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起大落、大悲大喜的1996年。恒源祥品牌战略大获成功，引起广泛注意。恒源祥撤出南京东路。刘瑞旗两次讲话令人瞠目结舌！患难见真情，他以赤子之心结识了一些真正的好朋友。
1993年底，对于刘瑞旗，对于恒源祥都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日子。经上级领导的决定，恒源祥公司以总资产评估293万元人民币，加入万象集团，准备上市。
发行股票上市，这在几年以前都还是一件根本不可想象的事情。
长期以来，中国始终处于计划经济的一统天下，上海作为人民共和国的长子，作为对中国的国民经济有着重大影响的城市，更是牢牢地被计划经济束缚着。上一世纪70年代末，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以前所未有的气魄，克服了党内外的重重阻力，决定在广东、福建等沿海地区、毗邻港澳的几个城市设立经济特区，突破计划经济的模式，要他们“杀出一条血路来”。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等经济特区相继成立。而这几个经济特区的成功，打开了中国一扇又一扇的窗户，更重要的是打开了中国人看西方的眼界！
80年代末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那一场“政治风波”，使中国又一次面临了极大的危机。在中国共产党内部也有人极力主张将刚刚打开的窗户关上,重新回到计划经济的模式中去。又是那位矮个子的钢铁巨人邓小平，在90年代初发表了一系列振聋发聩的讲话，并打出了一张王牌，那就是开发与开放浦东。
1990年的4月18日，一个阳光明媚春风拂面的日子，一个令所有的上海人都欢欣鼓舞无法忘怀的日子。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李鹏在出席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成立五周年的大会上，突然脱开讲稿，宣布了这么一个决定：“中共中央、国务院同意上海加快浦东地区的开发，在浦东实行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某些特区的政策。”这一突如其来的消息令在场几乎所有的中外来宾目瞪口呆！而当时浦东新区的领导班子尚未确定，新区办公的地址都还没有落实。
然而，关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争论似乎一直就没有平息过。
1990年5月7日，在江泽民主持的一次中南海高层会议上，有人提出：社会主义只能在公有制的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市场调节只能在国家计划的范围内起作用，不能喧宾夺主。有人甚至将1989年的天安门风波都归结于是采取了“市场取向改革”的错误路线的结果。而主张市场经济的人据理力争，强调必须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改革路线，不能走回头路。著名经济学家薛暮桥痛心疾首，慷慨陈词，会后甚至还就此事向中央领导写了封长信。
