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知道，汉武帝想破除先辈“清静无为”的治国宗旨的想法，由来已久。只是即位以来，汉武帝一直受到祖母——窦太后的牵制，无法实施自己的计划。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用人偏重道家思想家和学道家思想的知识分子。汉武帝想重用儒家的第一个念头在建元元年，但即刻就被窦太后掐灭了。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窦太后去世，汉武帝再也不受窦氏结束了。�汉武帝是个志在积极有为、胸怀雄才大略的皇帝。然而，他知道一个人的力量有限，所以，他一方面要求郡国举孝廉，以德高者为官吏，另一方面又急切地向全国征召治国安邦的专家。他在征召贤良的通令中诚恳地说：�

……历史上的帝王们将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那时年年风调雨顺，没有怪异诡谲、山崩地震之类的事发生。他们是如何治理的呢？我自从即位以来，白天从一睁眼就开始谋求治理国家的良方，晚上躺在床上也无法入眠，思索着如何去治理我们这个国家。我就像面临深渊、也像摸着石头过河的人，在寻找和期求哪怕是很微小的挽救自己的力量。�

我们这个伟大、美丽的国家，应该怎么做才能完成先辈们努力实现的大业，才能光大、彰显先辈们创立基业的美德呢？怎么才能使我们的国家治理得可以与尧舜时代相仿、与三王的统治相媲美呢？我深感个人的能力是不足以成就大业、使祖宗的美德留芳百世的。这次请诸位来，是倾听诸位所了解的古今治国安邦的经验教训，用来解决当今社会中的问题。�

具体要求是，每人根据我出的题目，写一篇政论文。诸位交卷后，我将亲自审阅。�

董仲舒从武帝的策问中，读出了武帝求贤若渴的心情。董仲舒很高兴，自己几十年的努力终于有了露一手的机会。�

策试的结果，董仲舒很满意，写得也很顺手。虽然这样，他心中也有些担心。因为策试时还是有些紧张的，所以他总觉得心中有些话还没有表述清楚。�

汉武帝在审阅策试文章时，发现董仲舒的文章很对自己的思路，文章中有勃勃向上的进取精神。同时，武帝也发现这篇文章闪烁其词，蜻蜓点水，似言犹未尽。于是汉武帝有了再次策试董仲舒的意向。这在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汉武帝又连续两次向董仲舒提出问题，希望董仲舒具体一点，就一些社会问题做出详细的分析，提供解决的办法。�

这是一份殊荣！从全国各地赶来策试的贤良之中唯独董仲舒一人获得。董仲舒心醉了。他畅其心中所思，就社会中的许多现实问题，都上言不讳地作了分析，并提出了自己的一些想法。最后，董仲舒还大胆地提出了思想大一统的政治方略：推崇儒家生生不息的进取思想，贬抑、罢黜其它各家的思想。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发布了历史上著名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

董仲舒接受汉武帝三次策试的三篇文章，史称“天人三策”。它与贾谊的《治安策》同称为西汉的“大文”。《天人三策》和《治安策》虽然对西汉之初的作用各有千秋，但它们在历史上有着共同的地位，尤其是《天人三策》中的“大一统”思想对中华民族大一统观念的形成，起过非常重大的作用。�

汉武帝一改前代“无为而治”的治国方针，积极有为，想成就伟业。儒家思想中，“知其不可而为之”等生生不息的进取精神，正是他所求的思想依据和精神支柱。董仲舒提出思想大一统，正可以作为政治一统和社会大一统的理论基础和哲学根据。董仲舒的出发点虽然是为巩固封建大一统服务的，但同时，儒家思想却正好摇身一变而成为汉代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和社会意识形态。�

不仅如此，董仲舒对儒家思想和中国文化的贡献主要还是是综合吸收先秦诸子思想，使儒家思想与道、法、阴阳学兼容。�

刘向（汉代大学问家）称赞董仲舒有“王佐之材，虽伊吕亡以加，管晏之属，伯者之佐，殆不及也。（《汉书·董仲舒传》）�

刘向的儿子刘歆则认为，董仲舒“下帷发愤，潜心大业，令后学者有所统一，为群儒首。（同上）也有人称仲舒为“儒者宗”，这是说董仲舒是儒家思想发展的关键人物。�

儒家思想在汉代以前就是社会中流行的一股思潮。

在石渠阁考试，石渠阁是汉代政府的皇家图书馆，也是学术会所，是皇帝召集天下贤才、专家，集中研讨问题的地方。�

汉武帝表现得很谦虚，他志在直接获得较为理论化的、系统的和完备的治国之策。］��

元光二年（B133，戊申）24岁�

冬10月，行幸雍，亲祭社神，祠五畤。�

方士李少君献炼丹长寿之术。遣方士入海求神仙。�

［何按：方士之兴，是对天命论之反制也。方士可祈禳灾异，延长人寿，故人主信之。］�

任公孙弘为左内史。擢拔主父为大夫，“岁中四迁。”�

［“主父偃欲因卫将军（青）入荐。卫将军数言上，上不听。乃自行上书阙下，朝奏，暮入见，言九事。八事关律令，一事谏慎伐匈奴。�

引《司马法》：“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其议备受重视，遂举为郎中。一岁中四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