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人类可能面临的战争形态是不对称战争。利用某些种类的新、危病毒进行生物战争,可能成为这种战争中的一种重要手段。这种战争手段可以在隐秘的条件下采用,并可以在短时期内,给对手造成经济、政治和生命的严重破坏。对此,善良的中国人已有必要引起高度警惕。�
人类历史上最早利用生物武器进行的战争,起源于汉武帝后期的汉匈之战,是匈奴人所最早使用。对中国造成了严重的祸害。此事件关系西汉后期,以至两汉魏晋数百年历史,影响至为深远。但迄今从未被史家所论及,兹综括史料,简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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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编制《汉武帝年表》时曾注意到,征和四年汉武帝著名的“轮台诏”中说:几年前匈奴将战马捆缚前腿送放到长城之下,对汉军说:“秦人(按此即西语china即“秦人”之称的起源),(希腊人科斯麻士《世界基督教诸国风土记》:希腊称中国为秦尼策国(Tlinitza),又称秦尼斯坦(Tzmista)。长安《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之叙利亚文称中国为秦尼斯坦(Tzinsthan)。数名皆同一语源,由海道传播至西方者。(见《中西交通史料汇编53—54页)此即英文chinese秦尼斯之语源。)你们要马,我送你们战马。”而所捆缚的这些战马,是被胡巫施过法术的马匹。所谓法术,当时称为“诅”或“蛊”。实际就是染上草原所特有、汉地所没有的病毒的带疫马匹。汉人将此马引入关后,遂致人染病。�
在武帝时代汉匈战争之后期,由于汉军攻势猛烈,“匈奴闻汉军来,使巫埋羊牛,于汉军所出诸道及水源上,以阻(诅)汉军。”�
埋牛羊如何能阻挡汉军攻势呢?原来这些羊牛也是被胡巫“诅”过的,汉军触及或食用或饮用过设置牛羊尸体的水源,就会大染疾疫,使军队丧失战斗力。显然,这些牛羊是被胡巫作过特殊毒化处理的“生化武器。”这是人类历史上见诸记载的第一代生化武器。(上述资料参看何新《中国历史与国民意识》第428页。)这种生化战的后果,《史记》、《汉书》未作详述。但《通鉴》记东汉桓帝延熹五年春三月,皇甫规伐羌之战,“军中大疫,死者十之三四。”可知流行疫病对当时军队战斗力影响之大。�
汉武帝时代的名将霍去病,远征匈奴归后,年仅二十四岁就病死了。使他早夭致死的病因在历史上始终是一个谜。但是《汉书》本传记:�
“骠骑将军登临瀚海,取食于敌,卓行殊远而粮不绝。”他的部队不带粮草,完全依靠掠食匈奴牛羊,则在胡巫施术后,部属必多染疾疫。这位年轻将领一向体魄壮健,剽勇过人。远征归来后,突患暴病而夭折。现在看来,很可能与匈奴的“生物战”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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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后期,国中已数起大疫。由于当时人认为,来自匈奴的胡巫及其诅咒是瘟疫的起源,因此引起武帝对胡巫的警惕。天汉二年秋,下诏“止禁胡巫祠道中者,大搜(捕)。”武帝多次派出专使钦差“直旨绣衣使者”纠察胡巫。这也是引发后来“巫蛊之祸”的来源。�
巫蛊之祸,是发生于汉武帝晚年一次严重的宫廷变乱,其直接目标是搜寻和打击致人病蛊的胡巫。但由于扩大化,株连甚多,引发了激烈的宫廷政争,这场变乱最终导致武帝心爱的儿子、储君卫太子刘据之死难。如果究其原因,可以认为这也是由于匈奴搞生物战所间接引发的一次重大政治事变。(此事请参看本书《论汉武帝晚年的巫蛊之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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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奴(胡巫)通过疫马和疫畜所施放的瘟疫,当时人称为“伤寒”。这种“伤寒”有两个病征,一是因发高热而苦寒,《黄帝内经》热病篇:“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一是患者体有斑瘀(所以称为“伤”),死亡率很高。(所谓“瘟疫”,即瘟病,瘟也是发热的意思。)�
由于缺乏有效抗疫手段,自武帝后期开始,从西汉中期直到三国、魏晋的二百余年间,这种流行恶疫呈10—20年的周期反复发作,频频不已,绵延不断。在政治、经济、宗教、文化以及医学上,均对中国历史发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和变化。东汉末名医张仲景总结治疗疫病经验写成名著《伤寒论》,就是从中医学上对两汉时期流行瘟疫的治疗方法的一部总结性著作。�
西汉后期,由王莽改制及赤眉、绿林起义引爆的社会动乱,原因除当时社会中的阶级矛盾外,与大疫的流行也有关系。总体来说,当社会的上升期,大疫不致影响社会安定。但在社会危机时期,大疫往往成为社会变乱的导因。至东汉后期,疫情再度频繁发作。�
特别是东汉桓帝延熹年间国中屡发“大疫”。延熹五年瘟疫对军事的影响已见前述。延熹七年襄楷上疏警告皇帝称:当前“天象异,地吐妖,人疾疫,”可能会引发社会变乱。这一预言不到二十年就应验了。桓帝死后,灵帝时代大疫又于公元171年、173年、179年、182年、185年五次爆发流行。�
其中尤以灵帝光和五年春(公元182)的大疫最为猛烈。次年即光和六年(公元183年),张氏三兄弟(张角、张宝、张梁)趁民间大疫流行,“以妖术教授,立‘太平道’,咒符水以为人疗病,民众神信之。十余年间,徒众数十万。”其徒党诡称“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起事焚烧官府,劫掠州邑,旬月之间,天下响应。这就是著名的“黄巾起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