1992年春节，小平同志再一次南巡，他在沿途讲话中正式发表了对计划与市场问题的看法。他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市场与计划都是经济手段。”关于“姓社”与“姓资”的问题，邓小平一针见血地指出：判断标准“应该看是否有利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1992年的6月9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来到中共中央党校，对着几百位中共党内的高层干部说出了以下这么一段话：“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总得最后确定一种大多数同志赞同的比较科学的提法，以利于进一步统一全国的认识和行动，以利于加快新的社会主义体制的建立。我倾向于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提法。”这是他为十四大召开准备的“政治报告”的一场预演，这是他为自改革开放以来党内党外长期争论不休的关于中国经济发展到底走哪条路的一槌定音！他成竹在胸，声音洪亮，没有丝毫的迟疑与犹豫。这让西方世界，甚至包括所谓的“中国通”基辛格在内的所有人，都对中国共产党这位“第三代领导核心”刮目相看，有了重新的认识和定位。也在这个夏天，中国人的想象力似乎一夜之间爆发了出来。上海一位著名作家借用古希腊的哲学家阿基米德的名言说了这么一段话：“我们要说：给中国一个支点，她一定能把地球上这片尚不丰腴的土地撑起来，推向繁荣和富裕。这个支点就是市场经济！”而于光远、薛暮桥、杜润生、吴敬琏、董辅礽等一些著名经济学家一个个竟感动得热泪盈眶！
于是，作为市场经济的重头戏，股份制的试点开始了！
1993年底，黄浦区作为上海商业最发达的一个区，为自己旗下的区属百货公司争取到了一个上市名额。区领导斟酌再三，给了万象百货公司。万象百货也是上海一家有几十年历史的老字号了，在当时来讲，实力比恒源祥还要强。但是公司上市当时有一个要求，就是净资产要超过5000万。于是黄浦区政府决定将同属于区管辖的万里百货与万象百货捆绑在一起争取上市。恒源祥当时还只是万里百货下属的一个全责子公司。经过评估，1993年恒源祥的净资产为293万，对外号称300万。其实，刘瑞旗心中有数，就在当时，恒源祥的资产已远远超过了300万。这里面有两笔帐没有算：一是公司所在土地的使用权。恒源祥地处南京路西藏路附近，是上海地产中最值钱的“钻石地块”。如果说土地是属于国家所有的、不能评估折合成金钱的话，那么其二是恒源祥这个品牌的价值。从1987年花200元注册恒源祥，经过几年的运作，已在市场上颇有名气。虽然不能与今天评估的８个亿人民币相比，但就在当时仅仅是恒源祥这3个字，就远不止300万！更何况它的旗下还有这么多的加盟厂和特许加盟店。1994年1月，万象集团成立，1月8日举行集团公司成立后的第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刘瑞旗当选为董事。这也是万象集团下属各基层公司商店的经理中唯一一个被选为董事的，责任重大。集团的董事长由万象百货的老总于文娟女士担任。
于文娟，一个精明能干、好胜争强、有事业心的女企业家。尽管今天人们对她的评价褒贬不一，但刘瑞旗始终对她怀着崇敬之心，一直到今天还称她为自己学习的榜样。万象集团上市共募集到了1亿多元人民币的资金，在讨论这些资金的投资方向时，董事会的主要成员提出：改造旧的商店，建3幢大楼。即建造在南京西路大光明电影院隔壁的万象商都（以后又改称过帝王百货，以后还叫过什么名字，但给人的印象是关门歇业的时间比开门的时间长——笔者注）、位于南京东路贵州路上的帐子公司副楼、以及万象大厦（即现在的恒源祥商厦——笔者注）。刘瑞旗颇有些不解地问：楼是要造，但不能把募集来的资金都用来造楼吧。总应该投入一笔资金发展主营业务，尤其是要投入资金用于发展品牌战略？参加董事会的几乎所有的人都大眼瞪小眼地朝他看了看，不了解刘瑞旗所说的“品牌战略”是怎么一回事。这似乎预示着刘瑞旗与万象集团的合作从一开始就不怎么顺利。
建造3幢大楼的事就这么决定了下来。有关领导还是非常欣赏刘瑞旗的才华与他的“拼命三郎”的精神的，明确指示：万象大厦由刘瑞旗全权负责建造。董事会让万象集团拨给他2000万元资金。其余的钱由恒源祥公司来负责筹集。等到楼盖好后核算下来，总共用去了6000万！
