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高山下的花环

我妈妈来队的第二天傍晚。

我正和妈妈一起在宿舍里吃晚饭,段雨国急匆匆地闯进来:“指导员,快,连长的一家来队了!”

我扔下碗筷,赶忙跟着段雨国来到接待烈士亲属住的房子里。

战上们正你出他进地忙乎着。见我进来,梁大娘和韩玉秀站了起来。床上睡着那刚出生三个多月的女娃。

段雨国对梁大娘说:“大娘,这是我们指导员!”

老人直朝我点头:“唔,唔。让你们操心了……”

梁大娘看上去年近七十岁了。穿一身自织自染的土布衣裳,褂子上几处打着补丁。老人高高的个,背驼了,鬓发完全苍白,面孔干瘦瘦的,前额、眼角、鼻翼,全镶满了密麻麻的皱纹。象是曾患过眼疾,老人的眼角红红的,眼窝深深塌陷,流露出善良、衰弱、接近迟钝的柔光,里面象藏着许多苦涩的东西。如果是在别的地方偶然遇上,我怎会相信这就是连长的母亲啊!

我连忙双手扶着老人:“大娘,您快坐下吧。”

我把大娘扶到床沿坐下,转脸对韩玉秀:“小韩,您也坐下。”

玉秀刚坐下,床上的孩子醒了,哇哇直哭。玉秀忙转过身去给孩子喂奶,轻声哄着啥事还不知的孩子:“盼盼,好闺女,莫哭,莫哭……”

“大娘,听说你们上路十几天了。怎么才到……”

没待我说完,段雨国贴着我的耳报告诉我,大娘她们下了火车,是步行赶来连队的!

“啥?!”我心里打了个寒悸。

从火车站到连队驻地一百六十多华里,难道这祖孙三代是翻山越岭,一步一步挪来的?这时,我发现大娘和玉秀的鞋上、裤角上全沾满了南国殷红色的泥巴。昨天刚落过一场雨,路该是多难走哇!段雨国对梁大娘说:“大娘,下了火车站不远就是汽车站,汽车能直接开到我们连的山脚下。怎么?你们没打听着有长途汽车站!”

玉秀小声说:“打听着了。”

大娘接过话:“庄稼人走点路,不碍事。”

“你们在路上走了几天呀?”段雨国又问。

“四天带一过晌。”玉秀边给孩子喂奶边说,“要不是老打听路,走得兴许还快些。”

我忙结段雨国递个眼色,不让他再问了。

在邀请烈士亲属来队时,团里已寄去了足够用的路费。这祖孙三代下了火车步行而来,是将路费用在别的事上了,还是为了省出几块钱?!粱三喜留下的那六百二十元的欠帐单,足以使我晓得梁大娘一家的日子过得该是有多难……

炊事班长带着几个战土,端着刚出锅的面条和四碟儿菜走进来。他们把面条盛进婉里,让大娘和玉秀坐到桌前吃饭。

这时,大娘从床上摸过一个包干粮的包袱。包袱是用做蚊帐用的那种纱布缝的,沾满了旅途上的尘埃。大娘解开快空了的包袱,我一看,里面包着的是些黑乎乎的碎片儿,还有几个咸萝卜头。大娘用手抓着那些碎片儿,朝面条碗里放……

炊事班长上前抓住大娘的手:“大娘!别吃这烂瓜干做的煎饼了!瞧,都挤成碎碴碴了……”

“带在路上吃没吃完。孩子,吃了不疼撒了疼,用汤泡泡还能吃。”大娘说着,又把那煎饼碴儿往碗里捧……

我眼里湿了。此时,只有此时,我才真正明白,粱三喜生前为啥因我扔掉那一个半馒头而大动肝火啊!

…………

大娘和玉秀安歇后,我打电话报告团政治处值班室,说梁三喜烈士一家已来到连队。

接电话的是搞报道的高干事。他告诉我,一个月前,团政治处已给梁大娘和韩玉秀去过两次信,让她们来队时一定带上梁三喜生前的照片和写的家信。高干事让我务必抓紧时间问一向照片和家信带来了没有。因为军区举办的“英雄事迹展览会”即将开馆展出,梁三喜烈士的照片和遗物都太少,军、师政治部已多次来电话催问此事……

次日早饭后,我又去看望大娘和玉秀。

屋内已坐着几位战士和几位班、排长。玉秀去年(七八年)三月间曾来过连队,他们跟她早就认识。

玉秀显得很是年轻,中上等的个儿,身段很匀称。脸面的确跟靳开来生前说的一样,酷似在《霓虹灯下的哨兵》中扮演春妮的陶玉玲。秀长的眉眼,细白的面皮,要不是挂着哀思和泪痕的话,她一定会给人留下一种特别温柔和恬静的印象。她上身穿件月白布褂,下身是青黑色的布裤,褂边和裤角都用白线镶起边儿,鞋上还裱了两绺白布(后来我才知道,她是按古老的沂蒙风俗,为丈夫服重孝)……

