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安康家在坝子村的西边,门口有一口池塘,池塘边两棵老榕树,榕树下放着大大小小的石头,一看就知道,这些石头是做凳子用的。进门一个小小的天井,天井里零乱地放置着农具。对着天井的是两间平房,房间狭长,大约二十多平方米。屋子里开着一扇小窗,木头做的窗棂和窗门。白天光线很暗,晚上开一盏节能灯,也是朦朦胧胧的。站在门口看,可见青砖、红瓦、青苔,可以看出,这间屋子已经有些年头了。
廖远山吩咐把车停在村口,和周纪刚走路进村。周纪刚对这里很熟悉,七拐八拐,就到了牛安康家门口。月色很好,远山如烟,池塘像一面镜子,又像一匹绸缎,含蓄而温和。廖远山仰头看着老榕树,围着树转了一圈,然后,把双手放在斑驳苍劲的树干上,感受老树的温度和沧桑。
周纪刚拍了拍一块石头,对廖远山说:“这些,都是黄腊石。这么光亮圆润的黄腊石,在丰安也不多见了。”
廖远山摸了摸石头说:“我知道这种石头,质地非常坚硬。”抬头看着池塘,感慨地说:“这么好的月色,已经好久没见过了。”
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两个十岁上下的小女孩,在榕树下玩跳格子,一边跳,一边唱起了歌谣。
上午轮子转,
中午盘子转,
下午骰子转,
晚上裙子转。
廖远山起初没听清楚,见两个天真活泼的小女孩很可爱,以为他们在唱当地的儿歌。仔细听下去,才听明白了。
一个女孩唱——
一等人,掌实权,批条画圈就来钱;
二等人,是官倒,倒了批文倒指标;
三等人,有后台,弄点名堂就发财;
四等人,大盖帽,吃了原告吃被告;
五等人,交警队,马路旁边吃社会;
六等人,管车船,马达一响就要钱;
七等人,当导游,年年月月吃回扣;
八等人,干个体,宰了老张宰老李;
另外那个女孩突然拉她一下,不让她往下唱,说要一人唱一半。接着,她跳一步唱一句:
九等人,当电霸,不给好处就抽闸;
十等人,手术刀,拉开肚皮要红包;
十一等人,管收税,不塞票子你倒霉;
十二等人,是教师,一年四季欠工资;
十三等人,老大哥,工厂关门没吃喝;
十四等人,耕田佬,交了粮食收白条;
十五等人,是盲流,不知何处是尽头。
周纪刚吃惊非小,想请廖远山离开。可是廖远山听得很认真,周纪刚只能在一旁干着急。
两个女孩发现了他们,并注意到廖远山在看着他们。小女孩停下来,害羞地看着廖远山。
廖远山蹲下身子,用柔和的声音对两个女孩说:“小朋友,唱得真好。几岁啦?”
一个女孩说:“我十岁,她八岁。”
八岁女孩笑嘻嘻地说:“她是我姐姐。我,是她妹妹。”
廖远山和蔼地说:“原来是姐妹俩。在哪读书呀?”
女孩瞪着清澈的大眼睛回答:“中心小学。”
廖远山亲切地说:“我来猜猜。”指着姐姐说,“你读三年级。”又指了指妹妹说,“你读二年级。对不对?”
两个女孩高兴地拍手叫起来:“你怎么知道的呀?”
廖远山装做俏皮地说:“我当然知道喽,我会猜。咦,刚才你们唱的歌很好听,还有吗?”
妹妹抢着回答:“有,有很多。”
廖远山问:“都唱给叔叔听听,好不好?”
两个小女孩轮流上场,亮开嗓门唱开了。姐姐先唱:
干部下乡,鸡鸭遭殃;
小车一响,村长心慌。
妹妹接着唱:
村骗镇,镇骗县,一级一级往上骗;
尽管大家心里明,还是一直骗到国务院。
周纪刚靠近廖远山,想说什么。张了张嘴,没有说出来。廖远山笑笑,问他:“好听吗?”
周纪刚顾左右而言他:“也不知道两个小鬼在哪学的。”
廖远山问:“小朋友,这歌叫什么名字?在哪学的呀?”