刘瑞旗有一个特点，就是一旦他决定要做的事，他就一定会全身心地投入。1994年2月，万象大厦所在的地块中的住家居民以及一些沿街商店开始动迁，仅用了2个月时间便动迁完毕。1994年的4月开始打桩，当时原定的建筑物是6层楼高，总的建筑面积是4000个平方米。建筑单位将设计图纸都做出来了，但刘瑞旗左看右看、左思右想总感到不对劲。上海的金陵东路建筑物有一个特点，就是所有的建筑物沿街都有一个骑楼，可供行人遮风挡雨。这与法国殖民主义者有关，当初他们侵占越南，对越南的热带气候很不适应，于是沿街的建筑物前都造有一个骑楼，并联成一线，行人在路上逛街行走碰到大雨也不必打伞。因而当他们在上海划定租界建造第一条马路即法大马路（现在的金陵东路）时也将这种习惯带了过来。刘瑞旗心想：骑楼应该保持，这是上海金陵路特有的建筑风格，但骑楼不能仅仅是一种装饰品，骑楼上同样可以盖楼。他将设计图纸拿了过来，涂涂划划，自己作了修改。这一改非同小可，增加了1000平方米的建筑面积。以后刘瑞旗还与左邻右舍打交道，这里加一点，那里添一点，尽可能地增加建筑面积，最终又将楼盖到8层，后来一计算，总面积为7600平方米，几乎比原设计面积4000平方米增加了1倍！
1994年12月，上海万象大厦建造成功，这是金陵路上八大商厦的改建中第一个落成完工的，也是建筑质量最好，外貌最漂亮的一座商厦。1994年12月28日，商厦举行了隆重的揭幕典礼。以后，金陵路8大商厦改造落成的庆典也是在这一幢漂亮气派的万象大厦里举行的。冯国勤副市长以及其它相关领导都出席了盛大的庆典。由于恒源祥在商厦的底层开设了一家分号，于是这幢商厦一开始便被称作恒源祥商厦。原先的万象大厦倒是很少有人再记得了。
刘瑞旗是为了打破计划经济时代对绒线的生产与销售的垄断而开始实施恒源祥的品牌战略的。他是一个先知先觉者，更重要的是他碰上了一个改革开放的好时代。他是一个聪明的实践者，是一个脚踏实地的伟大的实践者。但是他知道自己对于世界上成功的或是失败的品牌的知晓与研究很少，知识很浅，于是下决心读书。这一段时间他读了许多书，请教了不少老师，更重要的是他积极参加了当时兴起的许多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团体与活动，结交了许多朋友，开拓了他的眼界。
1995年初，中国企业跨国经营研究交流中心在海南岛召开年会，刘瑞旗作为恒源祥公司的代表应邀出席了这次会议，并作了发言。刘瑞旗讲：“商标、品牌、名牌是企业形象与经济实力的体现。名牌商品更是集中了企业的智慧，是高质量、高效率、高信誉、高市场占有率和高经济效益的集中体现。一个企业只有拥有自己的名牌，才能经得起市场经济的考验。作为一种实实在在的无形资产，品牌资产是一种经济价格的再造。”
紧接着，刘瑞旗举了美国著名的饮料品牌可口可乐的例子。他说：据国际传播的研究：可口可乐商标的价值达250亿美元，其品牌价值（含商标）为365亿美元，可口可乐总裁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即使公司立即倒闭，价值365亿美元的可口可乐品牌资产也足以使之在最短的时间内重新崛起。”知识就是力量，知识就是金钱，这些话足以发人深省。
最后他提到了恒源祥：“恒源祥是一个有70年历史的老品牌，但恒源祥却是在1987年花了200元去注册的。恒源祥这个品牌在市场上值多少钱？我想现在应该值几千万了吧。从1991年开始，恒源祥没有投资，没有控股，没有兼并，就是以品牌为纽带，即以无形资产调动有形资产，在各企业自愿的基础上，组建了跨地区的强大联合体，充分发挥了规模经济的优势与垄断优势。在中国市场上为什么买不到外国绒线？在我国绒线行业中为什么没有外国资本家合资、独资企业？就是因为中国绒线业有恒源祥。”
于是刘瑞旗得出了一个结论：做企业关键在于做品牌。做品牌是做企业的最高境界！
这一番话振聋发聩，在当时的企业界里可以说是闻所未闻，石破惊天，引起了在座的号称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的智囊、时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负责人马洪的注意。是啊，改革开放以后，全世界著名的外国品牌纷纷踏上中国大陆。而绒线是舶来货，为什么传统舶来货中的绒线，一个个外国名牌却在中国销声匿迹了呢？马洪深深地思考着，他觉得这小伙子了不起，说得非常有道理，于是刘瑞旗与马洪有了如下一段对话：