见我进屋,她站起来点了点头,脸上闪出一丝笑容,算是打招呼。然而,那丝笑就象在暴风雨中开放的鲜花一样,转眼便枯萎了,凋谢了,令人格外伤感。

大家都默默地抽烟,好象都不知该对烈土的老母和遗妻说啥才好。

昨天晚上,我已对全连讲过,关于粱三喜留下‘欠帐单”的事,谁要是有意无意地透露给烈士亲属知道,没二话都要受处分!大家含泪拥护我定的“干法令”……

此时,我琢磨着该怎样把话题引出来。我想应该先向大娘和玉秀介绍连长在战场上的英维壮举,然后再问及照片和家信的事。但一看见床上躺着的那才三个多月的女娃和低头不语的玉秀,我的心就隐隐绞痛。

如果不是我下到九连搞“曲线调动”,上级派别的指导员来九连的话,粱三喜怎会休不成假啊!那样即使他在战场上牺牲了,他与妻子不也能最后见一面吗?再说,战场上粱三喜如果不是为了救我,他也不会……

“秀哪,队伍上不是打信说要三喜的照片啥的。”大娘对玉秀说,“你还不赶紧找出来。”

玉秀忙站起身,从床上拿过个蓝底上印着白点点的布包袱,从衣服里面找出半截旧信封递给我:“指导员,别的没有啥。他就留下过这两张照片。一张是他五岁那年照的,一张是他参军后照的。”

我接过半截信封,先摸出一张照片,一看是梁三喜的二吋免冠照,这和从他的干部履历表中找到的照片,无疑是一个底版。

当我取出第二张照片看时,那变得发黄的照片使我一怔:照片上有位三十五、六岁的农家妇女,墨黑的头发,绾着发髻,慈祥的笑脸,健康丰满。在她的怀前,偎依着两个一般大的小男孩。照片上方有行字:大猫小猫和母亲合影留念1953年5月于上海“啊!”我象触了电一样惊叫一声。这照片我不也有一张吗?就夹在我上高小时用的那本相册里……

我脑子嗡嗡响,转身对着粱大娘:“大娘,这照片上……”

大娘探过身来,用手指着照片:“这边这个孩子叫大猫,就是俺那三喜。那边那个孩子叫小猫,是队伍上的孩子。这照片,是大娘俺有一年到上海去送小猫时,抱着两个孩子照的……”

霎时,我觉得眼前一阵发黑,周身象处在飘悠悠的云端里!呵,命运之神,你安排过芸芸众生多少幕悲欢离合啊……

在我十几岁之前,妈妈不止一次对我讲过:那是一九四七年夏,国民党向山东沂蒙山区发动了重点进攻。孟良崮战役之后,为彻底粉碎敌人的进攻,我主力部队外线出击去了。

这时,我出生了。妈妈生下我第三天,池患了“摆子病”(沂蒙土话:即疟疾),一点奶水也没有。我饿得哇哇直哭。地方政府派人把妈妈和我送到蒙山①脚下的一个山村里。村中有位妇救会长,是当时鲁中军区的“支前模范”。她也生了个小男孩,那男孩比我大十天。就这样,那位妇救会长用两个奶头喂着两个孩子。为躲过还乡团的搜查,她把她的孩子取名大猫,叫我是小猫,说大猫小猫是她生的一对双胞胎……

妈妈也曾多次对我说过,那妇救会长待人可好啦,有奶水先尽我这小猫咂,宁肯让大猫饿得哭。妈妈在那妇救会长家中过了满月,治好了“摆子病”,接着又随军南下了……

直到我将近五岁时,那妇救会长才把我送到上海,送到爸妈身旁。当那妇救会长带着大猫悄悄走了之后,有十几天的时间,我天天哭着找娘,哭着找大猫哥哥……

“指导员,你……”

“指导员,你怎么啦?”

恍惚中,我听见战友们在喊叫我。

“大娘!”我呐喊了一声,扑进了粱大娘怀中。

大娘轻轻推开我:“孩子,你……你这是咋啦?”

“大娘,我……我就是那个小猫!”

“啥?!”大娘一下放开我,用手擦擦红红的眼角,望望我,摇了摇头:“不,不会……吧。”

“是!大娘,我真是那个小猫!”我哭喊着。

“你……你真格是当年赵司令的孩子?”

“嗯。打孟良崮时,他是纵队司令员。”

“你妈胜吴?叫……”

“嗯。她名叫吴爽。”

大娘又楞了会,当我又伏进她怀中时,她用手抚摸着我的头,喃喃地说:“梦,这不是梦吧……”

我伏在梁大娘怀中,心潮翻涌:呵,梁大娘,养育我成人的母亲!呵,梁三喜,我的大猫哥!我们原本都不是什么龙身玉体,我们原本分不出高低贫贱!我们是吃一个娘的奶水长大的,本是同根生啊!……

①沂蒙山是由沂山和蒙山两道纵横几百里的山脉组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