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眼看见她的时候，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我们之间一定会有某种事情发生。后来我知道，她叫柳青。

我坐在中国大饭店的大堂里，等那个外国人的到来。

临出学校的时候，我和那个外国人通了一个电话，他告诉我他住香格里拉，七点钟会在房间里等我。的车快到紫竹院的时候，我猛然想起他给我的电话号码，才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常识性的错误。电话号码指示他住的饭店在朝阳区，他所说的香格里拉不是常说的紫竹院以西的香格里拉饭店，而是由香格里拉集团管理的中国大饭店。的车掉头奔大北窑，一路堵车，到中国大饭店的时候，已经七点半了，那个外国人不在房间里。我急着要看小说，而且要对姐姐负责，再说我也不想把死沉的草莓糕带回去，我决定在大堂等。

中国大饭店的大堂和别的五星级酒店的大堂没什么两样：门口北洋提督打扮的门卫，拿破伦时期法国士兵装束的行李员；大堂里金光闪闪需二人合抱的柱子，走来走去、旗袍开得老高的服务小姐，英俊而呆傻的保安，牛逼闪闪、一脸假笑的大堂经理。

大堂里供客人休息的地方分两部分，中间用隔断和绿色植物巧妙而清晰地隔开。一部分红地毯铺地，小园桌上细颈花瓶，斜插一支半开的新鲜玫瑰。旁边一块空地，一架乳白色钢琴，琴前小姐一袭白衣，一肩黑发，尽心尽责地乒乒乓乓弹着什么。身材高挑的服务生穿梭走动，摇曳生风，你坐在矮矮的园沙发里，可以不经意地瞥见旗袍前后两片有节奏的开合。

这部分是有最低消费的，也就是说你必须愿意花三十元喝一杯品质不逊自来水的饮料。喝半口之后，身材高挑的服务生摇曳生风，称你一声“先生”，问你要不要再添点什么，看你到底傻到何种程度。

我坐在另外一部分，等那个外国人。这部分鼠青色地毯，鼠灰色坐椅，茶几上只有塑料烟缸，一位身穿鼠兰色制服的老年妇女间或来换烟缸，不是出于尽心，而是怕随手扔下的烟头伤了地毯，时刻提醒一下烟缸的存在。

一个女人坐在离我不远的一张椅子上，仿佛也在等人。我们习惯把女人叫做女孩，这个女人却怎么说也不是女孩了。

我对一些神秘过程充满敬畏，比如人的感知。好些本书，都挺有名的，看了、忘了，没有任何感觉，仿佛每天的三餐，吃了、拉了，身体似乎毫无变化。但是间或一两行云飞雪落的字句却会让我魂飞魄散，就象半杯牛奶就会让我的肚子翻江蹈海，我天生缺乏乳酸脱氢酶。

比如“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如今是一样的月夜，身上还是那件她靠过的衣服，上面还有一颗扣子是她缝上的，几年前的那天，她是怎样笑的？怎样一种甜美？她吹箫的时候，头发是怎样向两边仔细分开，露出清晰的发际？她低头的时候，迂回过衣领，我看见的是不是半抹乳房的痕迹？不能想下去了，千年前的字句，如今还是看得心里胀胀的。我从我的初恋那里最后一次骑车出来之后，就再也不敢听那首《晚霞中的红蜻蜓》，“晚霞中的红蜻蜓，你在哪里呀？少年时候遇见你，那是哪一天？”怕自己听了之后，想打电话，问问她，知道不知道答案。

那个女人就简简单单地坐在离我不远的椅子上，却不容分辩地让我心神不宁，我觉得莫名其妙，既而惶恐起来。我用尽全身力气，装做色迷迷地盯着远处摇曳的旗袍们。但是那个女人还在我眼睛的余光里，简单而固执得象一个阴谋，我似乎知道为什么说有些人是危险的了。她穿了一套蟹青色的套装，白衬衫，紫藤图案镶领边，泪滴形的紫晶耳坠；意象中似乎明成化年间的青花瓷器。头发齐肩，眉眼清楚，说不上哪点特别好看。脸仔细做过，细节经得起推敲，粗扫过去又没有什么刀笔痕迹。我对衣服料子、女人弄头发或是做脸的汤汤水水瓶瓶罐罐、刀枪剑戟斧钺钩叉一无所知，总感觉那是些艰涩隐奥的学问，比有机化学、结构化学等等，难多了。但是我知道这种经意的不经意，最见功夫，最耗物力。姐姐总说，除了一张恶嘴之外，我还有一双很毒的眼睛，知道好坏。她出国以前，酷喜逛街，“衣食住行，行头最重要”。她的新旧情人都不方便的时候，她会强拉上我，我眼睛随便扫上去觉得不错的东西，都会让她的小胖钱包瘪成小老太太卸了假牙的嘴。“看来还得出国，挣些洋钱。”姐姐感叹。