马洪：你就是刘瑞旗？这么年轻，你是哪个学院毕业的？
刘瑞旗：我没有读过多少书。我是经商出身，已经工作20年了，只有实践经验，不懂经济理论……
马洪：不不，“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你刚才说的就是最好的理论。
也就在这次会议上，根据马洪的提议，刘瑞旗当选为常务理事，1997年任副理事长，1998年任理事长。这虽然是一个非官方、非赢利的机构，但却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研究中一个十分权威的机构。也是从这一年开始，中国的经济界与理论界开始着手探讨与研究著名的“恒源祥现象”，而马洪与刘瑞旗也结成了忘年之交。
1995年上海企业管理学会在上海召开企业家知识化、专业化、年轻化、市场化问题的讨论会。刘瑞旗应邀出席。他以自己近10年来在恒源祥工作的经历，又作了一个石破天惊的发言：中国的市场经济其实还处于萌芽状态。由于中国的市场经济极不完善，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中国的企业家不论所管理企业的大小，身价是一样的，即一张16K纸上的几行黑字和一个红印章。你今天还是企业家，明天一纸调令就会让你不再是企业家了，而是坐冷板凳……即使作为一个企业家，在现阶段的状况下也只有身份，而没有身价……
这一番话博得满座喝彩，但坐在主席台上的人却交头接耳、议论纷纷。原说在这次会上的发言都是要在第二天摘要见报的，但翻遍第二天所有的报纸，关于刘瑞旗的这个发言一个字也没有登。其实刘瑞旗当时还不知道，新华社的记者与文汇报的记者都专门摘编了刘瑞旗的讲话，新华社作为“国内动态清样”、文汇报作为“内参”发表了。当时中央分管经济的一位领导将刊登刘瑞旗讲话的这份“内参”批给了劳动部的部长。部长又批给了该部综合司司长。该司长专门派人到上海找刘瑞旗了解情况，并带着他上北京向司长作了专门汇报。刘瑞旗精心作了准备，他结合正在经济界议论纷纷、广泛讨论的“恒源祥现象”，特别提出：中国要走向世界、中国企业要走向世界市场，企业家只有身份没有身价，而没有身价的企业家是不可能真正把企业家推向市场的。
当然刘瑞旗的发言以及这两份“内参”，以及“内参”在北京引起的反映，上海的市领导同样十分关心。当时担任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上海市常务副市长的陈良宇专门作了批示，要市委研究室专门研究这个课题。陈良宇，这位目光敏锐、敢冒风险、敢担肩胛并从黄浦区领导岗位上出来的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从此记住了这位还在黄浦区一个基层岗位上苦苦奋斗的刘瑞旗！
1995年的秋天，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刘瑞旗认识了当时在中国妇女报华东记者站担任站长的袁乃中。这位袁乃中对刘瑞旗今后的岁月给予了很大的帮助，现在两个人成了最要好的朋友。
这一年深秋的一个下午，已过天命之年的袁乃中走进了恒源祥的大门，说是要找刘瑞旗，给他写一篇文章。恒源祥公司办公室的施佩芬接待了他，说是刘总不在，他随中国纺织总会的代表团到南美的乌拉圭、阿根廷等国考察去了。袁乃中心中颇为懊恼，但却声色不露，与施佩芬聊了起来，旁敲侧击，掌握了不少关于刘瑞旗的材料。过了不久，袁乃中再一次来到恒源祥，刘瑞旗出访还没有回来。但说来也巧，正当袁乃中准备悻悻而归的时候，刘瑞旗打来了越洋电话，刘瑞旗与施佩芬说了一会话后，施佩芬将电话递给了袁乃中。袁乃中尽可能简洁地说明来意，不料刘瑞旗一口回绝，讲不要写。袁乃中搁下话筒，心想你不让我写，我倒偏要写一篇，反正材料都有了，而且题目也有了，就是《奇人刘瑞旗》。