做姐姐的回答:“在学校学的。好多人在唱,就跟着唱。我不知道歌名叫什么。”
周纪刚问小妹妹:“你叫什么名字?”
小妹妹说:“我叫牛盼弟,我姐姐叫牛连弟。”
周纪刚问:“哪个是你们家呢?”
小妹妹用手一指旁边的屋子,说:“喏,就这。”
廖远山和周纪刚目光交汇了一下,彼此心照不宣。
廖远山说:“原来,你们是康伯的孙女呀,我们正要找他呢。”
连弟盼弟姐妹俩很高兴,连忙把两人往家带。进屋一看,牛安康却不在。
连弟说:“阿公喂猪去了。我去叫他。”
廖远山拉住连弟说:“别急,我们在这等他。”
屋子很窄,光线暗淡。连弟从床底下拖出一张小板凳,请廖远山坐。周纪刚把堆在床边的衣服杂物往里推了推,坐在床沿。周纪刚是大个子,一百六十多斤的体重,一坐下,屁股底下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
连弟很懂事。从墙角拿过一个热水瓶,灶台上取两个碗,又在桌子的抽屉里翻找了一阵,握着一把茶叶,分别放在碗里,倒上水。给廖远山和周纪刚一人端一碗,乖巧地说:“叔叔,你喝茶。”
盼弟搬过一台小电风扇,对准廖远山,打开开关。
屋里最显眼的摆设是两张床铺,一大一小。大的是带顶的老床,床眉上雕刻着图案。油漆已经剥落,看不出本来的颜色。床脚用青砖垫起,有一边断裂了,用木料重新接驳过。并排的一张小床是用两块床板架起的,床板下面,两头各放一条长板凳。两张床都铺着竹席,油光闪亮。大床的竹席中间破了个洞,用一块黑色的布片缝了个补丁。看得出来,蚊帐原本是白色的,时间长了,变得黑不溜秋,有几个地方打着补丁。
靠近窗口的地方摆着一张桌子,上面散乱地放着一些东西,有小孩的作业本,万金油,还有几个瓶瓶罐罐。进门右手边有一个灶台,灶台边有一张小饭桌。水泥地板油黑,灶台边上黑呼呼一大块,像是什么汤水洒的。抬头看,半边木阁楼,中间一根横梁。横梁上钉一根铁钉,吊下来一根拇指粗的光管。最显眼的是屋子正中央墙上贴的毛主席像。
廖远山心里仿佛有千万只蚂蚁在咬,又仿佛被一块巨大的石头压住,说不出的难受,难以言表的沉重。他做梦也没有想到,在南方这么一个丰饶富足的省份,还有这样贫穷的人家!而从这里到省城,也就一百五十公里的路程。他读书的时候,北方来的同学常常以为南方没有穷人,大家的生活都很好,很有钱。即使不富裕,也不可能贫穷。他从小生活在大城市,上学、工作都没有离开过省城,生活条件优越、富足。到丰安之前,他看过一些资料,知道丰安是个山区县,经济相对落后,民众生活水平相对低。然而,他理解的是,即使“相对”三角洲富裕地区差,也不会差到哪去。看牛安康家,全部家当加起来,恐怕也不值四百元,除了那台小电风扇外,那些早就被城里人淘汰的普通电器,再也看不到一件。似乎这场景不是在新世纪曙光初露的今天,而是在二十年前。甚至在三十年前!
“叔叔,热不热?”乖巧的连弟知道小电风扇不顶什么用,忙拿出两把扇子,递给周纪刚和廖远山。屋里闷热非常,蚊子在眼前飞来飞去,逮着机会就咬,轰炸机一样。不一会,廖远山和周济刚已经满头大汗。
外面传来一阵歌声,谁家的录音机在播放《春天的故事》。
春雷啊唤醒了长城内外,
春辉啊暖透了大江两岸,
啊,中国,中国,
你迈开了气壮山河的新步伐,
你迈开了气壮山河的新步伐,
走进万象更新的春天。
盼弟说:“我也会唱。”
“这个录音机,原来是我们家的,我叔叔的。”连弟对廖远山说。
廖远山惊问:“那怎么又给了别人呢?借给他的吗?”
