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第二次目睹死亡。生命在结束时，才如烟花开的那一瞬间，再怎么卑微的生命也会有人伫足看它的消逝，然后天空黑黑的，烟花不见了，大家继续自己的事。

高中时，有一个女同学头一天还在课间操时趴在桌上睡觉，就在我侧前方。我问她怎么也没去做操，她说她头昏。我说我也头昏。我们俩趴在桌子上，相距不过一米。窗外是上千学生在整齐划一的伸手抬脚，生命欣欣向荣的样子。下午她请假没来，第二天早上我进教室

的时候看见有几个女同学在哭，她死了。得的是急性脑膜炎。好多同学进教室时都哭了，哭了后每个人都马上急着去打疫苗，连年级里从来都没有见过那个女同学的人都参与了集体打疫苗的活动。据说脑膜炎属于传染病。虽然都知道在17岁的时候还得急性脑膜炎是很不正常的。哭完了，打完针了，接着上课。教室一如既往的安静，每个一张课桌依旧是一块小小的田地，每个成长中的孩子都在辛勤地耕耘，把青春和未来都默默的埋在里面，耕种未来。

那一年我17岁，我亲眼目睹了一场死亡。我明白了《说文解字》对死的解释，死，人所离也。

死亡是残酷的事情，这残酷让我知道没有任何一个生命与另一个生命有着真正息息相关的联系。不过是离开，生活总在继续。花还是开，雪还是下，欢乐和悲伤还是继续。

刘莎莎的死再次证明了我的想法。大家很快从悲伤的情绪里出来，将兴趣转移到她自杀的原因上去了，这似乎比一个人死亡的本身更具有吸引力。我听着她们兴致勃勃地猜测她到底是因为被男人甩了而自杀还是因为长得太黑自卑而自杀，唾沫横飞里有彻骨的寒意。

那天中午我们正在午休，被一阵凄厉的哭声给吵醒了。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在大声的号哭，那种抑制不住的巨大悲痛在两个成年人的哭声里显得格外凄厉。哭声碰撞到公寓楼的四面白壁，在狭窄的空间里交错，回荡，重叠，让人无法逃避，就那样刺到你的心里，击中你心里最柔软的角落。哭声里还夹杂着一些听不懂的方言，大家纷纷穿起衣服，各个寝室的门陆续打开了。起先大家只是站在门口探望，慢慢地都围了过来。

这是所有的人第一次见到刘莎莎的父母。当年她上大学时，据说是一个人来的，她对别人解释是父母生意非常忙，给钱让她自己坐飞机过来的。然而，在她死后，在她永远也不会再面对我们的时候，我们看见了她的父母，做生意的父母。

黝黑的皮肤，脸上是刀刻般的皱纹，五月的天了，他的父亲还穿着中山装，脚下穿着解放鞋，头发很有点长了，灰扑扑的白。她的母亲长得非常瘦小，干涸，像一个行将就木的老者那样。第一眼，看到他们，我明白了一切。内心巨大的悲痛翻涌着，跌宕着，头脑一阵一阵的眩晕，胸口像是被什么堵住了，沉闷和压抑得几乎窒息。

大家面面相觑，都被事实，被刘莎莎转身而去后，身后的无情的事实吓住了。

她的父母哭得那样真实，就是那种原始的悲痛，放声地哭出来，撕心裂肺班般地疼痛，完全没有办法掩饰，也学不会掩饰。哭嚎声夹杂着刘莎莎的名字，在走廊里，在房间里冲撞，急切的想找个出口。可是，没有出口。悲伤聚集起来，直到我们都不堪忍受。

有女同学开始跟着流泪，慢慢的很多人都哭了，跟着小声啜泣。

我不知道这世界上还有多少这样大学生，有多少这样的父母。可是我相信每个学校都会有。每天都看到太多光鲜的面孔在校园里穿行，游弋于教室酒吧，网吧，迪厅，他们夜夜笙歌，他们寻欢作乐，他们把大把大把的青春扔在电脑游戏里，扔在迪厅酒吧里，他们学着一切出身于富贵家庭的孩子那样挥霍，他们交女朋友借钱应付恋爱开销，拿着父母给的几千元学费却年年都有功课不及格，拿着父母挤出来的几百元生活费心安理得的花，以维持自己的面子，支撑自己的虚荣心。而身后，有两张包涵期待的脸，有两双望眼欲穿思念的眼神，有两个含辛茹苦的父母，日日夜夜想着盼着，然后辛苦劳作着，想着争气的儿子女儿，盼着他和她出人头地，起早贪黑地为那上万元甚至更多的学费生活费而日夜劳作。这些父母有的是在农村，一年到头面朝黄土背朝天，家徒四壁；或者父母都没有工作，半夜两点起来做些早点；或者在城市里摆点小摊，一分一厘的与人争，还有忍受城管时不时的暴力执法。他们一年到头也不会买什么新衣服，他们一辈子也没有去过任何娱乐场所。

太多。太多含辛茹苦的父母。而这些是我们在学校里看不出来的。每个年轻的面孔在人前都是神采飞扬，膨胀的虚荣心日日夜夜挣扎着甩掉身后的一切，遗忘了身后的那双眼和辛勤劳作的那双手。他们还没日没夜拼命掩饰这一切，怕同学知道自己的贫穷，怕同学鄙视自己的困窘，怕被人瞧不起，怕被人说寒酸，装有钱，装潇洒，装挥霍，装不比谁差。大学四年就在这种毫无意义的虚荣中磨掉了。

虚荣不是错，当虚荣成为堕落的借口时，它就成了万劫不复的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