其实袁乃中本人也是一个奇人，他的经历可以写一本书。
1970年袁乃中从上海师大中文系毕业便首先被安排到安徽县城的南湖农场劳动，这是大名鼎鼎的李德生将军指挥的第12军的部队农场，条件自然非常艰苦。然而袁乃中在这儿似乎什么苦也没吃到，到农场仅一个星期部队来大学生连队挑选宣传干部，真是百里挑一，一千多人中仅选中袁乃中一人被安排到部队政治处工作，主要负责当时盛行的样板戏的宣传。
也许是老天爷作为一种平衡，作为一种补偿，正式分配时袁乃中却去了安徽铜陵县的钟仓公社，在钟仓中学当教师。铜陵钟仓，位于长江之畔，离苏东坡写著名的《赤壁怀古》的地方不远，“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大诗人李白，一生也多次涉足，并留下了不少诗篇。风景固然不错，生活却十分贫苦。袁乃中虽在乡村做教师，也常抽调县委宣传部工作，一干就是10年。粉碎四人帮以后万象更新，铜陵市恢复市委机关报，在全省招聘记者。这自然是一个机会，袁乃中平素自己喜欢写写弄弄，又爱摄影，照片拍得非常好。他欣然前往应聘，果然一蹴而就，当了记者。他从资料室里剪报开始，筹建报社大楼，一直干到铜陵日报的新闻部主任，工作勤奋，兢兢业业，然后被上级看中，调到铜陵市委宣传部担任新闻文化科科长。当时担任铜陵市市长的叫张润霞，48岁，东北工学院研究生毕业，这也是全国第一个地级市女市长。袁乃中技痒难熬，就执笔写了一篇数千字的长篇通讯《女市长的心上事》，刊登在中国妇女报的第一版上，同时还配发了袁乃中拍摄的5张照片。第2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早新闻还摘播了这篇文章。说来也巧，此刻安徽省正在召开省人大会议，中国省级女的领导干部刚刚开始实行。安徽沿江四市的女代表就联名提出，要推选张润霞为副省长，结果张润霞果然被选上了——成为名符其实的民选省长。于是有人讲，是袁乃中的文章成就了一个副省长！虽然话不能这么讲，但舆论的力量确实是不可低估的。
然而袁乃中的意向并不就在安徽、就在铜陵。当时由于十年文革造成的断层，人才奇缺，报上的招聘广告非常多。不久新华通讯社安徽分社招聘记者，文汇报招聘在安徽的特派记者，刚刚创办不久的中国妇女报同样也向全国招聘记者。袁乃中分别应聘，结果都录取了，但中国妇女报求贤若渴、动作最快，随即派人亲自到铜陵来找他谈话，要调他到北京工作。袁乃中答应了，但铜陵市委急了，书记亲自出马，连同组织部、宣传部的两位部长摆了一桌饭，请他吃饭，并再三挽留。欲抢先安排铜陵日报副总编位子。但袁乃中志存高远，他百般无奈只好向在合肥当副省长的张润霞求救，请她做做工作，高抬贵手。张润霞答应帮忙，于是袁乃中去了北京。当时中国妇女报正在筹建华东记者站，站址设在上海。于是袁乃中在北京屁股还没坐热又调到上海，担任华东记者站站长兼办事处主任。其实只有头衔是真的，只管印一张名片用，其余的一切都是空的。站址没有，好说孬说才在上海市妇联的宣传部摆了一张办公桌；人也没有，要他自己招聘；经费更缺，报社给他的任务，除了发稿还要存点心思拉广告，每年的指标是五六十万。这时已经是1988年，袁乃中44岁。
1990年，中国的长江流域爆发了百年未遇的大洪水。安徽受灾尤为严重，中国妇女报要华东站派人赶赴安徽负责报道抗洪救灾，袁乃中脚拐了，但还是自告奋勇去了安徽，一去就是2个月。他来到安徽寿县，发现全县都淹了，唯独县城固若金汤，又听说这个县里的县长是个女的，叫乔传秀，只有36岁。于是他便坐着一条小舢板来到寿县，他转了一圈，发现寿县的城墙很坚固，据说还是八百年前宋朝时修筑的，乔传秀组织人力将所有的城门都堵住了，寿县就像是一片汪洋中的一只大澡盆子，飘浮在水面上保了下来。他坐舢板划到城边，翻墙而入，寿县的百姓见了他大为吃惊：俗话说水火无情，都到这份上了，不是寿县本地人，别人跑都来不及，你来干什么？袁乃中回答说，我是来采访的。但寿县城内人人都在忙着筑堤堵水抗洪救灾，没有一个人接待他。于是袁乃中找到了乔传秀。乔传秀已经不知是多少天没有回家了，而且孩子连续高烧不退，她东奔西走，忙得不可开交，自然也无法接待他。但袁乃中讲，我不需要接待，让我跟着你就是了。于是他一拐一拐地跟在乔传秀的后面，整整跟了她两天两夜，他与所有的寿县人一样，一天只吃3只烧饼，喝一瓶矿泉水，最后在月光下泪流满面写了一篇4000字的通讯《灾难中的父母官》。临别时他问乔传秀：此刻你最需要的是什么？乔传秀回答：药。说罢，给他开了一张清单……