连弟解释说:“我叔叔考上大学,要缴学费,卖了。还有,我们家的牛也卖了。”
突然,门口哐当一声,随即传来一个老太太的声音:“连弟,盼弟,又没做作业呀!两条懒虫。连弟,早跟你说了,做好作业,就把猪菜剁了。”
盼弟叫着:“阿婆,家有人来了。”
阿婆用袖口擦了擦眼睛,倚在门框上,看见屋里的两个陌生人,有点不自在地说:“噢,两位同志哥来了,坐,喝茶。”
阿婆看上去六十来岁年纪,蓝衫黑裤,瘦小,背有点弯。
廖远山问:“阿婆,两个孙女跟你们一起住吗?他们的爸爸妈妈呢?”
阿婆说:“出去打工了。在家没钱,孩子上学都供不起,不出去怎么办?这个村子的年轻人都出去了,剩下的,都是老的老,小的小。”
廖远山问:“那他们的田呢?不种作物了?”
“怎么不种?”阿婆说,“反正我们两个老的还能动,一起种上了。不种,吃什么呀?”一边说,一边点火烧锅,开始弄吃的。
刚说到这,老牛筋牛安康进来了。“跟谁说话呢?”牛安康随口问。
廖远山和周纪刚站起来,看着牛安康。周纪刚说:“康伯,我是公安局的周纪刚,我来过的,还记得吧?”
“我儿子逃计划生育那阵,来抓个我。记得。”老牛筋不愠不火地说。
周纪刚有些尴尬,咧嘴笑了笑,指着廖远山介绍:“这位是……”
“县委书记,认得。”牛安康接口道。
老牛筋拖过一张矮凳,坐下了。先给廖远山和周纪刚倒水,然后,慢悠悠地问:“你们,吃过了吗?”
廖远山有些意外。原本以为,牛安康见了他们,会有抵触情绪。现在,牛安康却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牛安康说:“没吃过的话,一起吃。”
廖远山说已经吃过了,要他们先吃饭,吃完饭再说。
阿婆在锅里哗啦哗啦地炒菜。一会,端上来一碗炒白菜,一碗酸菜。连弟给每人盛上一碗地瓜粥,老少四口,围着饭桌吃起来。
屋里闷热难当,周纪刚低声对廖远山说:“廖书记,我们出去坐吧。”
走出屋子,坐在池塘边的石头上,廖远山一直看着前方,默默无言。
不知过了多久,牛安康把饭桌搬了出来,摆上茶碗。阿婆端出一盘炒花生,招呼客人喝茶,吃花生。几个人默默地坐着,看天边的月亮。
廖远山打破沉默说:“康伯,听说你家孩子在中山大学读法律,真不简单。”
牛安康重重地叹口气说:“唉,结婚生孩子上大学,都是名声好。谁不知道,现在上大学,难啊!”牛安康点上支烟,叭哒叭哒嘬了几口,“我四个孩子,两个儿子,两个女儿。女儿长大终究要嫁人,书念多念少不打紧;两个儿子,大的念到初中毕业出外打工,挣了点钱,加上家里年长日久积攒下的那么一点儿,盖了两间新房,让他成了家。在我们这里,儿子成家后就要另起炉灶,跟老子分开过。小儿子爱念书,一门心思在书本上,从小就梦想上大学。不让他继续念,怎么也拗不过他,只好随了他的意。心想,兴许考不上呢,考不上就好了。没承想,小子还真的考上了,还是名牌大学,还是念的法律。你说这怎么办?总要让他上呀!可是,通知书一来,我的老天,五千多!我一年就种几亩地,收的粮食刚够吃饭,大儿子盖房子结婚生小孩,还借了债,到哪去找这么大一笔钱?本来为了准备孩子上大学,我那几年靠亲戚帮忙,借钱承包村里的鱼塘,又买了一窝猪崽养着,想好好辛苦几年,多少预备点。谁能料到,老天不开眼呐!”牛安康喉头哽咽,悲伤难忍。停顿了好一会,才接着往下说,
“一天下大雨,半夜鱼塘缺口,塘里的鱼跑个精光。没多久,猪感染上了瘟病,全都死了。人算不如天算,我们能算得出鱼苗的价格,能算得出猪苗的成本,可是,我们算不出天灾人祸啊!想想这些年,怎么都不顺,日子越过越穷,越过越窝囊。小子心里也不好受,见家里拿不出钱,就准备不念书了,跟他大哥出去打工。可是,孩子根本不愿意打工,他是想上学啊!看着孩子那么委屈,我心一横,又找亲戚熟人借钱去了。东借西凑,好不容易,把孩子送进了学校。唉,你说说,我老俩口,辛辛苦苦一辈子,拼死拼活,到头来,却供不起一个孩子上大学。要是我能做点生意,或者当个村干部什么的,日子也不会这么艰难。我没本事,我无能啊!”
