到家里，照例强行在我身上发泄了一番之后，我再也睡不着了。在黑暗中，我的脑子里不停地翻腾着，刚刚发生的每一个细节都让我作呕，我真不知道这样的夫妻生活对于我还有什么意义可言。他所要的，不过是一具发泄性欲的对象，这躯壳既可以是张三，也可以是李四，甚至是任何一个有着漂亮脸蛋的女人。可悲的是，偏偏他这样的人，才能在社会上左右逢源。我以为，我依附于这样的一个人，可以使自己躲进避风港，逃避人生的压力和挑战，其实我很可耻，我堕落得比娼妓还不如。娼妓只不过是短时间地出卖肉体，换来金钱，我却是长时间地出卖肉体和灵魂，换取荣誉和地位。”
她的眼眶里充满了泪水，望着滔滔的江水，沉默了一会儿，说：“‘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婚后的日子，充满了羞耻、厌恶、卑鄙和委屈求全。他极端地自私，毫无怜悯之心地追求自己的性满足，使我的神经受尽了折磨。我竭力忘掉这一切，我真希望自己什么也不要想，能够浑沌蒙昧地过一辈子，可惜我做不到。也许我的性格注定了我的悲剧命运。可是既然上帝让我降临到这个世界上，就说明我有存在的价值，我就要活下去。我不想再勉强我自己，我要对得起我自己，我得打起精神，再搏一搏。”
“现在好了，我已经提出了离婚申请，他也同意，估计不久就能办完。我希望现在还不算太晚，还来得及重振我对生活的信念，找回我的自尊和人格。”
我目瞪口呆，看着她凄清中流露出几分成熟和顽强的眼睛，勉强挤出一句：“可是结婚以前你不是已经偿试过那种生活方式吗？”
她伤感地说：“是啊，也是荆棘丛生。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但至少我还有更多的自由。离婚以后，我打算换个环境，离开这省直机关。否则我只有发疯这一条路了。”
“你找到退路没有呢？”
她茫然地摇了摇头，便沉寂了。
几天以后，王东方离婚的消息便传开了。关于她的议论又蜂涌而起。有的说她傻，放着康庄大道不走，走那窄窄的独木桥。有的说她很阴险狡猾，在自己政治上倒霉的关键时刻，跟一个有权有势的人结婚，洗清了自己政治上的干系，又混了个副处长，等工资加到手，就把老公一脚踢开，以后说不定还会找一个更高的官结婚呢。有的人似乎比较理解她，说她这种人是不屑于为了一个副处长去结婚的，她结婚恐怕是想消除一个老姑娘对单身的恐惧，离婚恐怕是一个老姑娘性变态的反映。更有人高瞻远瞩地说，这是当今女大学生的通病，高的不成，低的不就，不能好好为人妻，更不能好好为人母。这叫做女大学生症候群。
有些好事的人常常要我透露一些她结婚离婚的内幕，我一概摇头。
我不想参与他们的议论，因为我知道，不论我说什么，都满足不了他们的好奇心。如果硬要跟他们解释，说不定他们也会把我归于女大学生症候群或老姑娘综合症之类。
还是省点力气吧，我还要在机关混下去呢。
当我混混噩噩地过日子的时候，王东方给我来了一封很短的信。她还是改不了老习惯，不愿意打电话，这次大概是不想给我回话的机会，再听到我的什么忠告吧。信中写道：
“当你打开这封信的时侯，我正在飞往太平洋的彼岸。
你不是要我找退路吗？我已经找到了。
可是我仍旧不知道这一次找得对不对。不过，至少在那里我可以不受舆论的影响，保持我的自尊与人格吧。
不过，也许这又是一个梦呢？”
我也不知道，望着蓝天上飘浮的白云，心里画了一个大问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