这篇文章第二天在中国妇女报头条刊登，轰动全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早新闻又进行摘播，一时间，不胫而走，传遍大街小巷。不久，江泽民、李鹏等中央领导乘坐直升飞机专程去看望这位抗洪女英雄，乔传秀成为全国妇女学习的楷模。袁乃中还以自己的所见所闻，自己所拍摄的照片，在北京、上海等地作了66场报告。与此同时，中央领导专门作出批示，由部队派直升飞机和冲锋舟，将药品、粮食源源不断地送到寿县……
后来乔传秀被提拔为浙江省委副书记，有人讲：又是袁乃中的文章成就了一个省级领导，这番话自然只能故妄听之。但袁乃中的文章荣获中国新闻奖，又实实在在受到中国妇女报的重奖：除记二等功外，获奖金3000元。
中国妇女报，顾名思义是为中国的女同胞们服务的，它主要反映中国妇女中的工人、农民、干部、企业家等的精神风貌，同样也可表现为女同胞生产产品的男性企业家。这些年袁乃中骑着他的那辆摩托车，栉风沐雨，几乎跑遍了整个长三角地区，与许多女企业家成了好朋友。自然他在患难之中结识的乔传秀、张润霞等也给了他许多帮助与支持。这一日，袁乃中采访了上海万象集团的董事长于文娟，听她谈到了刘瑞旗。袁乃中想绒线这个玩意儿自然主要是给女同胞使用的，他是个有心人，从侧面了解到了刘瑞旗的许多传奇故事，便萌生了为他写一篇文章的念头。同样，他心里还有个小算盘，希望从刘瑞旗那里拉到一个小广告。但是两次上门，两度碰壁，他反倒来了倔劲，就根据侧面采访的材料，写就了《奇人刘瑞旗》一文，并将刊登此文的报纸寄到了恒源祥。不久，他“三顾茅庐”，这一回总算见到了刘瑞旗。刘瑞旗被他的一片诚心所感动，两人一见如故，成了最要好的朋友，而袁乃中利用他做记者的便利，以及终年累月所积累起来的广泛的社会关系，在关键时刻给了刘瑞旗宝贵的帮助，自然这是后话。
1996年，对于刘瑞旗来讲是一个大起大落、大喜大悲、大苦大难的一年。这一年的3月16日，根据上级领导的决定，根据南京路的总体改造计划，恒源祥即将拆迁，由南京路搬回到金陵东路所建成的恒源祥商厦的底层。当时上级领导曾决定，作过搬出南京路的补偿，给恒源祥1500万人民币。但事实上恒源祥一分钱也没有拿到。
眼看着扎根于南京路已40年的恒源祥面临拆迁，眼看自己在这间小店整整奋斗近10年，目前已在社会上产生广泛影响的恒源祥从上海最辉煌的商业大街消失，刘瑞旗百感交集，内心的痛苦无法叙述。“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这一回这个被大家称之为钢铁汉子的硬汉真的伤心了，他在恒源祥全体员工大会上，对着上百位恒源祥的职工泣不成声，泪流满面，他讲：40年前，沈莱舟先生创建的恒源祥从金陵路搬到了南京路，店是越搬越小了，影响也是越来越小……如今恒源祥好不容易东山再起，有了些影响，但又要搬出南京路，从中华第一街上消失，这对恒源祥来讲是极大的损失!他斩钉截铁地向大家保证：在我有生之年，我一定会把恒源祥大厦再次建在南京路！在场的恒源祥员工，许多人感动得热泪盈眶。
中国古代思想家李康曾说过这么一段充满哲理的话：“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土堆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诽之。”1996年，正当刘瑞旗的事业做得十分顺利，恒源祥各加盟厂生产的绒线达到创纪录的11000吨的时候，一股股阴风向他吹来，一道道的暗箭向他射来，几乎毁了这位企业家一生的事业！
