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4月份，北京人一天比一天憋得慌。SARS造成的对死亡的恐惧，把人憋在了家里，会议少了，见面少了，请客吃饭少了，人人都家里在躲瘟疫。

在家里躲瘟疫并没有影响我们了解外面发生的事情，由于有了光纤的宽带，有发达的Internet，每天接到的邮件比平时要多得多。多少年都没有联系的朋友，也发E-mail，打来电话，问候疫区的我们。新浪的点击率升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水平，几家快乐，几家愁，互联网和药店是少数几家欢乐的行业。互联网遇上了好机会，汪延坐阵北京，躲在家里在网上指挥。SOHU的张朝阳冒着缺氧的危险去珠穆朗玛峰作秀去了，这时候谁看？SINA和SOHU的竞争，SOHU又失了一分，这真是人算不如天算。电视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开放，911时还让凤凰卫视抢了风头，到了这次美国打伊拉克时，尽管凤凰卫视有闾丘露薇这样的女中豪杰，冲在巴格达战争的第一线。但和CCTV相比还是逊色多了。这次的SARS从4月20日以后，中国的电视给了中国人民充分的知情权。

SARS是北京人的瘟疫，也中国人的瘟疫，更是全人类的瘟疫和灾难。一时北京人在中国变得不受欢迎了。5月初，一件必须要做的事情，让我从我们住的山里出来给小孩买奶粉。经过某郊区的道路上，一共经过了四道关卡。到了第一道关，我说，我家有一个小小孩要吃奶，让我出去买点奶粉。关长是位干部，告诉我出去就别想回来，我们主要是防北京城八区的人。我说，我不进城，只是在县城买点奶粉，小小孩等着奶吃。我保证出了关卡20分钟回来。出了关卡，进了超市，买了奶粉、面粉、大米和花生油后，返回了关卡。干部走了，干部临走时，留一句话，等他回来再放我过去，等了半小时还没有见干部回来，我开车去找他，找了好几个地方，人没有找到，但找到了他的手机号。我不断地重复小小孩等奶吃的理由。第一道关终于过了。过第二道关时间已是黄昏了，有30多男女老少，负责审问的是位60多岁的老者，有点像《鬼子来了》里审问日本鬼子花屋的老头。先问我叫什么？我说潘石屹。他说YI字怎么写。我说，随便。老者生气了。我赶紧，一笔一画地写好了我的名字。在黄昏的北京郊区，有挂着黄布和红布的路障，旁边有30多个各种表情的男男女女。照出来一定是一幅非常好的照片。我怕拿出照相机惹怒他们，能让我走，我就赶紧溜吧。第三道关是在村口，所有的人都认识我，要求很简单，车不能开进去，人可以进去。他们认为，人不会传染病，汽车能传染病。只好放下车，背上奶粉和米面，走在夜色已深的小路上。第四道关，是大石头垒成的，夜深了，也没有人了。人可以过去，但任何车辆都是通过不了的。

花费了整整一天，终于到家了，想一想这一天的经历，北京郊区农民主要的不是在防病，是在表达一种对北京城里人的一种情绪，一种权利。

北京人出城不受欢迎，中国人出国也是同样的待遇。唐人街没有人了，中国的餐馆没有人吃饭了，有100多个国家对中国人的旅行提出限制。我收到负责设计我们项目的日本公司的邮件，告诉我们由于日本政府接连发出了三份不让到中国来的劝告，所以他们来北京的时间被拖后。我也是因为一件必须的事情来到香港。在香港，大家都带着口罩。住饭店的人特别少，早上起来，走到昔日熙熙攘攘的大堂，现在一个人也看不见，凄凉的可怕。也没有人请我们吃饭，我们也不敢请别人吃饭，在饭店里憋了几天。在大堂遇到了嘉里中国的董事长洪先生，请我吃早茶。他说，他们的饭店，高一点的入住率在5%左右，低的是1%，2%。惨呀。谈到如何走出困境？香港人现在的情绪十分低落。

我们遇到了困难，但我们应该有我们的精神。网通的田溯宁给我们发来邮件，在中国困难时我们企业家应该出力。当然是应该出力，但这力怎么个出法？像东南亚金融危机后的马来西亚人那样在全世界打广告。还是像韩国人那样上街去捐钱、捐项链、捐戒指。最后，我们想到的是弘扬不可战胜的中国精神。五千年形成的中国精神，是在种种危机和灾难中形成的。正是有这种精神，我们的民族才生存下来了。大家聚在一起很快就形成了共识。但什么是中国精神，我提出是自然、和谐、平衡和反省。除了刘索拉支持外，其他人都觉得太软，太道家了，没有力气，得到的是大家一致的反对。要选一首歌让大家唱起来，把中国精神唱出来，“海龟”们一致认为要唱马丁·路德·金的《Weshallovercome》，刘索拉要唱西北的民歌《兰花花》，大家最后统一到“中国精神，我们一定能战胜！”歌就不唱了，改成放鸽子、敲大鼓。每个人都有自己理解的中国精神，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在这个时刻，用不同的方式，可能是一幅画、一首歌、一句话，去表达中国精神、去弘扬中国精神。地里如果庄稼不长一定会杂草丛生，如果没有一种正的精神，旁门左道的东西一定会出来。

今天，我们遇到SARS，我相信中国精神一定会把它赶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