周纪刚给牛安康端上一杯茶,安慰说:“康伯,别着急,慢慢说。你已经很有本事了,孩子过两年毕业,有工作了,就好了。”
牛安康喝了口茶水,悲痛地说:“你们也看到了,我家穷,我家什么也没有。可是,我要告诉你们,在坝子,在南水,在丰安,日子比我难过的,还有很多很多。我辛苦一辈子,供不起一个大学生。但是,又有多少人供得起呢!”牛安康说到这里,两眼淌下了浑浊的泪水。突然,他看着廖远山,痛心地说,“你们总是在说,现在的农民收入高了,生活好了,你们只看到那些好的,那些有钱的,只看到多少新房,多少电视机。是的,有钱的人,日子过的比以前好的人,是有的。他们怎么发财的?钱怎么来的?我不知道。我是个老老实实种田的农民,要问我有什么感觉,我会实话实说,大多数农民还是很苦很难。你们只会在办公室里看报告,为什么不自己下去走走,自己下去看看呢?”
周纪刚说:“这不,廖书记不是下来了吗?”
廖远山眼睛潮湿,喉咙上下动了动,说不出话来。他是一个书生,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对民间疾苦的悲悯和怜惜,对他的思想有着深远的影响。他一直认为,自己是个有着民族忧患意识,很渴望为民族、为民众做一些事情的人,也是个正直而纯粹的人。老农民牛安康的一席话,犹如千斤重锤,一下一下敲击在他的心上。
牛安康情绪激动地说:“是的,下来了。我知道你们为什么下来,知道是什么风把你们刮来的。不就是为了那块地吗?对,我是不愿意,我是带头闹事,我是跟政府作对。你们想怎么着?拉我坐牢吗?把我枪毙吗?我一个穷人,一条老命,无所谓!但是,我还不是一个‘穷’字逼的吗?我愿意跟政府作对吗?哪个老百姓不知道,跟天斗跟地斗,也不能跟政府斗!我不是傻逼,这个道理我懂!”
“康伯,别说了!”周纪刚摆手制止。
廖远山一挥手,说:“不,康伯心里有话,让他说。都说出来,我们听听也好。”
牛安康突然握住廖远山的手,声泪俱下地说:“廖书记,今天要不是你,我这会已经在牢里了。我这老命,兴许也只有半条啦!”
廖远山紧紧握住牛安康的手,触摸到老人手上粗砺的岁月痕迹,真诚地说:“康伯,真的对不起!我这个县委书记没当好。我以我个人的名义,再次向您道歉,请您原谅!”
好一阵子,牛安康松开廖远山的手,抹了抹眼角,笑着说:“我今天怎么啦?我都说了些什么呀?”
廖远山真诚地说:“康伯,您说得很好。我要感谢您,真的。我很想多了解一些情况,多看看真实的丰安,也一直有个愿望,来看看您。”
“看看我?”牛安康有些奇怪。
廖远山点头说:“是的,看看您。虽然你不认识我,可我早就认识你了。”
牛安康摇头说:“不对,是我早就认识你了。在电视上。你可是到过我家的最大的官。”廖远山的诚恳、真挚、平易近人,让牛安康很感动。
廖远山爽朗地笑着,把目光投向远处,充满诗意地感慨:“多好的月光,多好的清风。”转头看着牛安康问,“想知道我为什么来丰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