那个女人不紧不馒地抽着一支烟。有些女人偶尔抽烟或讲一、两个脏字，云飞雪落的一两点风尘气，能让人莫名地兴奋，所以男的会间或怂恿，仿佛用筷子沾了白酒，点小孩子的嘴。打扫卫生的大妈肯定没有这种低级趣味，大妈换过烟缸，在吸烟女人看不到的时候，露出很厌恶的表情。老人们似乎都认为，男人抽烟，是要保持头脑清醒，写论文，写报告，考虑国家大事之类；而女人抽烟，不是在想招男人便是在想念老相好。

那个女人忽然把手里的半支烟捻灭，起身向我坐的方向走过来。

“这儿有人坐吗？”她一指我身边的椅子，问我，语气平静，声音挺好听的，象是呼机台某些训练有素的小姐。

“没有。”我说。

“我能坐一会儿吗？”

“当然。”反正我在等人，没有别的事情做。

她简简单单地坐下，我平静一些，闻到她淡淡的香气。这是最近的时尚。喷上以后，自己闻得到，离自己近的人闻得到，别人就闻不到了。不象以前，香气袭人，当头棒呵，迎风七里。以前的那种工艺，改做卫生间清新剂了。

“不好意思。我在等人。你知道，在这种地方，如果一个不太老的女人单独坐着，长时间无所事事，别人难免会对你有那种看法。”她说话是，有种少见的亲切，我忽然感觉很放松，觉得我们是一伙的。

“而且还时常左顾右盼，叼根烟卷啥的。”我放松之后，话就会多起来。

“职业妇女。”她又点上支烟。

“很职业。”

“个别人这么想，那样看我一两眼也就算了。”我脸好象红了一下，好在我黑，不显。她接着说：“打扫卫生的老太太也那样看我好几眼。我才抽了半支烟，她来换了五次烟缸。真让人受不了。”

“也该理解一下大妈的心情。可能不是为了生计，大妈现在还是街道居委会副主任呐。牵着孙子，带着红箍，虎踞一方。那种大妈看见你，不止是多看你几眼就完了。会逼你控诉苦难身世，劝你早早回头，不然不进公安局也得进医院。你表现得听话一点，大妈没准还会给你介绍个在街道企业的工作，或者一个跟家里人过了大半辈子的老实小伙子。”我有时候，对有些人，话会突然很多。别问我为什么。我不知道。但是我总体来说，是个既羞涩又笨拙的人，常常不知道手脚如何摆放。

“所以和你坐一块，好象你是我的同事，我们一起在等人，让别人少些乱想法。”

“别人不会认为我们是和在一起操那种职业的？我扮演穿针引线的角色？”

“别开玩笑了。你看上去，很纯的。”她笑了。我在学校里(我好象一生下来就撅着嘴在上学了，至少记忆中是这样的)，从小到大，都被那些正义感比较强的老师同学看成是罪恶源泉或是邪恶势力之一。这是我第一次听人说我纯。我摸了一下下巴，可能是刚洗过澡，刮过胡子的缘故吧。姐姐总讲，我洗澡前后判若两人，从一个黑脸坏孩子变成一个脸还不太黑的坏孩子；以后去见欣赏小白脸的姑娘之前，一定要洗澡。

“打扫卫生的大妈可能不仅认为你是操不良职业者，而且不是一代名花。”我不想和别人讨论我是否纯洁，就换了个话题。

“没坐在收费区，说明付不起二十元的最低消费；老半天没人答理，自己抽闷烟，说明工作能力不强。”她顺着我的眼神看了一眼远处的旗袍们，随即明白了我的意思。在学校里，我常常在中午吃饭的时候开个玩笑，听的人上完晚自习、洗漱完毕、准备睡觉前没准想明白了，跑过来说真有意思或骂我低级趣味或发誓把我打成茄泥。具体什么态度，取决于他是不是被骂的。

“真正的职业妇女是什么打扮？”我有些好奇，偶尔听哥哥们谈及只言片语，不真切。

“不太清楚，一身黑？不太清楚，没有经验，你将来或许能告诉告诉我。我又瞎说了。”她又笑了笑，眼角一些不太容易察觉的皱纹仿佛风过水面，浅浅的水波。

“或许不一定是衣服，而是表情。”我说。鸡总是一个挺令人兴奋的命题，就象读书读到秦淮、青楼、云雨、交接、那话儿之类，很难犯困。

“你看她一眼，她看你一眼。”

“你又看她一眼，她又看你一眼。”

“然后搞定。”

“但是偶尔也有麻烦。想起个笑话讲给你听。也是一男一女，也是在一家饭店里，也是互相看了对方几眼，两人搞定。到房间里，云雨既毕，男的去冲个澡，女的在外边问：‘怎么付钱？’男的在卫生间里说：‘好说，你放在桌子上就好了。’”

“原来是同行。”她笑，眼角的水波更深了。

“我等的人好象来了。”我在人群中发现一个状如饭店保安的外国人，我想一定是我等的人。姐姐说他长得高大威猛。

“我得走了。”我冲她笑了笑，起身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