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史制度有下列五个特点：�

第一，刺史为中央派遣常驻在监察区的监察官，设置固定治所，便于就地监察和吏民检举告发。�

第二，刺史隶属御史大夫所属的御史中丞，纯为监察官性质，对于所监察的郡守等二千石地方官，没有上下级关系，也没有相关的利害关系，做到了《商君书·禁使篇》所说“监”与“官”的“别其势”，权势各自独立而分开，便于发挥监督和检举的作用。�

第三，刺史只是监察而不是行政长官，它和秦代有兵权、人事权的监御史不同，而且刺史有规定的监察范围。�

第四，刺史秩卑、权重、赏厚，使便于监督察，乐于劾举。�

第五，刺史定期巡行所部郡国，叫行“行部”。通过“行部”可以考察守、相治迹，广泛接触吏民，了解下情，因而对守、相的劾举，往往有事实依据，可以击中要害。�

设置刺史确是当时比较有效的监察制度。�

汉武帝在创设刺史之后十七年，又设司隶校尉。司隶校尉本为督捕诛杀巫蛊而设，后来就督察三辅、三河、弘农，成为类似刺史的官职。武帝也还为临时发生的天灾或事件，派出使者“巡行天下”，先后有四次之多。此后长期沿用这种制度。这种临时派遣的使者所担负的任务，多数属于慰问救济性质，所谓“存问致赐”；或者附带督察吏治，选拔人才，所谓“举贤良”、“举茂材异伦之士”、“举淳厚有行能直言之士”等等；或者着重平反冤狱，例如五凤四年（前54年）“遣丞相、御史掾二十四人循行天下，举冤狱，察擅为苛禁深刻不改者（《汉书·宣帝纪》）。鸿嘉元年（前20年）“临遣谏大夫理等，举三辅、三河、弘农冤狱（《汉书·成帝纪》）。这些平反冤狱的使者就带有监察性质。］�

［武帝之孙宣帝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武帝所行之政术，外儒内法。所谓王道，即董仲舒所说“孔子主立新王之道”，（春秋繁露·玉杯）。王道，即国家主义。诸子皆私学，而儒学乃王道也。霸道，法令权术也。］�

贺昌群云：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表面上为儒家思想，实际上则为儒道法三家所综汇。�

儒家之王道，道家之无为，法家之循名责实，信赏必罚，这三者是构成中国政治社会的三位一体的基本要素。中国古来第一流的政治家，莫不兼有这三种精神。如果缺少一种，或偏重一种，未有不失败的。�

何按：武帝以酷吏行苛法重点打击宗王外戚显贵，又外施仁义而杂用王霸，改革意识形态及上层建筑，由汉初崇尚黄老，尊儒兴学，博开艺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学，全面崇兴学术文化。以经过改造的今文经学为主导思想，并延用法家集中权力的国家主义；遂成为此后二千年间中国宗法皇权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

1995年新疆民丰县尼雅（古精绝国）遗址出土武帝时代武士织绵吉祥护臂，织绣凤凰、鸵鸟、獬豸、白虎、四灵及“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语。盖汉初以五星聚于东井为吉祥也。��

毛泽东论汉武帝谓：“汉武帝雄才大略，开拓刘邦的业绩，晚年自知奢侈、黩武、方士之弊，下了罪已诏，不失为鼎盛之世。（毛泽东1957年6月17日同吴冷西等人的谈话，转引自吴冷西《新闻的阶级性及其他——毛泽东几次谈话的回忆》，《缅怀毛泽东》上册，第20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