1996年春，恒源祥的上级领导收到一封举报信，说是刘瑞旗私设小金库，数额还颇为巨大，于是由上级领导组成的一个工作组开进了恒源祥，调查此事，一查便是7个月。
这一天刘瑞旗被叫到集团办公室，他踏进房间，只见集团领导、集团纪委领导、区有关部门领导以及相关工作人员济济一堂，一个个正襟危坐。见刘瑞旗进来，集团领导让他坐下，开门见山便问：有人举报你私设小金库，数额巨大，你仔细想一想，有没有这回事？
刘瑞旗略加思索，开口便说白话，他讲小金库是有的，保险箱里有8万元的现款，我这么大的一个企业，这么多的加盟厂与特许加盟店没有这点现金周转怎么行？此外账上还有200万的现金，是依照恒源祥的经营模式募集得来的。现在一个企业要想进一步发展，人才是关键，我想在近一两年引进20个博士生、硕士生。但是一个研究生分到单位，一个月只有1400元工资，按照国营企业现在的工资状况是留不住人才的。这笔钱我想用来买几套房子，1室1厅，2个人一套，住上个10年8年，再折价卖给他们。这是一举几得的事情，何乐而不为？
工作组查了很久，将钱的来历与数目一一查实了，与刘瑞旗所说的情况一模一样。但刘瑞旗自作主张、私留了这么多的钱，自然是不对的，这一回他的错误犯大了。
此波未平，一波再起，据查：恒源祥尚有1500万元的利润没有入帐。1500万？这可是一个杀头的数目。上级领导一听，吩咐立即先将账封起来，然后彻底查清！刘瑞旗心如刀绞，感到有口难辩！他对纪委的领导讲：绒线业有它的特点，就是半年生意清淡，半年销售旺季。这些年恒源祥尝到了做广告的甜头。我们现在是股份公司下属的一个企业，钱一入账，再申请领用困难重重。按照“恒源祥模式”，广告由我负责。这1500万是用来投放广告的，各加盟厂知道，广告公司知道，连播放广告的时段都买下了，只不过是还没有到播放广告的时机，钱还没有划走而已。
工作组的同志查来查去，事情确如刘瑞旗所言，每一分钱的来路都清清楚楚，准备的去向也明明白白。但毕竟是1500万，不做广告，便是股份公司的利润，想不到一查竟查到了一个“大金矿”！于是股份公司决定广告不做了，除了补交隐匿利润税及罚款共510万人民币外，其余被公司收去，当作了当年利润。刘瑞旗虽然没有拿到1分钱的好处，但绝对是犯了大错误。
以后又有人举报，说是刘瑞旗私自用黄金造了一批金羊，用作送礼与私分掉了。这件事其实说起来十分简单。当时组织上决定由刘瑞旗负责建造万象大厦时，负责动迁的这一地块上有７家商店，其中有一家万象妇女儿童用品分公司，内设有１个黄金首饰柜台。当时领导明确指示：由于建设资金的不足，这家商店里所有的货物财产归恒源祥，但店里的所有工作人员也要由恒源祥消化。其实这并不是一件赚钱的买卖，但刘瑞旗答应了。因为他晓得，如果自己的企业不收留这些职工，对这些店的大多数职工来讲便是下岗待业！但首饰柜台剩下来的1公斤左右黄金的首饰，由于款色陈旧无法卖掉而留了下来，这些黄金首饰怎么处理呢？摆在恒源祥绒线店继续卖吧，黄金是国家专卖的物资，恒源祥只卖绒线，是不能出售黄金的。盘给其它金店，对方开出的价格是黄金价的七折，这显然是不合算的。刘瑞旗想：现在恒源祥的业务进行得非常顺利，各方面打交道的人很多，其中甚至还有外国的国家元首，不如将这些黄金熔化了造一些金羊送礼用吧。他把自己的主意与公司领导班子的人合计了一下，大家一致同意。为人颇为谨慎的刘瑞旗还仔细了解了一番时下送礼的尺度，1000元人民币以下的礼品不算什么事，于是他就按当时黄金的牌价，规定1.4克黄金造1只羊，共造了100多只。金羊由老凤祥银楼造了出来，到底也是一家历史悠久的老字号，羊造得金光闪闪、栩栩如生，自然人见人爱。但刘瑞旗讲：我不能拿，我们这个班子里的人不能拿，与恒源祥业务往来没有关系的我的亲戚朋友不能拿。根据这3条原则，100多只金羊在1年多的时间里也就送完了。
这便是“金羊事件”的来龙去脉，工作小组一查便查清楚了，关键是刘瑞旗自己与他的亲朋好友没有一个拿到过金羊。刘瑞旗心里非常清楚，在当前市场经济尚不完善的情况下，要发展业务，又要不犯错误，是很不容易的。但他始终对自己把握着一个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自己所拥有的财产要与收入相平衡。然而刘瑞旗又是私设小金库，又是隐匿利润不报，现在再发生私铸金羊的事……他错误不断，一犯再犯，究竟应该对他如何处理？大家都在斟酌、研究、等待……
