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氏传详录此次对策谈话。略曰：“朕之不敏，不能远德，此子大夫之所睹闻也。贤良明于古今主事之体，受策察问，咸以书对，著之于篇，朕亲览焉。（于是董仲舒公孙弘复出焉。）］（董仲舒对策事，一曰在建元初年（通鉴），一曰在元光五年（《汉书》），考见王先谦《汉书补注》，及《吕思勉读史札记》“汉儒术盛衰”条。窃以为建元，元光各有一次。）�上亲策问以古今治道及天人关系，上书应对者百余人。董仲舒上对策三篇，史称“天人三策”。�

董仲舒建议：�

（1）建立明堂礼制，严格约束诸侯贵族行为，�

（2）立学校，从民间选贤良，为平民知识分子开辟通仕之途，�

（3）提出天人感应学说，用以约束警策皇帝，（天人感应学说，非孔门儒家所固有，而乃是源于墨子之天志明鬼神之论也。）�

（4）限民命田，抑制土地兼并。�

（5）以儒学思想统一政治思想。�

［“复召董仲舒对策，建议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

［董仲舒又建议“限民名田”，“以塞兼并之路。何按：儒言所言之“名分”，以今语之即“所有权（产权）之明晰也。所谓“名田”，即田土之私有化。井田为公田。名田为私田。《汉书·食货志》：董仲舒言于上曰：“古井田法虽难率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瞻不足。”上武帝书云：“（战国以下）故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以贪暴之利，刑戳妄加，民愁无聊，亡逃山林，转为盗贼，赭衣半道，断狱岁以千万数。汉兴，循而未改。”�

（《史记·平准书》：“贾人有市籍者及其家属，皆无得名田，以便农。敢犯令，没入田僮。”《索隐》：“谓贾人有市籍不许以名占田也。若贾人更占田，则没其田及僮仆，皆入之于官”。《汉书·王贡两龚鲍传》）�

汉代的土地制度，除国家直接控制与直接占有的“公田”或称“官田”，以及“假与”民的公田外，法典化的也就是在全国具有普遍性、持久性和稳定性的土地制度是名田制。师古说：“名田，占田也。”所以，名田制就是占田制，或者说是合法的占田制。名曰制的实质，是土地的国家所有权及私人的使用权（土地产品的占有权）。�

汉代的名田制是从秦名田制直接继承而来。“名田”之称，最早就是见于《史记·商君列传》，它是商鞅变法在秦国确立，然后向关东六国地区逐渐推行的土地制度。《商君列传》说，商鞅变法，令“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司马贞《索隐》注：“谓各随其家爵之班次，亦不使僭侈逾等。］�

［何按：董氏之天人感应论实际是一种试图约束皇帝的政治理论，其流弊成为言说谶纬的儒学神秘主义。而其本义，则是建立一个以天象示警约束帝王政治行为的舆论制约系统，以限制帝王的肆意和无上威权。�

这个系统在两千年中国政治中，是有效的。又，武帝重用迷信方士，也与天人理论有关。天人理论用灾异吓唬皇帝。方士则称可用方术消弭天灾，消灾解难，助皇帝长生不老，天下太平。故武帝一度多引方士之流为国师，直到死前方彻悟受骗而尽驱逐之。�

武帝与董仲舒所讨论的第一问题是天人关系，即天命与自由人意（帝王）之关系。若必尊天命，则事事无为，一切顺应天意。若人意可选择，则当求大有为。“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董氏以天人感应提出“天命人为，天择人为”的一套新理论。主张：“刑罪少，则阴阳和，四时正，风雨时，草木畅茂，五谷繁熟，六畜遂字，民不夭厉，和之至也。”�

董仲舒《对策》曰：“《春秋》大（何按：大，读为动词）一统者，天地之常经（何按：径也），古今之通谊（何按：义）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无）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僻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见《汉书》本传）�

所谓除儒学外，“皆绝其道，勿使并进”，即不使其成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并非主张禁绝百家言论也。武帝采纳其义，独尊儒术，但并不废百家杂言。］�

［《汉书》：董氏对策毕，天子以仲舒为江都相，事江都易王。易王，刘彻异母，素骄，好勇。仲舒以礼义匡正之，王敬重焉。］�

［何按：董仲舒学术，实本于齐学。齐鲁皆宗儒学，然学派有所不同。齐学中杂管子务实世用之术及墨子天志明鬼经世思想，又有邹衍五德终始之论。鲁学则宗纯儒以礼乐典章之学为重也。齐学者，今文之始。鲁学者，古文之始也。］�

［《汉书·儒林传》：�

“武帝时，江公与仲舒并。仲舒通《五经》，能持证，善属文。江公讷于口，上使与仲舒议，不如仲舒。而丞相公孙弘本为公羊学，比辑其议，上卒用董生，因尊公羊学。诏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学武帝大兴。然太子则不甚好之。�

宣帝即位，闻卫太子好谷梁学，以问丞相韦贤。贤言谷梁子本鲁学，公羊氏乃齐学也。“宜兴谷梁。”谷梁之学重训诂，是古文学派之方法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