那些日子，恒源祥的业务大发展，是有史以来恒源祥绒线生产最多的一年。刘瑞旗的工作非常繁忙。他白天依然若无其事地与各加盟厂、特许加盟店的厂长经理们商谈绒线业务的发展，碰到急事还要匆匆赶到乡下去处理，但晚上却是整夜整夜地睡不着觉。不到40岁的人，头上已经有了白发……
他的夫人朱敏华，也是他的同行，原先在万象百货公司工作。朱敏华出生在一个书香门第的大家庭，家境颇好，她是家中5个兄妹中最小的一个，备受宠爱。然而朱敏华的父亲在文化大革命中又吃尽了苦头，坐了好几年的牢，连她几个兄弟也被批斗。生活在这么一个家庭环境里，朱敏华既娇弱又坚强。她皮肤白皙，人很娇小，十分贤惠，而且很能干，写得一手好字。他俩自从1988年结婚以后，琴瑟和鸣，从来没有红过脸。朱敏华明白：自己的丈夫个性倔强，千万斤重的压力总是一人承担，从不轻易向外人流露。现在他还承受得住吗？她轻声细气地对他讲：瑞旗，你瘦多了，身体最要紧，大不了我们不做这个经理，再回到店里去当店员，我不会埋怨你的，我永远伺候你……说着说着她落泪了，反倒要刘瑞旗过来安慰她……
其实，刘瑞旗也知道，自己是愧对朱敏华的。结婚以后，他一直忙于工作，从来也没有好好照顾过妻子与女儿，从来也没有带他们出去游玩过。朱敏华生养孩子以后，有一阵子身体很虚弱，有一次还晕倒在洗手间里。碰巧他有一个会要开，朱敏华苏醒过来，便挥手催着赶他走……他一心忙于工作，对自己的妻儿愧疚太大了，但万没料到竟落到这个境地。怎么办呢？他感慨万千……
这一天夜里，刘瑞旗来到了袁乃中家里，袁乃中的太太烧了几个菜，两人破例喝起酒来。当时还在中国妇女报担任记者站站长的袁乃中自然十分了解刘瑞旗的为人与处境，几杯酒下肚，便对他讲：小刘啊，像你这样的人才到哪个地方发展不可以啊！有些人一而再、再而三地整你，难道你就不想要挪挪地方？俗话讲树挪死，人挪活……
刘瑞旗继续喝着酒，默默地思索着。
袁乃中看了他一眼，又说：我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是上海一家上市公司的董事长，她对你心仪已久，想请你去当她公司的老总。袁乃中搁下酒杯抬起头来，小心翼翼地讲：她答应给你500万的保证金，同时100万的年薪……
刘瑞旗笑了，他搁下酒杯对袁乃中讲：大哥，我真的非常非常感谢你。患难识真情。虽说现在我的年薪还不到10万，但我刘瑞旗就值这个身价？100万后面加个零还差不多！不过这只是笑话，这点挫折压不垮我，我刘瑞旗这一辈子是不会离开恒源祥的……
夜深了，刘瑞旗也已经离去，但袁乃中却翻来覆去地怎么也睡不着。刘瑞旗的身影始终在他的脑海里浮现，他感到胸中有一股暖流在涌动，心中的热血在沸腾，他披衣下床，奋笔疾书，根据他所掌握的情况，根据他对刘瑞旗的了解，写了一份“内参”《应该给优秀企业家刘瑞旗创造更宽松的经营环境》。没过几天，这份“内参”摆在了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上海市委书记黄菊的桌子上。黄菊在上面作了重要批示：此类事情时有所闻，请体改办研处。黄菊书记是在1997年的1月2日作出批示的，当时兼任体改办主任的陈良宇同志想起了在黄浦区基层工作的这位朋友，也在上面作了批示：应该为优秀企业家创造一个宽松的工作环境。人无完人，对刘瑞旗不能苛求。然后将此件送黄浦区，督促他们尽快办理。这样对刘瑞旗调查与处理的速度加快了……
不久对刘瑞旗的结论下来了：事实清楚，而且认识态度好。对优秀企业家要加以保护。但错误还是要处理的，对于刘瑞旗同志的错误，党内给予警告处分，并罚款2000元……
1996年，是刘瑞旗与他的恒源祥辉煌灿烂的一年，然而这也是刘瑞旗与他的恒源祥历尽磨难的一年。“自知者不怨人，知命者不怨天”，这极不平凡的一年总算过去了，但是更复杂更严峻的考验很快又摆到了他的面前。